《让子弹飞》：恣意喧闹背后的寂寞苍凉

影片《让子弹飞》上映时，市场反响热烈，票房一路高歌，大多数观众都觉得影片笑点很多，也不乏劲爆场面，观影过程痛快酣畅。但是，除了情节流畅，人物性格饱满之外，《让子弹飞》似乎与姜文的上一部影片《太阳照常升起》一样，充斥着许多令人疑惑不解的细节，其主题内涵看上去包罗万象但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网上许多影评热衷于对影片中的政治隐喻、现实指涉、暗线的挖掘，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对此，笔者不解的是，一是一部商业电影真的可以无限上纲上线，尽情阐释吗？二是如果对一部影片的解读无法立足于影片本身而需要借助无数的历史背景和资料，甚至可以随意加上观众的猜测和附会，这样的电影评论与电影有关吗？而且，作为影评，如果不涉及任何影像本身的解读，而是将影片的情节浓缩成一个故事，再对这个故事进行无限发挥，那还叫“影评”吗？

在解读《让子弹飞》之前，笔者觉得先要理清影片三个主要人物的前世今生。概括而言，张麻子、黄四郎、马邦德的人生经历极富时代气息，而且呈现了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不同侧面：在“鸿门宴”上，黄四郎向马邦德、张麻子提及，1900年时他见过张麻子（张麻子当时已跟随蔡锷将军）。而且，黄四郎手上有一颗珍藏版的地雷，与之相似的一颗在“辛亥革命”时爆炸了。据此可以推断，黄四郎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黄四郎盘踞鹅城，成为当地一霸，并控制小半个民国的烟土生意，另外做一些贩卖人口的生意，并派了一个假麻子在城外劫杀前来赴任的县长，从而使自己成为鹅城实际上的县长。至于张麻子，他17岁时当了蔡锷的手枪队长，随着蔡锷病逝于日本（1916），他实现不了政治理想，又不想和投机者同流合污，遂与几个兄弟落草为寇。再看马邦德，夫人说他以前是一个写戏本的文人，显然也曾是一个读书人，随着帝制终结，科举废除，他只能混迹于当时属“下品”的“文明戏”舞台，并在1912年左右到山西开矿，生意失败后走上买官发财的路子。

这三个主要人物都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巨大转型和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命运被改写，人生目标被不断重置。张麻子和黄四郎都曾投身于新时代的缔造，但到头来发现不过是替少数几个野心家作嫁衣裳。马邦德曾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一度失势，但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终于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并混得如鱼得水。这样，影片将情节核心放在三个“热血青年”在人到中年后如何有一次致命的邂逅，从此，他们快意的生活被终结，心境也沉重了许多。在三人中，唯有张麻子还存留了当年的政治理想，但现实中又找不到实现这理想的契机和土壤，他只有游走在法律和现实的边缘，看起来痛快恣意，但其实活得最落寞。

由此可见，《让子弹飞》没那么玄乎，但也决非喧闹过后的一无所有。影片真正的暗线乃是张麻子、黄四郎、马邦德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信念，只有理解了这三个人物的历史和现状，才能真正理解影片的立意以及导演的意图。虽然，在这三个“坏人”斗法的过程中，影片编织了大量极富喜剧色彩和戏剧张力的桥段，使观众有一阵阵痛快的眩晕感。但是，作为一个自视甚高且才华横溢的导演，姜文不会将赢得观众廉价的笑声视为一部影片的全部旨趣。对照马识途的原作《盗官记》，影片显然是刻意将背景放在一个动荡纷乱的年代，进而在“变”中呈现中国社会某种不变的东西：国民性中的愚昧麻木、自私狭隘，专制社会中老百姓满足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苟且，社会变革中宿命般的轮回与虚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