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孤独身影
影片开始，就用字幕说明了时间地点：“北洋年间，南部中国”。确切地说，影片的时代背景是1920年（马邦德到鹅城后发现以前的县长将税收到了90年后，也就是2010年），具体地点则不详（从马邦德等人热衷吃火锅来看，可能在四川一带）。众所周知，中国的权力中心一向在北方（最南的时候也不过是南京和杭州），南方向来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而与“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风流缠绵、“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的江南风情相联系。但在北洋年间，中国南部却一直是“革命的温床”，许多对中国政治格局影响深远的变革都是在南部发酵和爆发。或许，影片将地点选择在“中国南部”，正是为了观察影片中的人物在“革命”之后以及在“革命”边缘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图1
字幕之后，画外传来《送别》的歌声，吟唱的是送别故知的伤感，以及知音难觅的感慨。画面渐显，一只雄鹰在众山之中翱翔，这是对雄心壮志的讴歌，但又分明流露出一种英雄寂寞的苍凉之感。镜头随着雄鹰上升，越过了群山的包围，可以看到天空一角（图1）。或许，这只雄鹰身上有着张麻子的心理投射，暗示了张麻子注定只能孤独高飞，而无法与燕雀为伍。
张麻子在山野之中时，天地广阔，活得自由恣意。他临时想到去鹅城做县长，与其说是为了钱，还不如说是想实现他少年时某种匡世济时的梦想。这正是他在打了武举人的板子后所说的，他来鹅城只做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再看张麻子对小六子的期望，他不希望小六子当土匪，也不许他做官，而是希望他去留洋，去学科技。显然，张麻子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意识深入其心。或许，张麻子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面对苦难深重、军阀混战的中国，仍然和那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一样，相信“民主”和“科学”可以救中国。但是，张麻子后来会意识到，“公平”（民主）在鹅城无法实现，黄四郎甚至让小六子死于张麻子追求的“公平”之中。而随着小六子的枉死，“科学”的梦想也成幻影。自此，张麻子的人生目标变成了复仇和匡扶正义。在此过程中，“民主”和“科学”根本没什么用处，唯有武力和大智大勇才能占得先机。
在张麻子与黄四郎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出现了影片中最迷人的场景，那就是张麻子与马邦德心机各异地去赴黄四郎的“鸿门宴”。在那个场景中，镜头运行得相当平稳流畅，大都是横移，显得不动声色，但其中分明暗潮涌动。影片还用分切镜头的近景，将三人分置在不同的画面中，具像地呈现了各怀心思的三人。期间，黄四郎想逼张麻子显出真身，马邦德装糊涂只想着挣钱，张麻子则想与黄四郎斗斗。最后，马邦德问张麻子，“美女你也不要，钱你也不要，你要什么？”张麻子说，“腿，江湖豪情侠胆柔肠之大腿。”此时，张麻子从一个崇尚“民主”与“科学”的革命军人又回归到了一个极富正义感的古代侠客。这既是对张麻子刚到鹅城时自信满满地宣称“公平”的一次反讽，也是对张麻子在小六子死后人生目标失落后的一次呼应，并暗示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可能凭借着“民主”与“科学”走向现代文明。这一点在黄四郎身上其实也有极好的体现。黄四郎曾留学日本，曾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辛亥革命”，也算是一个热血青年。从他有“五代家业”来看，他出身富贵，家族在当地也算显赫。他参加革命，可能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种理想，一种改变社会秩序的努力。但“辛亥革命”之后混乱的政治格局，使得西方式的政治民主无从实现，反而为各种野心家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本和实现个人野心的舞台。此时，黄四郎可能看破了“立宪”的虚幻，回到老家开始经营非法生意。[1]
其实，无论是“雄鹰”，还是“五四青年”，抑或是中国古代侠客，张麻子都与俗世格格不入。这就可以理解，张麻子在策划假绑架并收到了两大家族的赎金后，并不打算离开鹅城，因为他想对黄四郎“杀人诛心”。难怪众兄弟会说和张麻子在一起虽然高兴，但是“不轻松”。因为张麻子有信仰，有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情怀使张麻子觉得钱对他并不重要，黄四郎的生死对他也不重要，“没有黄四郎”对他更重要。（图2）一个清明公正的社会秩序才是他的终极目标。众兄弟无法陪他为一个过于高远的政治理想去打拼，他们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及时行乐。
图2
当黄四郎“从容赴死”之后（笔者对黄四郎是否真正死了心存疑惑），张麻子心生安慰，但另外一种寂寞之感恐怕也油然而生。这不仅是因为民众的畏葸与势利（在“杀四郎，抢碉堡”的利诱面前民众仍然畏缩不前，张麻子无疑会心生沮丧，觉得民众连鹅都不如），更因为“革命者”很容易蜕变成利益攫取者。张麻子仰望天空，告慰六子、老二、师爷（马邦德）、夫人。在一个化镜头中，张麻子的仰拍特写上叠印着一只雄鹰。天空中的雄鹰看似天地广阔，但实际上也可能漫无目标。影片又切到张麻子的仰拍近景，他骑着马行走在山谷中，再次望着那只鹰，镜头拉开，张麻子黯然神伤，低头沉思。他骑着马走在铁轨中间，心生茫然。后面响起了《送别》的合唱，白马拉着的火车再次奔来，只是这次没有火锅冒的烟。画外音响起了花姐与众人的对话，“老三，去上海还是浦东？老三，去浦东还是上海？”老三说，“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2]火车从张麻子身边驶过，后面挂着一辆自行车。车厢后面隐隐站着一个高大的白衣男子，似是黄四郎。张麻子看得发呆，跟在火车后面，镜头拉高，张麻子和火车越来越小，直至消失，画面渐隐（图3）。其实，对于影片来说，黄四郎是否还活着并不重要，张麻子那批身手不凡的兄弟到了浦东，难保不成为“黄四郎”第二。这样，张麻子的理想永无实现之日。影片结尾处，张麻子也许要跟着火车去浦东，去实现一个“没有黄四郎”的世界；也许，张麻子选择了放弃和务实，去浦东当一回“黄四郎”。
图3
张麻子曾对马邦德说，他真名叫张牧之。马邦德反应极快，说好名字，兖州牧，豫州牧（曹操曾任兖州牧，刘备曾任豫州牧）。实际上马邦德自己的名字也含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在纷乱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变革中，两人的理想和抱负都无从实现。最终，张麻子坚持理想却只赢得一片茫然和虚无，马邦德将理想改成了对钱财的追求，最终也死在银子堆里。倒是黄四郎，曾经有过政治理想，后来投靠了大靠山（刘都统），疯狂敛财，活得如鱼得水。看来，在乱世中空谈政治抱负可笑又可悲，唯有如“黄鼠狼”（黄四郎）般会钻营才能屹立不倒（只要不碰上一根筋般的理想主义者）。
再看张麻子手下的那批兄弟，当年也是革命军人，是张麻子的手下，后来随张麻子落草为寇。在野外时，他们也活得恣意舒展，但进了鹅城之后，他们无法认同张麻子的政治理想或者说个人意气。在老六死于非命时，老三等人还想着拼个鱼死网破以复仇，但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或者说随着张麻子目标不断变化，他们也变得务实了，觉得与张麻子在一起“不轻松”。他们在黄四郎大势已去时选择了离开张麻子。面对这种局面，张麻子诧异又坦然。老七在张麻子耳旁耳语了几句，可能是说花姐是黄四郎的卧底，已经收服了老三。当老三搂着花姐对张麻子说，他要替老二娶花姐时，张麻子不由慨叹，老二啊老二（图4）。因为，老二是同性恋，根本不会娶花姐，他喜欢的是老三。如此说来，老三借着老二的幌子娶花姐就不仅显得虚伪，还侮辱了“兄弟情义”。[3]
影片中的两个女人，也是“功利务实”的代言人。如县长夫人，曾是青楼女子，对于做寡妇已经无所谓，对于跟哪个男人也无所谓，她懂得趋利避害，懂得自我调适，她甚至喜欢张麻子作为土匪头子的那种粗犷豪迈。她虽然不一定懂诗书，但对事物却有着很准的直觉。当汤师爷在火车上用刘邦项羽的诗句来恭维马邦德时，夫人都是直接一个“屁”字回应。在去鹅城的路上，张麻子与夫人攀谈，说当过县长，再当麻匪，怕是不习惯。夫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这都展示了她的敏锐与直接。还有花姐，作为黄四郎买来的妓女，死心塌地地帮着黄四郎，而且能做到八面玲珑，既不得罪黄四郎，又能收服老三（收服了老三，自然也就收服了老二）。在黄四郎的势力崩瓦解之后，花姐又能坦然地跟随老三去浦东。
图4
其实，影片中最没有原则和信念的是胡千和武智冲，两人都是黄府的家丁，但在黄四郎大势已去时，武智冲率先带人攻入黄府。胡千面对汹涌的人潮，本来还想抵抗，一看形势不对，立刻转头对着民众说，“跟我来。”在鹅城，根本就不存在“坚定”之类的情怀，所有人都是随风倒，顺势而为，只做对自己最有益的事。
可见，与张麻子不同，影片中的所有人物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都活得世俗功利。影片中活得最纯粹和孤独的是张麻子，他以为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但不承想身边的人全部没有政治理想，只有现实利益。而且，从张麻子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气度来看，众人跟着他实在压力过大。例如，在杀黄四郎的那场戏里，张麻子的安排让众人不知所措，对于他心中的“把握”也猜不准。所以，离开一个过于“出众”的人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张麻子在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年代里坚守高拔的理想注定如空中的那只雄鹰一样，不断追求更高更远更阔大，但天空的尽头可能是空无，而且，在此过程中要忍受无尽的孤独和落寞。至此，张麻子与姜文上一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2007）中的疯妈、梁老师又有了精神上的沟通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