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人物的魅力与“弧光”
当确定了一部影片的“主题”之后，我们其实已经对影片中的“人物”有了基本了解，我们已经知道“人物”在影片中想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和障碍。但是，我们还想知道人物所做的各种选择和行动背后的现实逻辑与心理逻辑，以及人物在这些选择和行动中所完成的转变或者成长。这种“转变或成长”所体现的运动轨迹，正符合电影的本性。
电影最重要的特性在于“运动”，这种“运动”不仅指人物的运动，摄影机的运动，还包括通过镜头剪辑组合所创造的时空运动。其实，电影的情节也呈现出特殊的运动轨迹，例如上升或下降，或者波浪型前进。同时，人物的性格或命运在影片中也呈现出一定的运动轨迹。好莱坞的编剧教练麦基将人物的这种运动轨迹称之为“人物的弧光”，所谓“人物的弧光”就是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者变化历程，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人物的弧光”满足了观众看到“变化”“冲突”在人物身上所打下的烙印，进而以一种更为生动直观的方式印证一段情节的发展。
许多优秀电影都会非常细腻且富有层次地呈现人物的变化。如《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从一个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到一个倾家荡产拯救犹太人的“义人”，中间的“弧光”不可谓不强烈，但影片能够让一切看起来都理所当然，合情合理，观众也毫不觉得生硬突兀。这就是编剧的功力所在。
影片开始时，辛德勒是一个精明、圆滑、长袖善舞的商人，对于犹太人是熟视无睹的。后来，辛德勒出于逐利的需要，开始和犹太人做生意，并巧取豪夺，从犹太人手中“劫收”了工厂。这时的辛德勒还是一个标准的商人形象，甚至比一般的商人手段更高明一些。
影片发展到1小时08分的时候，辛德勒在山上骑马时看到了山下德国人正在屠杀犹太人，是一幅惨无人道的末世图景。在这个场景里，影片中出现了那位著名的“红衣小姑娘”。黑白场景中的“红色”非常醒目和刺眼，这抹红色也灼痛了辛德勒，他甚至将生命和希望的亮色寄托在这抹红色上。
目睹了犹太人命若蝼蚁的无助境况之后，辛德勒开始同情犹太人，并从集中营要了部分犹太人到他的工厂里做工。这时，辛德勒人性中出现了转变的“弧光”，但这道“弧光”并不强烈，其弧度显得非常平缓。因为，辛德勒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仅仅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悲悯。辛德勒让犹太人到他工厂里做工，同时兼顾了同情心和资本家的逐利之心。因为，用犹太人比用波兰人更便宜。
后来，通过与他的会计斯坦的接触，辛德勒对犹太人逐渐有了同理之心，并越来越信赖甚至依赖这位会计。当辛德勒在司令官的别墅里遇到海伦时，他和海伦有一场平等的对话。他俯下身来，用心触摸到了海伦身上的屈辱、痛苦，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绝望。辛德勒安慰并鼓励了海伦。这时，辛德勒才开始将犹太人当作“人”来看待，在情感和精神上将犹太人作为朋友来对待。这是他突破资本家身份的一道变化之光，他开始能够平等对待，并理解、尊重犹太人。这也可以理解，辛德勒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亲吻给他送蛋糕的犹太女孩，以致让德国人侧目的内涵。也是在这里，辛德勒的情感天平不仅开始倾向犹太人，而且开始疏离纳粹德国人。
当辛德勒将犹太人运到捷克开办兵工厂时，辛德勒站在站台上伸开双臂向犹太人发表讲话。这个动作暗示了辛德勒虽然在情感上认同了犹太人，但在客观身份上，他与犹太人并非平等关系。因为，辛德勒是上帝般的拯救者，而犹太人是如羔羊般的被拯救者。这时，辛德勒得知有一火车女工被误操作送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辛德勒前去德国军部交涉，军部答应赔偿他相同数量的女工。如果辛德勒还停留在居高临下地同情犹太人的层次，他会接受这个方案。因为，对于没有投入情感的资本家来说，这一车犹太人跟另一车犹太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不影响他对犹太人的同情。但是，辛德勒经过前面的心理嬗变之后，他与犹太人之间已经并非简单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他对于犹太人也不仅仅是悲悯，而是有了理解、尊重。因此，那一车从波兰运来的女工对他而言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他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终于要回了那一车女工。这批“劫后余生”的女工回到捷克时，辛德勒走在她们中间，明显融入其中，成为犹太人中的一份子。
后来，辛德勒将会计视为家人一般对待。有一个场景中，辛德勒一边搂着会计，一边搂着妻子，影片甚至通过构图的变化，将辛德勒的妻子从画面中切掉，观众只看到辛德勒亲热地搂着会计。这时的辛德勒对于会计，对于犹太人已经超越了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而是真正的休戚相关、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朋友关系。辛德勒还冒着巨大的风险允许犹太人在他的工厂里过安息日，这是对犹太人宗教传统的尊重，当然也是对犹太人作为一个种族的尊重。这时的辛德勒相比于开始，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人物弧光”。
最后，当辛德勒要告别犹太人时，会计送上了全体犹太人的一点心意，一个用金牙做成的戒指。辛德勒非常感动，并深深自责，戒指掉在地上时，辛德勒俯下身去捡。这是辛德勒在影片中唯一一次比犹太人低，像是一种谢罪的姿态。辛德勒将戒指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这本来是戴婚戒的地方，犹言这个戒指对于辛德勒的重大意义。
本来，在辛德勒告别犹太人，犹太人送上戒指和情况说明书时，辛德勒身上的“弧光”已经到达顶点，即他从一个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成为一个为了救犹太人倾家荡产的“义人”。但是，辛德勒在犹太人面前“俯身”的动作却让我们看到这场拯救的双向维度，即不仅是辛德勒拯救了犹太人，在某种意义上犹太人也拯救了辛德勒。试想，如果不是拯救犹太人，辛德勒的人生将会是空虚无聊的，他的内心将会是麻木干涸的，他的人性将会是冷漠而卑劣的，正是因为拯救犹太人，辛德勒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了，他不仅复苏了作为人的情感和人性（对照司令，他拒绝人性复苏，最后被处死），更因良知的照耀而使他的人生变得高贵而充盈，超越了他此前设定的挣钱的人生目标。这时的辛德勒真正成为了一个传奇，成为了犹太人口耳相传的英雄和上帝，被犹太人世世代代纪念，这种人生高度，正是拯救犹太人所赋予的。
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层次的人物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显得从容而有耐心，细致铺垫，稳步上升，让观众看到了人物变化的完美“弧光”，影片也因这道“弧光”而具有了运动轨迹和情节发展脉络，即有了故事发展的“弧光”。
在分析一部影片时，我们要注意把握人物的性格变化或者命运轨迹，揭示出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运动和情节的运动相交织的状态。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我们可以将影片开头的人物与影片结束时的人物作一个对比，看看他们之间是否有了明显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是性格方面的，也可以是处境或命运方面的，更可以是内心感受和价值观念上的。如果影片中主要人物的运动形态在开头和结尾之间只能划一条没有起伏的直线，说明这个人物在剧本中没有经历性格或处境的变化，或者说那些情节中的冲突没有在人物内心深处打下烙印。对这样的影片，观众会觉得平淡而乏味。反之，当我们发现人物前后有了重大或者根本性的变化，这可能正是创作者的意图，即通过人物的这种变化来强调一种价值观念或者人生选择。
我们再以影片《布鲁克林警察》（2010，导演安东尼·福奎阿）为例，来考察一部影片如何丝丝入扣地处理人物的变化（人物的弧光），并通过人物的变化凸显影片的主题内涵。影片的情节如下：
影片聚焦于三个不同的纽约警察的生活，展示了一幅另类的警察生活的画卷。每个警察都面临着自己的困境、每个警察都要正视自己的生活。
理查·基尔扮演的艾迪·杜根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警察。还有7天，他就要永远告别警察这个岗位，靠领取退休金生活了。因此，他不想惹任何麻烦，不想再执行什么任务，更不想发生什么意外。可是，事不遂人愿，他被要求带领一名新丁上岗，卷入了一些麻烦，并见证了司法机关的黑暗。在熬到退休之后，艾迪·杜根却决定救助一位被胁迫卖淫的姑娘。
伊桑·霍克扮演的萨尔，有好几个孩子，可是他却和妻子以及孩子们挤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在纽约警局的薪水根本不够他去买一栋大房子。换房心切的他急于搞到一笔钱，于是他开始把手伸向了毒贩的赃款，最终死于毒贩之手。
唐·钱德尔扮演的谭戈是一个打入毒贩内部的卧底，他希望完成这次任务之后能有一份办公室里的工作。警局派给他的任务是卧底到一名黑帮暴徒卡兹身边，伺机端掉他的整个犯罪集团。可是这个卡兹却在监狱里救过谭戈一命，心存感激的谭戈难以抉择，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卡兹被另外的黑帮打死。谭戈想为卡兹复仇，却意外死于另一名警察之手。
对于这部影片的编剧来说，他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有层次，有情感依据地完成人物的转变。这是电影剧本中经常要处理的难题。因为，对于一个故事来说，只要情节在发展，就会呈现出一条情节发展的轨迹。但是，在有些影片中，情节在发展，人物却未必在发展，或者人物的转变过于突兀，缺乏根据。这就未能体现“人物的弧光”。
我们先来看老巡警杜根，他的动机是一生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只想熬完这七天，顺利退休。任何一个人物的动机都不是毫无来由的，而是一定深植于他的三个生存维度（生理、心理、社会）之中。影片交代：杜根离婚了，人生没有目标；杜根见过同事因为伸张正义而被杀害；杜根执勤几十年，见过太多邪恶的事情，认为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偶尔伸张正义而有所改变……因此，杜根决定平平稳稳地熬到退休。但是，杜根最后却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被胁迫的白人女孩。这对于一个一生纪录平庸、心如止水的警察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为此，编剧必须让观众觉得势在必行，让观众能够细致入微地进入杜根的内心深处，找到他转变的原因。
编剧设置了这样几个细节：杜根曾在警察局无意间看到失踪妇女的照片，照片上那个温婉美丽的姑娘给杜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根的新同事因为冒失而打死了人，警察局不是想着公开真相，而是想让杜根做伪证，这让杜根对司法系统有些失望；杜根曾看到那位失踪的姑娘被几个黑人胁迫着卖淫，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深为同情，但未能行动；杜根去办理退休手续时，他的警徽被随意地扔在箱子里，杜根突然感受到一种人生的空虚，被人轻视和忽略的失落；杜根曾想带着那位妓女去开始新的生活，没想到被对方拒绝了……凡此种种，让杜根觉得整个人生变得一片空无，他的一生不仅是失败的，而且是苍白的，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书写的事迹。于是，杜根决定去救那位姑娘。
在杜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物的弧光”，这个“弧光”体现了优美的弧度，而不是突兀地转折，编剧精心地为杜根的转变设置了多个情绪触发点。这些触发点逐一累积，使杜根的人生目标得以提升，动机也由此得到升华。
我们再来看缉毒警察萨尔。他身为警察，自然知道法律的尺度。而且，萨尔还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总体上是一个好人，一个正常的警察。但是，编剧却要让他去抢毒贩的赃款。为了完成这个转变，编剧必须为人物设置独特的处境，让人物别无选择。
萨尔的困境不仅仅来自于家庭人口多房子小，更来自于他妻子又怀了双胞胎，马上就面临没有婴儿房的窘境。更重要的是，萨尔的妻子患了一种肺部疾病，甚至可能导致流产，这种疾病的根源是房子老旧，墙壁里有一种霉菌。可见，编剧为萨尔设置的是一种“冲突的不断升级”：孩子多尚且可以勒紧裤袋过苦日子；妻子又怀孕了，无非是生活雪上加霜而已，似乎也能挺过去；但妻子怀的是双胞胎，日子就有点难以为继了，居住空间也将无可腾挪；妻子又因为房子老旧而患病，这不仅将增加家庭开支，甚至可能导致流产。现实处境的一步步紧逼，将萨尔的全部退路都堵死了，他决定换一栋更好的房子，甚至已经约好了看房子的时间，可钱一时到不了位，房东却一次次打电话来催，说已经为他提供了机会，房子随时可以卖给别人。这样一来，萨尔就没有退路了，必须立刻行动，于是决定去抢毒贩的赃款。
编剧在处理萨尔的人物“弧光”时，能够做到有条不紊，步步紧逼，逐渐将萨尔的全部退路都堵死，并且将萨尔改变处境的期限一再压缩。这样，如同被困的野兽一样，萨尔心中的兽性被激发出来，他顾不上警察的职责，顾不上司法正义和人性良知，大开杀戒。在萨尔的心理转变中，观众未必赞同，却能够理解。这就是编剧的功力。
再看卧底警察谭戈，他是一位黑人，一心想远离布鲁克林区黑人宿命般横尸街头的命运，远离毒品、暴力，因而冒着生命危险去做卧底。在做卧底的生涯中，谭戈虽然经受着沉重的压力和非同寻常的危险，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警察身份，也没有忘记警察的职责。但是，编剧却要让谭戈放弃警察的职责和正义感，去为一位黑帮老大，同时也是一位毒贩复仇。这对于人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编剧必须让这种转变显得可能，甚至必然。编剧为谭戈设置了这样几个刺激事件来完成他的转变：谭戈做卧底时一直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冒着生命危险，但上司对他没有足够的理解和尊重，漠视他的心理感受，甚至让他去陷害毒贩卡兹；卡兹对谭戈有救命之恩，谭戈从警察的立场来说应该逮捕他，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可能无视自己道德上的愧疚感；卡兹被另外一伙毒贩杀死，警察是共谋，这让谭戈对警察失望。有了这些铺垫之后，谭戈佩戴着警徽去执行私刑和私人意义上的复仇就显得理所当然。在那一刻，谭戈是把自己当作一名“伸张正义”的警察来看待的，他不再信任那些坐在办公室的警察，他想用自己的鲜血为警徽添上一层深厚的人情味。
从人物塑造和人物转变的处理来看，《布鲁克林警察》是出色的，观众基本上能够认可人物的选择和行动。当然，由于影片选择了三位警察作为主人公，将他们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试图展现布鲁克林警察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必然导致影片对于某一个具体警察的塑造用力不足，背景信息披露不够，必要的铺垫准备不充分。但是，影片的主人公虽然有三位，却仍然保证了主题的一致性，没有使三个人物的故事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不能形成主题上的凝聚力。
具体而言，杜根的故事暗示了：“只要你愿意拯救自己的人生，担当起警察作为正义使者的角色，什么时候都不会迟。”因为，杜根是在退休之后才完成对那位被胁迫姑娘的营救。因为这次营救，杜根不仅重塑了警察形象，也拯救了自己平淡无奇的人生。
在萨尔身上，我们发现：无论出于怎样正当的理由，警察一旦放弃作为警察的职责和正义感，就必然走向失败甚至死亡。因为，编剧不想让观众认为，萨尔为了家庭而杀人、抢钱就是正当的，就是可以效仿，可以被原谅的。
在谭戈身上，我们同样发现，一个警察过于沉浸于私人情感中，放弃警察的职责与正义感，也会走向失败甚至死亡。由此我们发现，影片中三个警察的故事中有着主题上的一致性：警察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正义感，才能获得救赎。杜根是从正面来证明这个命题的，而萨尔和谭戈是从反面来证明这个命题的。正反合一，影片的主题得到统一。这正是编剧的高明之处，也是这部影片的高明之处。影片看起来展示了布鲁克林警察内部的诸多黑暗、堕落、不公，但凸显的仍然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主题。
《布鲁克林警察》的例子还向我们证明，一部影片的人物是否有魅力，不在于人物是正面还是反面，而是看人物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同”，也就是观众是否能够认可人物的动机，尊重人物的选择，对人物产生“移情”效果：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做。
在分析电影中的人物时，不像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只要一个正面人物身上也有一些小缺点，那这个人物就是真实的，立体的；只要是反面人物，就不可能得到观众的同情，遑论理解与尊重。其实，评价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依据在于人物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同”。如果人物不能让观众产生“代入感”，正面人物一样会显得空洞虚假，反面人物则会像恶魔的符号，而不具有真实可感的现实感。如《布鲁克林警察》中的三个人物，我们很难用绝对的好人坏人来评价，但我们却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尊重并认可他们的选择，这就是成功的人物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