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成长的阵痛与迷茫
《阳光灿烂的日子》分为两个时空，一是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二是20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的北京。
影片开始，是成人马小军的旁白，“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功夫她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破坏了我的记忆，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象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在这平静得有些苍白的语调中，流露出一个中年男人历经沧桑后回忆青春年少时特有的坦然与伤感。在这富有诗意的语句中，既体现了人的成长，更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20年的时间使北京从一座“革命之城”变成一座“现代都市”。时间的变化使得北京脱胎换骨，那些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我”要在一个已经变化了的场所追寻已然逝去的青春记忆，因为缺少特定的标志物，这种追忆就成了一次夹杂着回忆、想象、幻觉的自我调适、安慰，必然会渲染一些快意的时刻，也必然会夸大或扭曲一些失意的内容，还会过滤掉一些内心不愿触及的部分。这就可以理解，“我”的记忆总是与夏天有关，因为“夏天”指涉了青春热情、内心渴望、难抑的焦虑。或者说，“夏天”的故事因为与假期相伴，使我充分地体认了“自由”因而印象深刻。当然，也因为“夏天”，一些平时被压抑的欲望似乎也喷涌而出，每个人都少了许多掩饰，坦露了更为真实的自我。成年马小军的这段旁白使影片主体部分带上了浓郁的情绪色彩，青春往事成了一段经过了主观加工的“回忆”，观众观影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如何找到这些加工的痕迹，进而理解影片创作者的加工动机以及意欲表达的主题内涵。
6分49秒，马小军一伙人骑着自行车去上学，经过大院门口时，冲着骑着一根木棒的傻子大喊“古伦木”，傻子回应着“欧巴”。6分54秒，在一个纵深画面中，一条巷子被阳光分割成阴阳两界，纵深处巷子像是要相交，马小军一行唱着粗俗的歌曲向前景处飞驰而来。旁白说，“七十年代中期，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街上也没有那么多人，比我们大几岁的都去了农村和部队，这座城市属于我们。”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马小军一伙人自由的原因：父母大都忙于工作或在外地，比他们大的孩子又上山下乡或服役，他们处于一个权力的真空，没有父母的管束，没有兄长的压制，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又不能有效地渗透进他们的思想，他们可以完全释放青春年少的狂放与不羁。
马小军后来一次次闯进别人家时，旁白说，“当时的人们没什么钱，没有什么电器，屋里多是单位发的家具。”而且，马小军可以放心在别人的床上睡觉而不被人擒住，“那时候人们上班是从来不溜号的。”这时，旁白的声音实际上在对两个时代进行对比：20年前的北京被整饬得井井有条，人们生活在一种单纯明朗的秩序之中，虽然清贫但是积极健康。20年后，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盛，但人们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精神健康、单纯的状态中了。
如果没有20年后的视角，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马小军来说确实很美妙，美妙到可以尽情挥洒青春热情，释放青春冲动，美妙到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找到“私人感动”。例如，马小军与同学们迎接外宾时，个个穿着白衬衫，脸上涂着胭脂，和着欢快的歌声起舞，“美丽的鲜花在开放，在开放。贵宾客人来自远方，来自远方。欢乐的歌儿高声唱，高声唱。友谊的花开万里香，万里香。”镜头拉开，胡老师也在起舞，彩旗、绸带、鲜花，装扮出一个温暖和煦的世界。镜头再次拉开，成俯拍的正面全景，众人跳着整齐划一的动作，喊着富有节奏感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前景处，一行汽车飞驰而过，仅在一个一闪而过的中景镜头中看到一辆车里有一位外宾双手合十向众人致谢。在这个被精心安排的、秩序井然的仪式里，众人的个性和差异都被消弥，成为“人民伦理”中标准化的零件。马小军在这样的场合仍然是开心的，因为不需要思考，一切都被安排，一切都已固定。
33分40秒，朝鲜人民军乐协奏乐团访华演出时，马小军一行以及于北蓓喝着汽水坐在栏杆上，看着众人走进音乐厅。突然，音乐厅里一阵喧闹，公安人员将那个冒充朝鲜驻华大使的中年人推下台阶，中年人解释，“我就是爱好音乐，我就是想看看演出。”这是那个年代里一个普遍性的悲剧，个体没有表达自己个性与渴望的机会，一切都被安排，被集体规划，生活中只有集体性的事业、理想，只有符合政治意识形态期待的追求，而不能有符合个体生命热情的兴趣爱好。当然，当时的马小军不会体会成年人的悲哀，他只当是又看到一出“神圣庄严”被解构的闹剧，他不知道不出意外的话自己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步这个中年人的后尘。
也许，马小军青春成长的阵痛来自于他打碎了所有的偶像与权威后的无所适从，他的迷茫来自于自己苦心追求的理想爱情竟然是一个幻影。90分19秒，他们被老干部的老婆从影院赶出来之后，在一个舒缓移动的镜头中，摄影机从屋顶上扫过，一个上升，捕捉到了马小军及米兰等人坐在屋顶上，唱着忧伤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图17）。在一片蓝色调中，画面中流溢着一种莫名的沉静与忧思。或许，他们在这个晚上成熟了许多，既然成人并不能引导自己的成长，或不值得自己去效仿，他们就追寻内心的成长历程。此刻，那些“革命叙事”中的“英雄主义情怀”再无法成为他们的信仰，他们无法也不屑于从老师、父母那里得到精神支持与鼓励，他们只能在一片空无中孤独前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阵痛和迷茫是一代人的成长烙印，这导致他们在“文革”之后再无精神信仰。20世纪90年代，当物质的富足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缺时，他们反而开始怀念“文革”中那段“激情飞扬”的时光。在世俗功利、冷漠空虚的现实映衬下，“文革”时期集体伦理背景下的充实、有序反而令人怀念。
图17
面对那一段青春岁月，影片的叙述者异常矛盾，在回忆中摇摆不定。因为，真实可能平淡，可能残酷，叙述者多么希望通过回忆的力量将过去改写。在马小军和刘忆苦过生日那次，两人因为米兰大打出手。这时，旁白笑起来，“千万别相信这个，我从来就没有这样勇敢过，这样壮烈过。我不断发誓要老老实实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我悲哀地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我现在怀疑和米兰第一次相识就是伪造的。……天哪，我和米兰从来就没熟过，还有余北蓓，怎么突然消失了呢？或许，或许她们俩原本就是同一个人。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我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坚韧不拔的努力却变成了谎言。”既然如此，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究竟源自于想象的虚构还是回忆的主观处理？
也许，过去的真实性无从追寻，青春成长的阵痛与迷茫也可以在时间的洗涤中变得云淡风轻。唯一的真实是，那段岁月已经过去，再也不会拥有。影片结束回忆之后，是一个渐隐渐显，影片又成黑白，中年的马小军一伙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喝酒聊天，已经智力低下的刘忆苦抢过酒瓶就喝。突然，刘忆苦对着车窗外大喊，众人循声看去，原来是天天骑着木棍的傻子。众人大喊“古伦木”，傻子置若罔闻，物我两忘地行走在北京街头，任旁边车水马龙，任众人叫喊，没有接上“欧巴”，只回了一句“傻逼”（图18）。众人大笑，汽车拐了一个弯，消失在车流里。
影片现实部分都用了黑白色，“文革”时期却用了彩色，而且大多数场景都用了暖色调的桔黄色高光，这正说明了叙述者的情感立场。这不仅是一种缅怀，一种祭奠，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失望。因为，现实变得太快，现实变得太冷漠和苍白，再也不会有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种变迁中，曾经如答录机般准确的傻子都“与时俱进”地将暗号由“欧巴”换成了“傻逼”。那么，还有谁没变？还有什么是可以凭依的？
这个结尾实际上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姜文电影的一个缺陷，即他总是擅长解构与颠覆，却不擅长建构。他已然知道“过去”只是由“宏大叙事”包装的光鲜外表，“阳光灿烂”也可能是事过境迁之后自己的一厢情愿和虚构，但他又希望从“过去”找到某种精神向度和理想激情。也就是说，姜文想在自己亲手拆解的历史废墟中虚构一座精神之塔，而这“精神之塔”是曾被自己否定并带给自己阵痛体验的。至此，姜文已经有意无意地承认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只是一个幻觉，一场骗局，那他自己却甘心在这种幻觉和这场骗局中自我陷落并沉溺其中，这是一种沧桑过后的怀旧，还是一种世事看透之后的绝望？
图18
【注释】
[1]王朔.动物凶猛［J］.收获，1991，6：1.
[2]［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A］．见：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6.
[3]同上书，1992：52.
[4]金丹元．论全球性后现代语境影像的一种发展态势［A］．见：金丹元．“后现代语境”与影视审美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