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的转变与建立
在经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后，洋务运动彻底宣告失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世界列强纷纷效法日本意图瓜分中国版图。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思潮迅速地发展，成了爱国的维新变法运动。正如梁启超所言：“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8]政治制度的不如人导致了中国如今的积贫积弱，因此变法维新势在必行，而维新志士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将战略眼光放在了教育这一领域，当时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沿袭明制，尤其强调科举，学校教育则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清政府对于中等以及初等教育毫不在意，具体措施甚少，地方政府兴办的书院也屈指可数，一些少年儿童仅能在私塾中接受基础教育，因此清末的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异常落后。
1.由教育内容转到制度上的学习
在教育上，维新派提出了许多主张，并完成了由西学教育内容上的学习到教育制度上的学习。首先，维新派将科举制度的弊端示于人前，如康有为指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士虽多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取士为之。”[9]维新派呼吁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培养经世致用之人，让西方近代的教育制度在中国有立足之地。其次，维新派认为设立新式学堂应该要仿照西方设立三级学校机构，郑观应于1892年就提出了“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男女自5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7，在这里他强调了应该仿照德国推行义务教育，教育兴国，人人都需接受基础教育。他还把教育阶段分为三等，即7到15岁入初学、15到21岁入中学以及21到26岁入上学。同样的，康有为也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以及大学院的设想，向光绪帝提出了除旧布新的建议，如要设置独立的近代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等等。
再次，维新派已经不满足于洋务派当时对于“西学”中西文、西艺的学习，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政治思想。梁启超就曾以日本为例子，谈及“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兴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年而崛起于东瀛矣”。7他要求推动政治内容的学习。此外，维新派还提倡兴办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往往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不受重视，而女学则在西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由于西学的广泛传播，“兴女学”的口号被提出，康有为就在《大同书》中格外青睐女学，提出了女傅、胎教的设想。
2.清末新政下教育制度的建立
经历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两次惨败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国家岌岌可危。清政府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主动进行了变法，于是在1901年，慈禧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清末新政”。在张之洞等人的推动下，清政府对当时的教育进行了改革。
（1）留学生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清末新政”的其中一项教育改革就是更广泛地派遣留学生，包括当时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爱国青年们在清政府的鼓励政策下积极地投入到留学日本的队伍中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十年间，留日的人数逐年递增，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戊戌变法后逃亡至日本的维新派。这些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清末社会的变革，也促进了当时教育的发展，而这些留学生也在清末新政中崭露头角。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兴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在张之洞与张百熙的幕僚中不乏许多留日归国的学子。因此在二张所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的起草过程中，这些留学生的贡献很大。这两个章程主要参考了日本学制，分为三段六级，三段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六级即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这也是我国近代学制的开端。此外，清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而“尚武”由于受留日学生影响被大力倡导，它效仿于日本的军国民教育。“请定军国民教育主义案”由各省教育总会正式提出，甚至直至民国仍沿用清朝教育体制，在其教育宗旨中保留了军国民教育的内容。
在新政的影响下，清政府下令各省府州县的书院一律改建中小学堂，自此，全国许多大中小学堂、专门学堂等等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这无疑带来了师资紧缺等问题。清政府同样派遣了大量人员前往日本学习师范课程，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缓解了师资紧张的矛盾，并迅速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学校基础教育的发展，逐步取代了日本教习在学校中的职位，成为晚清中小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另外，留日学生通过引进日本的课程组织（如清末师范学堂的学制和课程组织都模仿日本高等和寻常师范的学校规程）及新式教科书和教育理论著作，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观念的形成。
（2）教育制度的挑战与建立
在此背景下，现代教育制度开始酝酿而生，前文中所提及的《钦定学堂章程》是由张百熙于1902年主持制定的，即“壬寅学制”。它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将大学分为七科（政治、文学、农业、格致、工艺、商务、医术），分科设学。这个全新的学制设计是对传统教育制度的挑战，立学宗旨以“三纲五常”为基础。该学制中的蒙学堂、小学堂以及中学堂章程的教育目标围绕道德、知识与身体三个维度展开，“德智体”三育的教育形态初步显现，并逐渐成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的课程设置都以此为基础。
1904年，中国近代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的建立，是清末新政期间另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改革，取代了“壬寅学制”，成为第一个中国历史上由官方颁布并在全国实施的新型学制。“癸卯学制”体现了张之洞的学术分类原则和分科思想，但仍强调了“中体西用”，因此在《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等。
3.废科举后对于教育制度产生的影响
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除了创办新学堂、鼓励出国留学以及建立癸卯学制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科举制。在“清末新政”时期，虽然科举制有一部分的改革，减少了取士的弊端，但伴随着学制的改革仍难以适应兴学育才的迫切需求。当时的社会，仍旧以科举为取士重心，因此地方各级官员以及广大的读书人等等都对兴办的新式学堂持观望态度，学堂并未真正往积极的方向发展起来，科学教育仍止步不前。
为了推广学校教育，更好地培养人才，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宣布正式废除科举制度，自此中国传统教育终于完成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革。此后，科学教育无论是在体制、规模还是专业课程上都得到了长远的发展，这是传统高等教育到近代高等教育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从管理体制上来看，科举制的废除推动了新的各级教育管理机构的创立以及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并且扩大了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能。以学部（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为首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立推动了科学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新式教育也在大规模地发展，高等学校的招生数量迅速增长，办学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参考表1-2）。
表1-2 1907—1909年全国高等专门学堂及学生数量
各类高等学府也开始大量引入西方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课程，渐渐地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譬如清末创办的24所高等学堂，在废科举后陆续有19所开设高等正科，由此可见课程设置逐渐趋近规范化。而在维新变法时期被搁浅的京师大学堂也在废科举后重获新生，它于1910年3月正式开办分科大学，除医科暂缺，共设7学科13学门，其中“中学”4门，“西学”达到了9门。这些各类科学课程也成了奖励科名考试的主要内容，受到了普遍的重视。除此之外，科举制的废除冲破了传统教育的枷锁。清政府对于留学生的派遣和放松控制，也使得1905年以后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单独看留日学生数量，1901年只有280人，而到了1905至1906年就猛增到8000人以上。废除科举制对于当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清末新政”中对于教育的改革为中国教育今后的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校教育也在清末开始萌芽，后又经历民国时期的不断完善趋于稳定，其中中小学教育尤其得到了新的发展变化，而“西学东渐”也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转变与建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可谓是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