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融合到文化融合
1.地域融合
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苏地处长江两岸，东临上海，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其成为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而上海，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1927年设市初始仅有527.5平方公里，如今的松江、宝山、嘉定、青浦、南汇等10县仍在江苏省松江专区。直至1958年1月，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嘉定、上海、宝山三县划归上海市领导。11—12月，又将江苏省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崇明七个县划归上海市领导。[1]通过这一区划调整，上海市的辖域面积扩大到6185平方公里，从而解决了上海面临的工业建设空间不足、人口规模持续膨胀、副食品供应日趋紧张三大问题。由此，江苏和上海从隔壁“邻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域融合。
2.文化融合
从文化层面上看，江苏地灵人杰，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苏派教育同样源远流长，形成了深厚的底蕴和优良的传统。历数我国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家：陶行知、叶圣陶、黄炎培、陈鹤琴……他们或生于江苏，或长于江苏，或实践于江苏，其教育主张既根植于江苏本土，又吸纳了域外文化教育的有益经验，汇聚成苏派的教育思想，呈现出“中西结合、经世致用、立人为本”的特色。
自近代开埠以来，上海一直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欧风美雨”为海派教育的形成打开了一扇窗户。而大批苏派教育家也将上海作为教育改革的阵地，推动了海派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使苏派与海派教育在源远流长的发展中不断交汇、碰撞、融合，实现文化归并。
（1）陶行知与“生活教育”
1927年3月，陶行知在南京北郊创建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提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对生活教育进行反思。他创办“山海工学团”，建立小先生制，投身国难教育。陶行知在上海的时间虽然只有5年多，但却极大地深化了生活教育的理论思考，并有力地推动了上海乃至全国新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2]
（2）黄炎培与“职业教育”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教育司司长。他多次赴美、英考察，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他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首倡者和推进者，被誉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之父”。
黄炎培倡导的办学方针为“社会化、科学化、平民化”，他提出如下教学原则：“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他以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教育形式革新现行教育，体现了其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对教育变革的务实求索。
（3）陈鹤琴与“活教育”
1923年，陈鹤琴创办我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1941年，他创办《活教育》杂志，标志着活教育理论和活教育运动的开始。1945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督导处主任督学，同年底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继续他的活教育实验。
陈鹤琴的活教育教育理论，即“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他把大自然和大社会视作“活教材”，强调“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活教育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下对封建旧教育的有力批判，也是抗日战争烽火催生下时代精神的体现；既是对欧美新教育的吸收和再创造，更是陈鹤琴长期教育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结果。[3]
纵观几位教育家的教育实践轨迹，不难发现：他们的教育实践改革无一不是发源于江苏，发展于上海；形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既体现了苏派的历史源流，又凸显了海派的教育特征，形成了两地文化的相互映照与融合。这样的文化融合，必然会影响“淑新”课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