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体制的沿袭与革新
由于苏联《教育学》理论的深入，政府接管教育，确立了以学习苏联为主的教育教学理念、对已有的旧教育进行改造改革的教育方针，全国上下展开了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运动，从而形成了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内容和统一教科书的“大统一”管理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贫弱，培养能为国家建设与发展服务的人才迫在眉睫，并且因为课程管理的集权以及课程实施的大一统模式，当时的课程价值观具有较为浓厚的革命思想，这一时期的课程主要围绕爱国主义思想展开。
随后的几次课程改革，建立了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从而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建设。[4]
1.新中国的课程改革
（1）学制改革
在解放初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沿用1922年时国家颁布的壬戌学制，当时是学习美国采用了小学六年制，进行“四·二”分段。解放前，很多农民基本没有办法读完六年小学，一般只能读完四年小学就不再接受教育。所以，解放后，国家明确了“教育面向工农”的改革思想。要让教育面向广大劳动人民，学制必须进行改革。
1950年6月，在北京的几所小学中率先进行五年一贯制学制试验，效果不错，全国其余地方也尝试实行五年一贯制。在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小学暂行规程（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小学教学计划，确定了小学学制为五年一贯制，年满7周岁的儿童方可入学。同年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小学实施五年一贯制的指示》，规定“除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游牧区及个别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地区，可以推迟实施外，其他地区，不分城乡，争取到1957年秋季，小学全部改为五年一贯制”。[5]根据这项规定，全国各地小学纷纷开始实施五年一贯制教学计划。
1953年11月26日，政务院通过了《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指出了小学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如“原有师资力量较低，校舍简陋，加上近一两年来发展较快，又未能适当地考虑解决师资校舍等问题，以致学校混乱现象很严重，教学质量很差”。又针对小学学制问题指出，“关于小学五年一贯制，从执行情况看来，由于师资教材等条件准备不足，不宜继续推行，因此已从本学年起，一律暂行停止推行。小学学制仍沿用四·二制，分初、高两级。初级修业期限四年，高级修业期限二年。”[6]五年一贯制因一些实际操作问题暂停，小学继续实行四二制。
1954—1956年间，学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对教学计划进行了修改和增补。[7]
（2）课标改革
为推行五年一贯制，1950年7月，教育部学习苏联的教学大纲，制定了《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对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图画、体育这八门学科做了规定，把“课程标准”改为“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其中《小学语文暂行标准（草案）》中提出小学语文教学目标：“一、使儿童通过以儿童文学为主要形式的普通语文体的学习、理解，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二、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语文体表达思想感情。三、使儿童通过写字的研究、练习，能正确、迅速地书写正书和常用的行书。四、使儿童通过普通话和语文体联系各科的学习，能获得初步的自然史地常识，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国民公德。”[8]对比1948年的《国语课程标准》中的目标，对于儿童阅读方面的要求提高了，在写字方面的要求补充详细了。其中不仅要掌握正书的书写，还要能书写部分行书，并且要求语文与其他学科相联系。在教学目标中还针对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维度做出了要求，这个教学目标与现代教学的三维目标有一定的对应。
1952年2月，教育部组织翻译出版了《苏联初等学校算术教学大纲》；7月，教育部成立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起草委员会，借鉴苏联的经验，进行本土化的教学大纲编写。同年，编写完成了《小学算术教学大纲》和《小学珠算教学大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统一实施的小学教学大纲。
对比1948年的《算术课程标准》和1950年的《小学算术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2年制定的《小学算术教学大纲》和《小学珠算教学大纲》将小学算术分为算术和珠算两个大类。其中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52年的两个大纲中没有了以前的目标，换成了教学说明，比如在《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中在说明部分指出：“小学算术教学的任务，是保证儿童自觉地和巩固地掌握算术知识和直观几何知识，并使他们获得实际运用这些知识的技能。算术教学应该培养和发展儿童的逻辑思维，使他们理解数量和数量间的相依关系，并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里相对以前的课标，对学生应具备的数学素养进行了明确。在大纲中对整数四则运算、复名数四则、直观几何知识、分数小数百分率、应用题、口算这些知识类在各年级的要求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和梳理，并提出：“在算术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创造力，制作并创造更多的直观教具。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教具设备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教学效果。”[9]相比之前的课程标准，对直观教学进行了更详细的要求说明。对于数学教学，小学时期尤其低年级的儿童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还较弱，借助实物、模型、图画来进行教学，能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还可以有效发展他们的抽象思维。大纲中还提到了“培养儿童对劳动有自觉的态度”，“培养儿童自觉的纪律性，工作的明确性与准确性等优良品质”（对应现在数学教学中严谨科学的态度），“培养儿童善于钻研、创造、克服困难、有始有终等意志和性格”。从几条规定可见，当时教学大纲的内容比较具体，且关注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1956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适合四二制小学使用的各科教学大纲，共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唱歌、图画、体育8科，实行全国统一的教学要求。在这一年中，又再次将《小学算术教学大纲》和《小学珠算教学大纲》合并为《小学算术教学大纲（修订草案）》。在主要内容中新增了“简单的统计图表和简单的簿记”，要求指出：“统计图表和簿记在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里也都有广泛的应用。在小学里学习这些教材可以使儿童获得一些实际应用的知识和技能，并且可以为将来参加劳动生产做一些准备。”这一点也体现了教学大纲也与当时的国情紧密结合。1956年起国家注重儿童的劳动教育，并且希望受过小学教育的国民能更好地帮助国家进行建设。
2.新中国的教材改革
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专业知识水平在教育行为中的集中体现，是课程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是学校教学和教师教育的依据，也是学生终生发展的基本知识来源。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家确定了统一组织教科书编辑工作的方针，成立了出版委员会，负责研究各套教材并着力编写统一的教科书。教科书的规整有利于整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贯彻国家意志，有利于人民大众政治认同感的培养，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教科书的规整也有利于教科书自身的发展，有利于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提高教科书的品质。
新中国刚成立时，各地中小学使用的教科书多种多样，版本不一。一是继承、改编解放区的教科书（主要为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晋察冀边区、山东解放区等自编的教科书）；二是沿用、改造民国十七年的教科书（主要指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传统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三是由引进、编译苏联的教科书。当时的教科书呈现出各自为政的复杂局面。
1949年，对解放区的语文、历史、地理等课本进行修订，算术则有两套，一套为刘松涛等编写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解放区初级小学算术课本和高级小学算术课本，另一套为俞子夷编写的初级小学算术课本和高级小学算术课本。1950年7月，小学算术选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松涛、俞子夷编写的小学算术课本。1951年，国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颁布《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规定：“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第一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见图3-1）
图3-1 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
1953年，为配合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执行，中央决定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写力量，于1954年开始着手编写新教材。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编写出版发行了第二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也是第一套正式编写的教材。
在全国推行教育教学改革下，当时的教材主要为政治服务，在学科中也增加了劳动教育篇幅的比重。下面以语文教材为例：
1951年发行的第一套国语课本，从课文目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课文与当时新中国成立的联系比较密切。对课文目录中的一些词汇进行了频率搜索，像“军”这一个字在这10册中出现了11次，“毛主席”这一词条出现了9次，“祖国”出现了9次，“苏联”出现了6次。这些高频词汇可以说明，在编写第一套统一教材的时候，课程主基调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反映中国共产党意旨。《小学暂行规程（草案）》中规定，“小学教育的宗旨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和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给儿童以全面的基础教育，使他们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自觉的、积极的成员。”通过对小学语文课文的筛选、编录，达到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目的。《我们的好朋友苏联》《给苏联朋友的信》《苏联小朋友的来信》，这些课文体现了当时的新中国与苏联交好的国际形势特点。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国际上公开建立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教育、经济和工业方面对中国分享自己的已有经验，并派出专家协助中国建设。
除了爱国思想和苏共交好的课文外，在1951年的课文目录中多次出现了“劳动”“开荒”“农民”等词汇，说明当时的教育除了爱国思想外还渗透了劳动教育，与当时的背景相对吻合。《红领巾》《爱惜米粒》《一个少年儿童队队员》等课文是对儿童道德观念的一个培养，说明在当时的课程建设中，已经将德育融入语文教学中。
在1951年的国语课本中，有很大的篇幅都给了抗战、毛主席和抗战英雄们，如《功劳炮》《开国大典》《在井冈山上》《大战平型关》《活着的郑德胜》《英勇不屈的赵一曼》等课文，将革命英雄的事迹以课文的形式传诵给儿童，通过一个个小故事让儿童感受国家的稳定是由革命家们、战士们浴血奋战换来的，激发儿童的爱国情怀，牢记历史、奋发图强。
除了以上这些内容外，课本中的《电话的发明》《印刷书的进步》《人为什么会生病》《气象台》等课文，在文化科学这一方面向孩子们展示了科学的重要性，旨在启发孩子们好好学习，能在国家的培养下成为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国家的建设中，为国家的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
再看1956年的第二套统一教科书中的语文课本。在这12册书中，“毛主席”这一词条出现了15次，“苏联”这一词只出现了1次，“党”这个词出现了5次，“红”这个词出现了11次。相较于第一套语文课本，“毛主席”这个词条出现的频率变高了，“苏联”出现的频率变低了，“红”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说明当时的语文教科书延续之前的目标，着重于宣传毛主席和抗战英雄的事迹，用课文的形式向儿童宣传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经历的困难和艰苦。
与第一套教科书比，第二套语文教科书将更大的篇幅分给了劳动教育，《谷子红薯》《春耕》《丰收儿歌》《收麦》《捡稻穗》《千人糕》等课文都描述了农民劳作的景象，可以感受到在这五年中，国家的教育理念的一些改变，此时的中国更加重视劳动教育。
由于前两套教材是由全国统一编写，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所以不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其次，这两套教材由于过度强调了知识的系统性，导致学生的学习负担较重，身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伤；第三，课程教材是由中央集中管理，失去了地方教育在课程设计、教学内容上的本土化特点。因此，在推行了两套统一教科书后，从1957年起，国家重新开始下放教科书编写权利，允许地方根据地方特色和学生实际情况自编教材，逐渐实现了教材的本土化。
3.新中国的教学方式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来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各地小学在教学过程中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在教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1949年前的课堂中，教学方式多为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成为当时改革的一大重点。主要方式为红领巾教学法。
1953年5月，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听了《红领巾》一课，指出了当时的中国课堂教学方法过于死板，整堂课都是老师在讲，学生主要任务就是接收，缺少学生的自主活动。普希金亲自指导讲授了《红领巾》一课，这一堂课由8个环节组成：启发工作、阅读课文、读后谈话、逐段阅读分析、编写段落大意、复习阅读、复述课文内容和创造性讲述、结束谈话。它基本上属于凯洛夫模式的变式，就教学模式论来说，基本上属于以认知论为基础的系统学习模式，常规程序是：感知—理解—巩固—运用。其基本要素有：①解题，介绍作者和时代背景；②初读（或范读）课文，讲解生字词；③分析课文，即教师串讲，一般是分析结构、段落层次、大意，这是教学也是一般听课、评课的重头戏；④总结中心思想；⑤总结写作特点；⑥课堂练习或布置作业。[10]
红领巾教学法对我国语文教学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红领巾教学法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红领巾教学法注意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合理地安排教学时间，改革不问学生实际一律逐句讲解的串讲法；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运用了启发式教学；注意从课文本身的分析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对语文教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促进了语文教学的整体改革。由红领巾教学法引发的讨论、学习热潮彻底改变了由文言文教学法沿袭而来的教师讲、学生听的僵化局面，使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有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第二，有关红领巾教学法的讨论还建立了现代文教学模式。在五个环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的基本模式：（1）题解，作者介绍、时代背景等。（2）范读，讲解生字生词、学生质疑问难等。（3）分析课文，结构分析、人物形象分析、重点难点分析等。（4）总结主题思想。（5）研究写作特点。这种方法使语文回到了语文本身，而不是落在空洞的政治解读上，而且对普通教师特别是经验较少的教师掌握教学常规、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