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与“新”的文化本意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小农家庭的组织结构中，女子以家庭为世界，除了必备的生活技能之外，很少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荼毒的封建社会，淑新女塾作为朱泾镇历史上创建的第一所女学，是一大革新。同历史时期，各地已有不少创办女学的先例，对淑新女塾的创立提供了经验，也为“兴女学”思潮的发展和传播有积极意义。
1.经正女校的办学宗旨
受教会女校的影响，1898年5月31日，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学，主事人为经元善。从此之后，女子教育在中国社会始有地位。“课程分为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有《女孝经》、《幼学须知句解》、《女四书》等；女红、绘事、医学间日习之；每旬逢三、八日，则由教习（教师）传授西学课程。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针黹、琴学等。”[21]所授课程仍是以传统国学为主，旨在培养“贤妻良母”，可见经正女学将妇德的培养置于关键地位，重于读经讲经规范德行，西学虽有涉及，但比重较少。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经正女学很快停办，又兴起一番女学之热潮。
梁启超对女学的主张是将女性培养成“贤妻良母”。他在《创设女学堂启》一文中提出，创办女学的目标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22]这也是当时兴女学思潮的主流。
2.爱国女学的办学宗旨
1902年冬，由中国教育学会成员蒋智由、黄宗仰提议，蔡元培、陈范等人联名发起，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以“增进女子之德、智、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23]，所授课程包括伦理、地理、国文、数学、英文、东（日）文、体操、卫生学等。较之以往传统国学的知识范围有所突破，通过增设地理、数学、体操、卫生学等自然科目，几乎抛弃了先前女学宣扬的培育贤妻良母的教育宗旨。在1904年补订章程中规定：“学校本科分为文质两部，伦理、教育、国文、外国文、算学、家事、图画、体操为公共必修科目；此外，文科开设心理、伦理、历史、地理、法制、经济，质科开设博物、物理、化学、手工、裁缝、音乐。”
爱国女学相较于经正女学有了较大的突破，从其办学宗旨来看，爱国女学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革命意识为主要目标，并且注重女子德、智、体三方面的培养，通过增设自然科学等科目，力求女性能更多地学习科学知识。而经正女校的课程中虽开设了中文、西文课程，设体操、针黹、琴学、女红、绘事、医学等学科，但侧重于培养家庭中的贤妻良母。
上述介绍的这两所办学理念截然不同的女学，代表了当时学者对于女学的两种态度，即培养以家庭为中心的贤妻良母和培养具备独立人格的时代新女性。两校办学宗旨不同，课程侧重点也不同。不得不说，均给予了1905年淑新女塾的创办以启发。
从校名来看，淑新女塾的办学宗旨在遵循清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改革的制度基础上加以革新。《钦定学堂章程》明确小学堂教育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心之事。”《奏定学堂章程》进一步明确了各方面要求，规定初等小学堂教育宗旨为“启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理儿童身体”。高等小学堂则为“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多次教育政策改革，均以“忠君、尊孔”为中心，以“淑性知礼，化为良善”为意图。“淑”乃“善、美”之意，符合当时“兴女学”思潮的主流观点，将女性培养为贞静顺良、慈淑端俭的贤妻良母。“新”则是不同于旧思想、旧观念，是一种革新，也时值清末新政时期，是改革的新气象。1905年淑新女塾创办之初，女子入学尚未纳入教育体制中，创立女学，实属革新。“淑新”二字由此而来。
3.淑新女塾与明强小学比较
（1）建校宗旨之异
明强小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由黄公续独立创办，是一所男子学校。刚从日本游学归来的李伯庸受聘为该校校长，一些饱学之士纷纷任教该校。明强小学分南北两部分。最初，在西林寺朗怀山房的旧址上修建起校舍，后又将朱泾市河以南的私宅辟建为分校，这样形成南北两部。其中，南部专以招收贫苦农家子弟为主。为方便南北学生往返，在市河上架设了一座木桥（今名新木桥）。学校宣传进步的思想，倡导读书救国，在学校墙上刷有“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警语，宛如校训。明强小学的诞生顺应时代“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的要求，也为贫苦农家子弟获得教育创造了机会。
从明强小学的校名以及校训来看，明强小学以培养人才教育救国为办学宗旨，“明”意为明理、光明，“强”为富强、强盛。通过教育学生明理，知道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要努力掌握知识与技艺，为国之富强、强盛而读书。明强小学的开创刺激人们从沉睡中觉醒，激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为救国为强国读书。
淑新女塾相比明强小学，在办学宗旨上，有较大差异。明强者，培养爱国之士，习富国强国之艺；淑新者，意在培养淑性知礼的女子，成为贤妻良母。淑新女塾的开设是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的标志，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是不同的，对于女子的培养目标仍以夫以子以家为主。
（2）救国内涵之异同
基础教育改革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彰显时代精神。在清末民初政治动荡的时期，西学东渐，救亡图存是时代主题。明强小学的校训“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直接表明了学校对入学男子“教育救国”的期望，明时代精神，强自身技艺文化，最终实现救国强国的目标。
“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国不受其病者也。”[24]兴女学，是广育人才的重要举措，将女学纳入教育制度，培养国民意识，加强女子对于国家种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通过自立自养成为国家的生利之人。但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社会对女子的期待仍是贤妻良母。淑新女塾在传统家国观念的指引下，认识到女性的身体及学识对种族后代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并通过其对家庭的影响来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
无论是明强小学，还是淑新女塾，两所学校的创建教学宗旨存在差异，但在本质上殊途同归，都是以教育救国为根本目的的实践。
女学课程作为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近代历史变迁中留下了独特的嬗变轨迹。“兴女学”思潮由近代教育救国思想与妇女解放思想相互碰撞产生，如今看来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社会于女学的观点、对女性的期望仍有局限性，但“兴女学”对于女子教育的发展与传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朱泾地区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气及开放的文化氛围，孕育出淑新女学符合时代特征、兼具革新意识的课程体系。
【注释】
[1]张若以，高天枢.实用主义思想对中西方教育的影响[J].现代交际，2019（13）：143-144.
[2]严加红.中国近代早期“采西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评述[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04）：90-94.
[3]《校邠庐抗议》，载《采西学议》第67—69页.
[4]《校邠庐抗议》，载《采西学议》第67—69页.
[5]李世宏.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教育早期转型[J].中外教育（福建），2002（3）：15-18.
[6]郭齐家，葛新斌.西学东渐与中国教育目标的近代化[J].教育研究，1997（07）：62-66.
[7]侯耀先.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对富国强兵道路的探索[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60-64.
[8]李华兴.戊戌维新与中国教育近代化[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03）：163-172.
[9]李世宏.西学东渐与中国传统教育早期转型[J].中外教育（福建），2002（3）：15-18.
[10]璩鑫圭，唐良炎.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G].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98.
[11]璩鑫圭，唐良炎.近代教育史料汇编·学制演变[G].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96.
[12]中国女学.张玉法，李又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G].龙文出版社，1995：543.
[13]中国女学.张玉法，李又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G].龙文出版社，1995：543.
[14]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谷及世，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41-42.
[15]志群.女子教育[J].女子世界.1905年第6期，第2页.
[16]梁启超.论女学[J].时务报.1897（4）：6.
[1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583.
[18]郑观应.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张玉法、李又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G].龙文出版社，1995：546.
[19]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第四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66.
[20]周宇清.近代女学兴起背景下的张謇女子教育思想与实践[A].北京教育学院学报，第32卷第5期.
[21]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307.
[22]梁启超.创设女堂启[A].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18.
[23]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90.
[24]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