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随着权利繁荣时代的来临，顺应商事实践发展潮流，激发商事创新活力是大势所趋。面对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和结构化商事交易的新架构，我们应秉持开放、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商事法律语境下客体与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拒绝“固步自封”和“独善其身”，积极进行规则回应和治理改革，弘扬和彰显商法的时代适应性品格。一方面应当允许市场主体在其合同内部自由设计不同的法律关系、创设不同的交易模式，完善相关商事主体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对存在“客体主体化”趋势的金融活动推行“试验式监管”，尊重商事主体市场创新之需要，尽力保障交易安全和市场稳定。
“Subjectification of Objects” in Structured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Rise, Challenges and Legal Response
LI Anan ZHANG Yizhao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tructured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based on complex transaction relationships，new types of commercial objects ha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practice，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on of “subjectification of objects”.The new commercial transaction model represented by trust plans，contractual funds and asset management plans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types of shareholders” reflects the tendency of “subjectification of objects”.“Object-subjectivization” stems from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 practice，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and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f the capital market.Compared with the prosperous commercial practice，the adjustment rules of “subjectivization” in China are stagnant and lack of value.Therefore，we should re-establish the “systematized” and “typification” commercial law adjustment path.On the one hand，we should perfect the commercial subject law and give the new type of commercial subject a living space，allowing the parties to design the most appropri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on the other hand，establishing a supervision mechanism with “experimental supervision” as the core，which not only gives the commercial subject full respect bu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preventing risks and e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Keywords: Structured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Subjectification of Objects; Commercial Subject; Experimental Supervision
（责任编辑：王乐兵）
【注释】
[1]［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2]戴鑫泽：《企业IPO中的“三类股东”——从私法和监管角度谈“三类股东”之适格性》，载《证券法苑》（第24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8页。
[3]《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指出：“以私募股权基金、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金融计划进行持股的，如果该金融计划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设立并规范运作，且已经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可不进行股份还原或转为直接持股。”上交所《企业改制上市常见三十问》指出：“在IPO审核过程中，可能会因存续期到期而造成股权变动，影响股权稳定性。因此拟上市公司引入该类平台股东时应在考虑股权清晰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审慎决策。”
[4]冯珊珊：《新三板IPO“三类股东”的两难境地》，《首席财务官》2017年第16期，第22页。
[5]刘燕、楼建波：《企业并购中的资管计划——以SPV为中心的法律分析框架》，《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第10页。
[6]李珊珊：《拟上市公司中“三类股东”身份适格性证成》，《海南金融》2018年第 4 期，第50页。
[7]企业在客体层面具有财产属性，同时在主体上也是从事商事营业活动的对象。参见[美]刘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企业的经济特质》，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页。
[8]周亮：《新型商事交易标的物的商法调整》，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9]王延川：《现代商法的生成：交易模型与价值结构》，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4页。
[10]范建：《当代中国商法的理论渊源、制度特色与前景展望》，《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第63页。
[11]王延川：《现代商法的生成：交易模型与价值结构》，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12]以美国的商事信托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持有财产占所有以信托形式持有财产的大约90%，共计11.6万亿美元。See John Langbein，The Secret Life of The Trust: The Trust as an Instrument of Commerce，107 YALE LAW JOURNAL，167（1997）.
[13]谢哲胜：《信托法的功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2001年第49期，第172页。
[14]参见1985年《海牙信托公约》。
[15]李清池：《商事组织的法律结构》，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6]徐英军：《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法学检视——以权利变动看风险生成》，《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年第1期，第87页。
[17]李清池：《商事组织的法律结构》，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
[18]《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 号）第6条规定：“……特定目的载体（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投资计划、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及子公司资产……”
[19]张承中：《特殊目的公司和特殊目的信托》，《月旦法学杂志》2006年9期，第45页。(https://www.daowen.com)
[20]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2页。
[21]See Donald Clarke，How Do We Know When An Enterprise Exists? Unanswerable Questions and Legal Polycentricity in China，19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52（2005）.
[22]参见冯果、李安安：《公司治理一体化走向的制度发生学解释——以结构融资为中心展开》，《现代法学》2012年第1期，第92页。
[23]巴曙松、刘少杰：《中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24]Larry Ribstein，The Rise Of the Uncorpor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ECONOMICS RESEARCH PAPER，2011，No.LE07-026.
[25]虞政平：《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26]James Willard Hurst，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LAW OF UNITED STATS，1780-1970 13-57（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0）.
[27]参见《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
[28]冯果：《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与金融法制之阶段性选择》，载《金融服务法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29]郭江山、李大庆：《我国金融机构理财业务的法律困惑与探索》，《河北科学》2012年第6期，第3页。
[30]李清池：《商事组织的法律构造——经济功能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46页。
[31]谢鸿飞：《论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与法学方法》，《私法》2003年第4期，第67页。
[32]周亮：《新型商事交易标的物的商法调整》，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页。
[3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页。
[34]郭锋：《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监管改革》，《金融服务法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页。
[35]张国键：《商事法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36]S.Liebowitz& S，Margolis，Path Dependence，Lock-in，and History，11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 ORGANIZATION，207（2005）.
[37]蒋大兴：《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法学》2017年第4期，第145页。
[38]叶敏、张晔：《特殊商主体的地位与范畴：以资管计划为例的讨论》，《财贸研究》2019年第8期，第105页。
[39]参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第14条规定，“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定义为：存在一级份额以上的份额为其他级份额提供一定的风险补偿，收益分配不按份额比例计算，由资产管理合同另行约定的资产管理计划。
[40]参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6、7、8条。
[41]方嘉麟：《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42]刘燕、楼建波：《企业并购中的资管计划——以SPV为中心的法律分析框架》，《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第81页。
[43]Charles F.Sabel & William H.Simon，Minimalism and Experimentalism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100（1）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78（2011）.
[44]周仲飞、李敬伟：《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16页。
[45]E.Rock & M.Wachter，Islands of Conscious Power: Law，Norms，and the Self-governing Corporation，149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1632（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