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造统领作用的体现
政治改造是改造目的而非手段。政治改造成效要通过其他改造的具体实施体现出来，同时，每个改造手段中，都必须体现出政治改造这一最终目的。
监管改造是监狱依法对罪犯执行刑罚，坚持对罪犯依法、严格、规范、文明管理，促使罪犯守法遵规、认罪悔罪、服从管理。用强制性手段让罪犯接受党和政府的改造，是有效实施改造的基础和前提。
对罪犯的监管改造是强制性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又无处不体现出强大的政治性——在社会主义中国，所有犯罪主体必须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必须服从监狱民警的管理，必须遵守监规纪律，否则必将受到更加严厉的惩处。而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党和国家也给予违法犯罪者以最大程度的挽救，不抛弃、不放弃，让犯罪者在受到刑罚惩罚、法律警示、心灵谴责的同时，不断修正其思想，规范其行为，净化其心灵，强健其体魄。使罪犯改变旧我、重新回归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教育改造是解决罪犯认知、培养正常心理、提高综合素养的基本手段，承担着攻心治本，使罪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重要功能，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
教育改造不仅要改变和提升罪犯的知识结构和劳动技能，更要为其提供改变和提升的正确方向和不竭动力。因此，教育改造必须始终围绕政治改造这一最终目的展开，否则，“改造人”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文化改造是综合运用具有时代内涵、符合改造需求的先进文明形态，对罪犯进行情感熏陶、精神净化和灵魂洗礼的改造活动，是监狱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
文化改造是新中国监狱的一大特色，鲜明地突出了其政治目的，即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教育和引领罪犯，整合罪犯文化意识，规范罪犯文化行为，使其真正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树立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
新时代加强文化建设，就是要激发出全体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而监狱机关突出文化改造，就是要让罪犯同样能激发出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动力，努力成为中华文化的接续者和建设者。
劳动改造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是通过有计划地依法强制组织罪犯进行劳动生产和劳动技能培训的方式，促进罪犯矫正好逸恶劳恶习、培养劳动技能的改造活动，对重塑罪犯人格、巩固教育改造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劳动改造罪犯是新中国监狱的重要特色，新中国监狱的改造政策令全世界赞叹不已：那些不劳而获、尸位素餐的剥削者，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都被成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有的甚至成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中坚力量。
从1948年到1952年，我国先后逮捕了140名日本战犯。1950年，根据协议，苏联政府将969名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移交我国政府。这些日本战犯和大批国民党、伪满和伪蒙战犯等国内战犯被陆续投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根据党中央要求，抚顺战犯管理所首先对969名日本战犯实行了改造。其次以“示范性效应”对其他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伪满战犯、国内战犯进行改造，按照下层、中层、上层和顽固分子等四个层次，先开展“学习反省”，组织他们学习《帝国主义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人民的前途》等书籍和有关资料，深入分析和批判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沙文主义的侵略观、哲学观和民族观；再要求他们“悔罪认罪”和“坦白检举”，让他们通过自身经历逐步认清自身的罪恶行径，坦白自己、揭发他人的罪恶行为，揭露帝国主义反人类的本质。这种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以上促下的方式，在日本战犯中很快取得了孤立顽固上层、瓦解中层、争取下层的显著效果。
随着罪行一一暴露在阳光下，“侦讯定案”也有了确凿的证据，日本战犯被逐一定罪，但没有一名日本战犯被判处死刑。从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重建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高度出发，中国政府对这些日本战犯没有以暴制暴，而是用革命人道主义对待他们，用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胸怀和气魄来改造他们，让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惊愕不已。
国内战犯共有926名，其中，军统系统736名（含少将388名、校级276名），政府系统46名，党务系统27名，特务系统117名。这些战犯长期接受反动教育，思想极其顽固。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新人，任务十分艰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民警们坚持正确的改造方针，给予这些战犯以人道主义待遇，开展艰苦、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促使他们逐步消除了恐惧与对抗情绪，同时，还组织他们到社会上参观，让他们看到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https://www.daowen.com)
当他们怀着疑问和兴奋的心情来到外面世界时，才不得不承认，中国这块土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根本没有汽车制造工业，国内所有的汽车都是从外国买来的，因而不少人戏称中国的汽车是“万国牌”的。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带领部队在东北负隅顽抗，兵败后被俘，当他故地重游，看到长春市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时，感到无比惊奇。
当他同搞机械化部队起家的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走进工厂，亲眼看到一辆又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开出工厂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过去，他们常因驾驶的汽车零件损坏，不得不将整部车子报废，受尽了窝囊气，吃尽了被外国人轻视的苦头，时刻盼望国家能造出自己的汽车、飞机、坦克……可是，国民党一心只顾打内战，根本无暇考虑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
杜聿明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请求让他驾驶一下祖国造出的汽车。得到同意后，他在大家的注视下，跳进驾驶室，熟练地将汽车一溜烟儿开出去好几百米。汽车转回来后，他高兴得连声称赞：“太棒啦！太棒啦！”
在北京参观的宋希濂也是感慨万千。不仅城市面貌让他耳目一新，更令他吃惊的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竟一下子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根除了危害国计民生的“三大害”——毒、赌、娼。
过去，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知道无论是大小城市，都有许多以卖淫为生的妓女，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帮会、道门组织也是遍及各地。许多流氓地痞无恶不作，到处欺男霸女。外国人在中国也是作奸犯科，开烟馆，设赌场，贩卖人口、武器。只鸦片一物，就使得许多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
但他自知个人是无力扭转这种局面的，因而只能仰天长叹。想不到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之内，竟使毒害中国多年的“三大害”绝迹了，使祖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个巨大的变化，让他感到十分欣慰。
一系列的参观活动使这些国民党战犯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开始了认真的思索：当年我们投身黄埔军校，追随孙中山先生，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追随国民党这么多年，给人民、给国家又带来了什么？连年内战，国土沦丧，民不聊生，难道这是我们参加黄埔的初衷吗？新旧中国的天壤之别，使得每个战犯都不得不承认，使中国人像巨人一般站立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
参观后，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认真思考起自己后半生所要走的路了。他们怀着向国家、向民族赎罪，争取早日得到人民谅解的心情，开始积极主动地接受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改造，在通向新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给他们安排的是一条通向光明的新生之路。
大批日本战犯通过政治改造，认识到了自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深感悔恨，决心改恶从善。这些日本战犯把战犯管理所当作新生的母校，把管教人员当作帮助他们认识真理的良师益友。千余名日本战犯，除1人拒不悔改以外，其余全部被改造成为维护中日友好的骨干力量。1956年9月，首批被释放的战犯回日本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工作。
鉴于政治思想的转变情况，1959年至1975年，党和国家共对国内战犯进行了7次特赦，其中，特赦国民党战犯554名，他们中许多人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有的还进入各级政府和政协工作。
晚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3岁登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他被迫退位。日本全面侵华占领我国东北后，扶持他于1932年当上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1945年日本战败，苏联红军抓获了溥仪及其臣下（伪满战犯）并关押5年。1950年苏联政府将这批人移送我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而10年的改造生涯，让原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皇帝溥仪，转变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1959年9月，溥仪被特赦。他获得新生后，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还成了家。在其著作《我的前半生》中，他深刻反省批判了自己的罪恶，称“我是一个人间大废物”“我前半生罪恶实在太重了，是一百个死、一千个死也抵不过来”。他的妻子李淑贤说：“共产党不仅给了溥仪第二次生命，还教会了一个皇帝懂得了爱情，实在了不起。”溥仪由皇帝变成新人，在世界上震动很大，很多外国朋友对此非常钦佩，齐夸我们党的改造政策好，说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抚顺战犯改造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在人民民主专政和强制改造的前提下，在特殊条件下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改造，重塑战犯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从鬼变成人，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