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学意义

因为医学心理学发展自职业实践，它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精神的个人性质。我这样讲意指的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dler）的观点。它是一种“个人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the person），其病因学或者因果关系的因素几乎被视为是俨然个人性质的。然而，这种心理学的基础是某些普通的生物因素，比如性本能或者自我主张的需求，这些因素绝非仅仅是个人特性。它不得不如此，因为它自诩是一门解释性的科学。这两种观点都不否认在人和动物身上同样存在的种种先验性本能，或者这些本能对个人心理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本能是一个有活力的或者具有启发作用的人的非个人的、普世性地分布的、遗传而得的因素，这些因素经常无力到达意识，所以现代精神治疗面临着帮助患者意识到它们的任务。而且，本能在本质上并非模糊或者不确定，而是具体地形成的启发性力量；这些力量无论早在意识出现之前，还是后来意识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始终追求其与生俱来的目标。因此，它们变得与原型极为相似，事实上，相似得让人有充分理由认为原型是本能自身的无意识形象，换言之，它们是本能行为的模式。

因此，集体无意识的假设并不比本能存在的假定更加大胆。人们始终承认，除了有意识的大脑的理性动机以外，人类活动深受本能的影响。因此，如果人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想象、知觉与思想同样受到与生俱来的、普遍存在的形式因素的影响，那么在我看来，正常运行的智识会发现这种观念中的神秘主义与本能理论中的神秘主义是等量的。虽然对神秘主义的这种非难经常以我的概念为靶子，但是我必须再次强调，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既不是思辨性的，也不是哲学性的，而是经验性的。简单地说，问题如下：究竟是有还是没有这种无意识的、普世性的形式？如果它们存在，一个人们可以称之为无意识的精神领域也就存在。诚然，对集体无意识的诊断并非总是易事。仅仅指出无意识产物的时常显在的原型性质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也可能是源自语言与教育的习得产物。潜在记忆（cryptomnesia，又译密码记忆）也应该被消除，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依旧有足够的个人例证在表明神话主题的土著复活，从而使得这一问题不容置疑。但是如果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无意识，那么心理学解释就必须考虑到它们，以及对某些所谓的病因解释进行更为尖锐的批评。

或许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使我的意思更加清楚。或者你们已经阅读过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幅画所进行的讨论：^[2]即那幅有圣·安妮（St.Anne）、圣母玛利亚及幼年基督（Christ-child）的画。弗洛伊德基于列奥纳多本人有两位母亲这一事实，对这幅名画进行了解读。这种因果关系是个人性的。我们既不会留连于这幅画远非独特这一事实，也不会纠缠于这幅画的小小失误：圣·安妮是基督的祖母，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解释所要求的那样，是基督的母亲，而是将仅仅指出与显在个人的心理学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对我们中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而言十分熟悉的非个人主题。这就是“双重母亲”（dual mother）的主题，它是神话学、比较宗教学中见诸于若干变体的一种原型，构成了无数“集体表象”的基础。比如，我可以论及“双重血统”（dual descent）的主题，即同时拥有来自人类父辈的血统与来自上帝的血统，一如赫拉克勒斯（Heracles，又译赫拉克里斯—中译者）：他因不知情地受到了天后赫拉（Hera）的收养而获得了不朽。在希腊是神话的东西在埃及实际上是一种仪式：法老（Pharaoh）在本质上且人且神。在埃及神庙的身世室（birth chamber）中，四周的墙上刻绘着法老的第二次、圣灵受孕及诞生；他是“重获新生的”。正是思想构成了一切再生神话的基础，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本人是“重获新生的”：通过在约旦河的洗礼，他从水与精神之中获得了再生或者新生。因此，在罗马的礼拜仪式中，洗礼盆被称作“教会之腹”（uterus ecclesiae），而且一如人们可以在罗马的弥撒书里可以看到的，即使是时至今日，在复活节前的圣星期六的“洗礼盆的祝福”中，它仍被这样称呼。而且，根据一种早期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思想，以鸽子形式显形的精神被解释为索菲娅—沙皮恩提亚（Sophia-Sapientia）—智慧与基督之母。由于这一双重诞生的主题，今天的孩子在出生时被赐予了保护人—“教父”与“教母”，而不是拥有魔法般用祝福或者诅咒“收养”他们的精灵。

第二次诞生的思想见诸于任何时间与地点。在医学之初，它是一种神奇的治疗手段；在诸多宗教里，它是核心的神秘经验；在中世纪的神秘哲学中，它是关键性的概念；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它是出现在无数孩子身上的一种童年幻想，他们无论大小，全都认为自己的父母并非生身父母，而仅仅是收养他们的养父母而言。一如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本人在其自传中所叙述的，他也曾有过这一幻想。

现在绝对不容置疑的是，所有相信双重血统的人在现实中总是有两个母亲，或者相反，那些与列奥纳多命运相同的少数人已然使他人感染上了他们的情结。相反，人们无法回避这一假设：双重诞生的主题与两位母亲的幻想的普遍存在，应和了反映在这些主题之中的无所不在的人类需求。然而，如果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确是在以圣·安妮和圣母玛利亚描绘他的两位母亲—对此我深表怀疑—他仅仅是在表达他之前和之后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所信仰的某种东西。秃鹫的象征（弗洛伊德也在上文所提及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使得这一观点愈加可信。不无道理的是，他把在列奥纳多时代极为流行的一本书，即荷拉波罗（Horapollo）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3]引证为这一象征之源。其间人们会看到，秃鹫全是雌性的，象征着母亲。它们靠风（元气）受孕。这个词有了“精神”的意思，主要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即使是在对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奇迹的叙述之中，元气仍有风与精神的双重意义。在我看来，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地指向圣母玛利亚，因为就本性而言，她是一个处女，像秃鹫一样靠元气受的孕。另外，根据荷拉波罗，秃鹫也象征雅典娜（Athene）；并非生于分娩、而是直接从宙斯（Zeus）的头部跳出来的雅典娜是一个处女，仅仅知道精神之母。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是对圣母玛利亚和再生主题的暗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列奥纳多用这幅画表达了其他什么。即使他把自己等同为童年基督这一假设是正确的，他完全可能是在表征神话学的双重母亲主题，而绝非他自己的个人史前史。所有其他曾经表现过同一主题的艺术家又如何呢？肯定不是他们大家都有两个母亲吧？

现在让我们把列奥纳多的例子置换为神经病的领域，假定一位有母亲情结的患者正苦于其神经病的根源在于他的确有两个母亲的幻觉。个人的解释必须承认他是对的—但是这将大错特错。因为事实上，他的神经病的根源在于双重母亲原型的重新激活，完全无关乎他是否是有一个母亲或者是有两个母亲，因为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原型单独地、历史地发挥作用，决不关涉相对稀罕的双重母亲的出现。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事先假定一个如此简单与个人化的原因当然具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假设不仅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要理解双重母亲主题—这是仅仅在医学领域受过训练的医生所不知的—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决定能力，以致造成创伤性条件的影响，这诚然很难。但是如果我考虑潜伏于人类神话及宗教领域之中的巨大力量，原型的病因作用就会显得没那么荒谬了。在无数的神经病案例中，失调的原因正是在于患者的精神生活缺乏这些动机力量的配合这一事实。然而，纯粹的个体心理学通过把一切都压缩为个人原因，尽其所能地否定原型主题的存在，甚至试图通过个人分析毁掉原型主题。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方法，无法在医学上被证明具有合法性。今天你们对关涉其中的种种力量的性质的判断，会好过在二十年以前。难道你们不能看到一个民族是在如何复兴一个古老的象征，是的，甚至古老的宗教形式，以及这种大众情绪在如何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影响和革命个人的生活？过去的人今天依旧活在我们身上，其程度之大是战前未曾料想得到的；归根到底，伟大民族的命运如果不是个人精神变化的总和又会是什么呢？

只要神经病真的仅仅是一桩私事，其根源全部在个人原因之中，原型便不会在其间起任何作用。但如果它是一个普遍不兼容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在数量相对较大的个人中引发神经病的别样有害状况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假定聚合原型的存在。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神经病都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假定原型也聚合在了这些病例之中。与这一情势相应的原型被激活了，潜伏在原型之中的那些猛烈、危险的力量因此开始运作，常常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受制于原型支配的人无不成为精神病的牺牲品。如果三十年前有人胆敢预言我们的心理学会朝着复活对犹太人进行中世纪式迫害方向发展、欧洲将再次战栗于罗马权杖及罗马军团的脚步声面前、人们将一如两千年前那样再次行罗马举手礼、是古老的十字符号“”（swastika）而不是基督教十字架将引领数百万将士准备战死疆场—这个人一定会被斥骂为神秘主义傻瓜。今天又会怎么样呢？尽管这可能听起来令人吃惊，但是所有这些荒谬之事都已然成为可怕的现实。在当下世间，私人的生活、私人的病因以及私人的神经病几乎已成为虚构之物。生活在古老的“集体表象”世界中的“故人”，重新出现在了非常显在及痛苦的真实的生活之中，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为数不多的神经错乱的人当中，而是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人当中。

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情势，就会有多少种原型。无止境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铭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成之中，但是并不是以充满内容的形象的形式，而是首先仅为没有内容的形式，仅仅表征某种感知与行为的可能性。当符合某种原型的情势出现时，这种原型便被激活，一种强制性随之出现；这种强制性要么像本能驱使一样，获取反对所有理性与意志的方法，要么引发病理维度的冲突，换言之，引发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