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论
综上所述，应该清楚的是，撇开它们混淆是非的细节，母亲情结的观测影响以及关于这一主题的神话的所有陈述，归根到底指向作为它们源泉的无意识。如果人没有对自己、对意识与无形且不可知的无意识之间的极性进行如此区隔的原型，人怎么可能有其他办法根据昼与夜、冬与夏类推，把宇宙区隔为明亮的白昼世界与其间住满了传说中的怪物的黑夜世界？原始人对事物的感知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事物本身的客观行为，而唯有通过投射才与外在客体相关联的心灵内部事实所起的作用则更大。[18]其间的原因在于这一简单事实：原始人尚未把为我们所熟知的禁欲主义心理原则体验为知识的批评。对原始人而言，世界或多或少就是他自己的幻想之河里的一种流动现象，其间的主体与客体并无区隔可言，处于一种相互渗透的状态之中。我们可以与歌德一起歌唱：“一切外在之物，同时也是内在的。”但是，现代理性主义如此急切地想从“外在”获取的这个内在有自己的推理结构，而这个结构先在于所有的意识经验。最广义上的“经验”，或者就此而言的任何心理活动何以能够仅仅源自外部世界，这完全是不可能想象的。心理是最深层次的生命之谜的一部分；与任何其他有机体一样，它也有自己的独特结构与形式。这一心理结构及其因素、原型，它们是否曾有过起源，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因此无法回答。结构是特定之物，是被发现显影于每一情形的前提。这便是母亲，发源地—所有经验被倾注于其中的形式。另一方面，父亲代表原型的动态，因为原型是由形式与能量二者所构成的。
原型的传承人首先是生身母亲，因为孩子最初是通过全面合作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处于一种无意识认同状态之中。她是孩子的生理及心理前提。随着自我意识的苏醒，合作渐渐减弱，意识开始进入到对无意识—其自身的前提—的反对之中。这便导致自我与个人特征日渐凸显的母亲的区隔。与其意象相联系的一切传说中的、神秘的特性开始消失，并被转移至离她最近的人身上，比如祖母。作为母亲的母亲，祖母比母亲“更伟大”；她实际上是“大祖母”或者“大母神”（Great Mother）。她在呈现出智慧特征的同时呈现出巫婆特征，这也并非不常见。因为原型撤离意识越远，后者就会越清楚，原型就会把神话特征呈现得越明显。从母亲到祖母的转移意味着原型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在巴塔克人（Bataks）所坚持的一个概念中得到了清楚的阐释。为纪念亡父的葬礼牺牲很普通，就是家常便饭。但是，如果儿子有了自己的儿子，父亲就已然成为祖父，因此在来世获得了一个更为体面的地位，所以就要为他献上弥足重要的供品。[19]
随着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距离的加大，祖母那更为高贵的地位将她变为“大母神”；这种情况时常发生于包含在这一意象之中的对立物发生分裂之时。我们于是有了一位既善良又邪恶的仙女，或者一位既仁慈又恶毒危险的神女。在西方的远古时期，尤其是在东方文化之中，对立双方时常统一在同一形象之中，尽管这一悖论确实对原始人的心理造成了干扰。关于神明的传说就像它们的道德特性一样，满是矛盾之处。在西方，神明的悖论式行为及它们的道德不确定甚至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引发了批评，这些批评最终一方面导致了奥林匹亚诸神的“跌份”，另一方面催生了他们的哲学阐释。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对犹太人的上帝概念的基督教改革：道德上不确定的耶和华成为了尽善尽美的上帝，而一切邪恶之物则统一到了魔鬼项下。似乎是西方男人的情感功能的发展迫使他作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导致了神祇的道德分为两半。在东方，居支配地位的直觉型智识态度没有给情感价值留下空间，神明—卡莉便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例子—可以保持自己原有的悖论式道德不受干扰。因此，卡莉代表东方而圣母玛利亚（Madonna）代表西方。后者已然完全失去了她直到在中世纪寓言里都还依稀存在的影响。它被放逐到了大众想象的地狱；现在，它作为魔鬼的祖母，在那里过着一种可以忽略不计的生活。[20]由于情感价值的发展，“光明”之神的光彩得到了无限放大，而被认为是由魔鬼所代表的黑暗则将自己滞留在了人类之中。这一离奇发展主要是由害怕摩尼教二元论的基督教尽力维护其一神教这一事实造成的。但是，因为黑暗与邪恶的现实无法否认，所以除让人对其负责之外，别无他法。甚至魔鬼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其结果是这一曾经身为上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超自然形象，被摄取到了人之中，人因此成为了奥秘（mysterium iniquitatis）的真正传承者：“众善源自神，万恶源自人”（omne bonum a Deo， omne malum ab homine）。最近，这一发展遭遇了一场魔鬼般的逆转；披着羊皮的狼现在四处游弋，在我们耳边低语，说邪恶其实仅仅是对善良的一种误解，是进步的一种有效工具。我们以为黑暗世界因此被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没有人意识到这对人的灵魂是一次何等的毒害。人就这样把自己变为了魔鬼，因为魔鬼是原型的一半；每次无论时机合适与否，它那不可抗拒的力量甚至都会使不轻信者脱口而出“啊，上帝”。如果有人可能避开它，他就应该永不认同于一种原型，因为一如精神病理学及某些当下事件所表明的，后果令人恐怖。
西方男人已然沉沦到如此低的精神层面，以致他甚至不得不否认对未被制服的、不可制服的心理力量—神性本身—的颂扬，以便他自己可以在制服邪恶的同时，拥有善良。如果人们用心地阅读，并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理解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们就会看到，他用了罕见的一致性及一个真正宗教信徒的激情，来描述“超人”的心理；为了这位超人，上帝牺牲了自己，而超人本人也因试图将神性的悖论囿于世人的严密结构之中，被炸为了碎片。歌德明智地指出：“超人因此会为何等恐惧所困！”—对此，腓力斯人（Philistines）回敬了一个傲慢的微笑。他赞颂伟大到将希腊神后（Queen of Heaven）及埃及圣·玛利亚（Maria Aegyptiaca）融于一身的母亲，这真是极大的智慧；对任何愿意对其进行仔细思考的人而言，这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但是，在一个基督教官方发言人公开宣布他们无力理解宗教经验的基础的时代，人们能够有何期盼？我从一位新教神学家的一篇文章里摘录了下面这句话：“正如《新约》所言，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无论是自然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是同质的人，并未经过特别的区隔，所以外部力量可以干预我们的内心生活。”[21]（强调为本书作者所加。）显然，作者并不熟悉这一事实，即科学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便表明了意识的易变性与可分离性，并且通过实验予以了证明。我们的意识意图不断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无意识侵入的干扰与阻碍，而无意识侵入的原因在我们初看起来是不可理喻的。心理远非是一个同质的个体—恰恰相反，它是一口沸腾的大锅，其间有相互矛盾的冲动、禁忌及情感；在很多人看来，它们彼此间的冲突毫无根据，以致他们甚至期盼神学家所鼓吹的见解。基于什么的见解？很显然，基于很成问题的一种心理状态。意识或者所谓的性格的和谐根本就不是现实，而是人们所愿望之物。我对一位哲学家记忆犹新，他不但也为这一和谐倾倒，而且过去常常就他的神经病症向我咨询：他困扰于他身患癌症这一念头。我不知道为此他已经咨询过多少位专家，已经拍过多少次X光片。他们都向他保证他没有患癌症。他曾亲口告诉我：“虽然我知道我没有患癌症，但是我仍有患癌症的可能。”应由谁来对这一“想象的”念头负责呢？这一念头肯定不是他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某种“外部”力量强加于她的。在这种状态与《新约》中人的状态之间，几乎没有差异。现在，无论你是相信空气中的魔鬼还是相信无意识中的因素，在我看来都是一回事。人所想象的和谐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威胁，这一事实在两种情况下都不曾改变。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心理因素，而不是继续借用已经落伍一百年的理性主义解释对它们“去神秘化”，神学家们就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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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我一直在努力对心理现象做出全面考察，认为它可以归结为母亲意象的居支配地位。虽然我并未总是让人关注它们，但是我的读者也许不会有困难，识别出那些在神话中代表大母神的特征，甚至是在它们假以个体心理学的名义显现时识别出它们。当我们请求显著地受到了母亲意象影响的患者以语言或者图像表达“母亲”对他们的意味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总会得到必须被视为是对神话中的母亲意象的直接类比的象征形象。这些类比把我们带入一个尚需大量阐释工作的领域。无论如何，我自己觉得没有能力说出言之凿凿的东西。然而，如果我斗胆提出一些建议，它们就应该被视为是完全暂时性的、尝试性的。
总之，我想指出男人心理中的母亲意象在本质上不同于女人心理中的母亲意象。对一个女人而言，母亲代表她自己的受制于其性别的意识生活。但是，对一个男人而言，母亲代表外来之物，一方面他还尚未对它有经验，另一方面，它充斥着隐藏在无意识之中的种种形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男人的母亲意象在本质上不同于女人的母亲意象。从一开始，母亲就对男人有一种决定性的象征意义，也许这就是男人要把母亲理想化这一强烈趋向的原因。理想化是一种潜在的魔法驱邪；只要存在需要驱除秘密恐惧的时候，就会有理想化。所恐惧之物是无意识及其不可思议的影响。[22]
尽管对男人而言，母亲事实上（ipso facto）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对女人而言，她唯有在心理发育过程之中，才成为一个象征。经验揭示出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即缪斯女神（Urania）类型的母亲意象在男性心理中居支配地位，而在女人之中则是地府鬼神类型或者大地女神（Earth Mother）最为频繁。在原型的显影阶段，会发生一种几乎完整的认同。虽然女人会直接认同大地女神，但是男人却不会（患精神病的情况除外）。一如神话所表明的，大地女神的特征之一是她通常与其男性搭档成对出现。相应的，男人借助恋青春狂（puer aeternus）或者智慧之子（filius sapientiae），认同于索菲娅的雅致已然降临于其身的儿子—情人。但是地府鬼神类型母亲的伴侣刚好相反：一个猥亵的赫耳墨斯[埃及神话中的喜神贝斯（Bes）]或者一个印度教男性生殖器像（lingam）。在印度，这一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精神意义；在西方，赫耳墨斯是希腊文化的调和—西方文化中极其重要的精神发展的源泉—中最为矛盾的形象之一。他同时是启示之神；在中世纪早期的非官方哲学中，他的地位丝毫不比创造世界的精神（Nous）低。也许这个谜在绿宝石碑（Tabula smaragdina）的字词中找到了最佳的表达：“上苍之物比如地下之物”（omne superius sicut inferius；因为它是上苍，所以它亦是地下）。
我们一谈到这些认同问题，我们就进入了会合—配对的对立物—的范畴，其间的这一个绝不与那一个即它的对立物相分离，这是一个心理学事实。它是一个个人经验的领域，直接导致个体化的经验、自性（self）的获得。可以从西方中世纪文学里找到表示这一过程的诸多象征，可以从东方智慧的仓库里找到的象征甚至会更多，但是就这件事而言，语词和思想的作用不大。事实上，它们可能成为危险的小径与虚假的踪迹。在这个依旧朦胧的心理经验领域，也许我们是在其间直接接触原型，其心理力量被感觉到正处于全盛状态之中。这个领域是非常彻底的一个直接经验领域，所以它无法被任何公式准确归类，而是只能暗示于已经了解的人。他无须解释便可理解何为阿普列乌斯所谓的对立物之间的张力；在阿普列乌斯致天后的华丽的祈祷文中，他把“天上的维纳斯”与“用午夜吠声抗击恐惧的普罗塞耳皮娜（Proserpina）”配在了一起：[23]它就是原始意象的可怕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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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最初撰写此文的1938年，我自然不知道基督教版本的母亲原型会在12年之后，被提升至教条式真理的地位。显然，基督教的“天后”已然放弃了其所有的奥林匹亚特性，仅仅留下了她的智慧、善良与永生；甚至她的肉身，最易于总体性物质腐败的东西，披上了带灵气的不腐蚀。然而，关于圣母玛利亚的丰富多彩的寓言，仍与她在伊西斯和塞默勒（Semele）中的异教徒预示保持着某种联系。不但伊西丝与何露斯之子（Horus-child）是圣像学的榜样，而且塞默勒—狄俄尼索斯的原初世俗母亲的升天，同样预示着圣母升天（Assum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而且，塞默勒的这个儿子是一位奄奄一息的、复活的神，在奥林匹亚诸神中最年幼。塞默勒本人似乎一直是大地女神，正如圣母玛利亚是基督从那里诞生的大地一样。如果这就是事实，需要心理学家解答的问题就自然地出现了：母亲意象与大地、黑暗、拥有动物激情和本能天性的具体男人的深不可测一面、普遍意义上的“物质”等的特殊关系已然变为了什么？信条的宣告降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即当时的科学与技术的成就，以及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人类的精神与心理遗产面临着即刻毁灭的威胁。人类在恐惧与受盅惑的惊吓之中装备自己，以期进行一桩惊人的犯罪。当在合法的自卫之中不得不使用氢弹、可怕得不可思议的行为成为不可避免时，这样的环境可能就很容易出现。与事件的这一灾难性转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母玛利亚如今已在天国受到崇拜；事实上，她的升天被解释成了一记有意识的反击，反击曾经引发地府鬼神力量造反的唯物主义教条主义。正如基督在他那个时代的出现使原本住在天国的一位上帝之子成为了一位真正的魔鬼与上帝的敌手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形相反，一位天国人物与她原初的地府鬼神领域相分离，对大地、冥府那已获释放的巨大力量采取反对立场。以圣母玛利亚被剥夺物质性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样的方式，物质被完全去灵魂化；这是发生在物理学大力向前推进这些洞见的时候，即如果它们不能严格地“去物质化”物质，它们至少也要使其拥有自己的属性，使其与心理的关系成为一个无法再被搁置的问题。正是因为科学的巨大进步当初导致了欠成熟的心理权力地位的被推翻，以及同样考虑欠周的物质的神格化，所以科学知识现在同样迫切地要求力图弥合开启在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巨大鸿沟。心理学家倾向于在升天这一信条中看到一个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象征预示着整体的发展。对心理学家而言，与大地、与物质的关系是母亲原型的不能剥夺属性之一。因此，当一个受制于这一原型的人被表征为升入天国—精神领域的时候，这就表示地与天、物质与精神的合二为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会选取相反的方向：它会在物质本身之中看到精神的等价物，但是这个“精神”会显得被剥夺了其所有，或者无论如何是大部分的已知属性，一如俗世的物质进入天国时被剥夺了其具体特征。然而，两个原则合并的道路是会渐渐被清理出来的。
具体地理解，圣母升天是唯物主义的绝对对立面。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记反击并非是采取任何行动来减少对立物之间的张力，而是将其推向了极致。
然而，从象征的角度来理解，身体的升天是对物质的一种识别与承认，物质因为男人身上势不可挡的“精神”倾向，最终等同于邪恶。在本质上，精神与物质是中性的，或者更加准确地讲，“具有两种能力”（utriusque capax）—换言之，能够成为男人所谓的善良或者邪恶。虽然作为名字，它们高度相关，但是潜藏在她们背后的，却是极为真切的对立物；这些对立物是它们的生理及心理世界的能量结构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它们，任何性质的存在都不可能成立。并不存在没有反面的见解。尽管或者正是因为它们的极端对立，彼此都不能没有对方而存在。这在中国古典哲学里得到了准确阐释：阳（光明，温暖、干燥、男人的原则）里面包含着阴（黑暗，寒冷、潮湿、女人的原则）的种子，反之亦然。因此，物质包含有精神的种子，精神包含着物质的种子。久负盛名的“同步”现象现在已然通过莱茵（Rhine）的实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证实；[24]很显然，同步现象证明了这一点。物质的“精神化”使精神的绝对非物质性受到了怀疑，因为它必须被给予一种实在性。升天的信条是在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分裂时代被宣告的，它是一种补偿性征候，反映科学为统一的世界图景所做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讲，两种发展都由炼金术预示在了对立物的“圣婚”（hieros gamos）之中，虽然仅仅是以象征的形式。然而，象征有着能够把异质的或者甚至无法比较的因素统一在一个意象中的巨大优势。随着炼金术的衰落，精神与物质的象征性统一瓦解，其结果是现代人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去灵魂的世界里，流离失所、人情冷漠。
炼金术士在树的象征中看到了对立物的合并，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现代人的无意识应该努力回到根植于这个世界、直冲云霄的宇宙之树的象征—那棵树也是人；现代人不再在他的世界里感到安适自在，可能让他的存在既不基于不复存在的过去，也不基于尚未到来的未来。在象征的历史上，树被描述为生活方式本身，一种进入永远如此、永不变化的发育；它源自对立物的统一，并且也借助其永恒的存在使得统一成为可能。似乎是唯有通过象征现实的经验，人们才能在徒劳无益地寻找自己的“存在”和从中获得一种人生观之后，找到他们回到自己于其间不再是陌生人的世界之路。
【注释】
[1]参见拙文“本能与无意识”（Instinct and the Unconscious）。
[2][参见前文《关于原型》，第137段，注释25。——英编者]
[3]乌瑟纳尔（Usener）著，《圣诞节》（Das Weihnachtsfest），第3页。
[4]这是三种属性的词源学意义。参见威克林（Weckerling）著，《命运》（Anandaraya-makhi： Das Glück des Lebens），第21页及其以后页；以及格尔贝（Garbe）著，《数论哲学》（Die Samkhya Philosophie），第272页及其以后页。[同时参见齐墨尔（Zimmer）著，《印度哲学》（Philosophies of India）。]
[5]美国的心理学可以为我们提供无数例证。关于这个主题的一本措辞激烈但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是菲利普·维利（Philip Wylie）的《一代奸佞》（Generation of Vipers）。
[6]但是父亲情结（father-complex）也在此间发挥重要作用。
[7][参见《关于分析心理学的两篇论文》，第18页及其以后页。——英编者]
[8]在这一节里，我打算提出一系列彼此相异的母亲情结“类型”；对它们进行阐释时，我将以我自己的治疗经验为基础。“类型”既不是单个的病例，也不是随意发明的图解，所有的单个病例都得与之相符合。“类型”是理想的例证，或者普通经验的图景，任何单个个体都不可能与之相同。那些将其经验局限在书本或者心理学实验室的人，是不可能对实践型心理学家的累及经验形成正确认识的。
[9]这一说法的基础是一种不断重复的经验，即在爱情缺失的地方，由权力来填补真空。
[10]在我的英语研讨班上（私人举办的），我称之为“自然心理”（natural mind）。
[11]此间的主动权由女儿掌握。在其他情况下，父亲的心理则要承担责任；他的阿尼玛投射在女儿身上唤起了乱伦的固恋。
[12]此间是这类情结和与之有关的阴性父亲情结之间的差异，后者中的“父亲”是受人照顾与溺爱的。
[13]这并非意味着她们对事实没有意识，不为她们所知的仅仅是事实的意义。
[14]这类妇女对丈夫具有让人匪夷所思的解除警戒心影响，但是这仅仅是在他发现他所娶的人、分享他婚姻之床的人是他岳母之前。
[15]《浮士德》，第2部分第5幕。
[16]同上，第1部分第1幕。
[17]《浮士德》，第2部分第1幕。
[18][参见上文《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第7段。——英编者]
[19]瓦内克（Warnecke，又译瓦尔内克）著，《巴塔克人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Bataks）。
[20][这是一种在德语中很熟悉的修辞。——英编者]
[21]布里（Buri）著，“神学与哲学”（Theologie und Philosophie），第117页。[转引自鲁道夫·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英编者]
[22]很显然，女儿也可能把其母亲理想化，但她却为此需要特定的环境，而对男人而言，理想化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23]原文：“Nocturnis ululatibus horrenda Proserpina”。参见《转化的象征》，第99页。
[24]参见拙文“同步性：一个没有因果关系的联系原则”（Synchronicity： A 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