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安学勇博士的著述《余嘉锡学术思想研究》即将出版，这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精心修改之作，倾注了多年史学研究的心血，颇多学术精要之处，谨弁言于此。
余嘉锡是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以历史文献学研究见长，撰述朴实严谨，考释深切，而且对于史籍的辨伪和考订方法，也多有概括和总结。四卷本《四库提要辨证》为其代表作，乃治史者不可不阅读、不可不利用之书。他是民国时期评定为院士的学者，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50年代仍然受到重视，但后来似乎渐渐边缘化；加之身体不佳，较早去世，及今名气已然不太显著。然而细致衡量，余嘉锡留下的学术遗产相当丰富，其历史文献学的学术成果具有长久的价值，非若应时发论、热烈一番随即云消雾散者可比。以此而言，多做些实在沉潜的文献整理、历史考证工作，对史学持续发展的贡献未必微不足道。但迄今大多中国史学史专著，皆比较忽视这一类史家的业绩，是为缺憾，理应在学界引为关注，今后的史学史研究需要适当地调整视角，做中国史学史上的全面考察和评析。
安学勇君于2011年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列于我之名下。他性情沉稳而待人大方，读书细致也不乏理论思维。自攻读博士学业始，就将毕业论文选定为研究余嘉锡的学术贡献，显示出对于近代以来坚持沉潜治学、扎实考辨之学者的格外重视，这也决定了他个人的学术研究，将从沉潜考释、缜密思索的风格起步，这是一种厚积薄发的学术途径。于今研究进程已届十年，十年寒窗苦，终有成果出。本书的面世，可喜可贺。展阅全篇，乃如实和全面展示了余嘉锡学术历程和学术成果，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从本书朴实无华的叙述中，可以使读者得到许多学术信息和学术启示。
例如本书第五章对于余嘉锡“历史考据的取信准则”予以总结，得出了“同时代人之著述，相对可信”“时代相近，去古未远，相对可信”“后出者相对不可信”“不得据后人之本轻议前人之稿”“传闻之言，未可轻信”等13条论断，这都是余嘉锡治史实践中对于历史记述或疑或信的取舍标准，其中包含余嘉锡的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在此种得失之间加以认真剖抉，可以获知：倘若将经验主义的总结直接提升为机械性的普遍原则，易生谬误，是很不可靠的。安学勇本人或者任何读者，均可以从中获得启发，继续深入研讨，兼指得失地分析余嘉锡的历史考据学思想。
又如本书对于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评述，十分全面和具体。此书是余氏最重要的著述，凝聚了作者毕生的治学心血，是其文献学学术成果的结晶。众所周知，余嘉锡把阅读、学习《四库全书总目》的各书提要作为治学门径，由此而逐步登堂入室。但他阅读《四库全书总目》而汲取丰富知识的同时，却逐步发现该书一个又一个的错误，通过积累与进一步的搜求，竟撰成一部丰硕的《四库提要辨证》，建功于学术界。安学勇君根据《四库提要辨证》的考辨，总结出《四库全书总目》之失，具有17种类型，其中包括粗疏、轻率、武断、引错史文、曲解原文、人云亦云、前后矛盾、自乱体例等多种情况，这样的总结归纳，可以显示出四库馆臣并非都是硕学之士，撰定提要之际，也并非时时认真尽责，这直接影响对清朝官方修书撰史活动的整体评论。
尤其可贵的是，安君本书在充分肯定余嘉锡学术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学术观点和具体主张上的讹误，不像有些学者那样往往给研究对象着力辩护，一味赞扬。本书第三章第三节指出了余嘉锡治史思想的局限性，而第四节则专门指出余嘉锡在学术上的“不足”之处，其实这种“不足”包含很多学术理念上原则性的错误。例如第三章第三节关于对余嘉锡“信汉与崇古”的评论，是一个整体性的学术思想误区，其中带有“历史退化论”的倾向。第四节指出余嘉锡固执地认为《孙子兵法》真是春秋时期有个名为孙武的人撰成，与其《古书通例》主张战国之前无私家著述的观点自相矛盾，究其根源，这其实是严重信古观念作怪。至今一些顽固信古的学人，发扬和扩展了余嘉锡的错误理念，说什么“对古书的形成和流传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我国古书大多数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有人也应声放言曰：“既然古书难以用‘真’‘伪’作出判断，那么也就在整体上否定了疑古派的学术方向。”（张京华：《一些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湘南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这种诡辩根本站不住脚，许多先秦古书旧题的作者，乃是后人伪托其名，其中有的是伪托于传说中的圣人，如《黄帝内经》；有的伪托于一个学派的宗师，如《墨子》。但既然是伪托的作者，就已经是一定背景下的伪书，连“黄帝”是否真实存在都大成问题，安得有什么黄帝时期的医书？这岂不纯属伪造？但如果揭示它是汉代造作的书籍，倒也不能完全抹杀其文献价值。《墨子》并非先秦墨翟一人撰成，大多篇章为墨家后学整理写就，自是一种伪托，但不失为墨家学派保存了思想资料。因此，判断古书的真伪之间，确实具有辩证的关系，以时间、语境为背景可以作不同的对待，而其中“伪”的因素是无法解除的。涉及历史内容真伪的判断，要比其他书籍更要严格，如《尧典》《禹贡》，被置于真的《今文尚书》之内，这种“真”仅仅是符合汉代的真本，绝非是文献和内容的绝对真实；相反，以其名而责其实，则无疑属于伪书。若将这些文献的历史资料引证为所谓尧舜禹时期的历史实况，那就是将伪书用作证据。借口典籍具有复杂的形成和流传过程，即肆口否定文献学的真伪判断，等于欲图扼杀历史学最根本的求真准则，将历史学科釜底抽薪，搅浑水以售其欺，给新的伪造历史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安君本书虽然表达了不赞同抹杀古书真伪判断的见解，但此事关系颇大，理应进行更广阔、更深刻的批判与论辩。
时至如今，历史学的发展虽然积累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但也积累了不少貌似“共识”的错误说法，这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之中，对中国近代史家、史书的评论之中，事例甚多，牵涉着理论、理念、立场、学识等很多的宏观性问题，亟须理清思想，辨明是非。因此，十分寄望于年轻的史学新人，提高理论水平与治学能力，肩负起推动中国历史学健康发展的学术重任。近日，笔者填有《清平乐》词一阕，录之于此，可与诸君共勉。
清平乐读史评论文
2020年8月5日
山横水纵，
隔断云游梦。
宅居书文灯与共，
不觉思波涌动。
史坛近代论评，
几多浅识迷蒙。
莫作一双冷眼，
何当呐喊三声！
乔治忠
2020年8月15日于天津南开园上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