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史辨伪学者的相同之处
有学者指出，对于古书体例的总结，“暗示了古史辨派的诸多辨伪其实均非古书之伪，而只是现代人不懂得古代的书体。换言之，当我们面对古书而发生疑问时，不是应当由我们来确定古书的真伪，而是应当让古书改变我们的观念。既然传统辨伪学所据以判别‘真’‘伪’的标准多不能成立，那么就从方法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疑古工作；既然古书难以用‘真’‘伪’作出判断，那么也就在整体上否定了疑古派的学术方向”[156]。但这样的一种说法，实际存在着较大的可以商榷的空间。下面分如下几点试加以论述。
（一）余嘉锡的前提也是怀疑古书之伪，疑古为近代以来的整体大思潮
余嘉锡《古书通例》虽然对古书多有回护，但也承认大量伪书的存在。如《古书通例》最后云：“夫古书之伪作者多矣，当别为专篇以明之。”[157]余嘉锡不仅怀疑史、子诸部之书，对待经部也采取一种有所疑的态度，这是他比清代的学者更前进的一个方面。
清代学者治学虽然也怀疑古书之伪，但对儒家经典仍采取一种相对取信的态度。如钱大昕论《尔雅》时说：“《尔雅》周公作，而有张仲孝友之语；《史记》司马迁作，而有扬雄之语也。”[158]对于周公作《尔雅》的说法，余嘉锡并不予以采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钱氏所引《尔雅》周公作，而有张仲孝友之语者，本之《颜氏家训书证篇》，论《山海经》云尔也。但《尔雅》是否为周公所作，昔贤颇有异论，自当存疑，不似《史记》司马迁作，而有扬雄之语，明出后人附益改窜，毫无可疑也。”[159]
另外，余嘉锡虽然崇尚汉儒师说，但也承认汉代学者有不免臆度之时，认为学者当“好古敏求”，信其可信，疑其可疑。他说：“《周礼》《仪礼》，相传皆周公之书；而周礼则自汉儒已有异论。《汉志》但以《礼记》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郑玄目录，始间考得其作者。然诸儒之说，往往不同。计《六经》之中，惟孔子作《春秋》，独有明文可考，后无异议耳。《史记》言‘曾参作《孝经》’而郑玄以为孔子作。刘向班固以《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而郑玄指为仲弓、子夏、子游等所撰定。盖汉儒之说，虽多有所受之，而亦不免于意度。善读书者，亦惟慎思明辨，好古敏求，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耳。”[160]
《四库提要辨证》之中，余嘉锡对四部之书，尤其是史、子两部的作品，辨伪者尤多。而对于其中托名先秦乃至更早的伪书，也给予揭露批评。如张澍认为：“晋张华以《司马法》为周公作，当得其实。”[161]余嘉锡则反驳道：“张华之说，盖亦想当然耳。……盖《司马法》为古者军礼之一，不始于齐威王之大夫，并不始于穰苴。穰苴之兵法，盖特就《司马法》而申明之，而非其所创作，其后因附入《司马法》之中。古书随时增益，不出于一人之手，类皆如此。”[162]可以看出，余嘉锡承认《司马法》为战国以前之古书，非成于一手。但与张澍的说法相比较，余嘉锡并不相信《司马法》为周公所做，实际上余嘉锡首先是在疑古的立场上怀疑周公不能做《司马法》，其次才是在信的立场上认定此书为战国以前之书。
另外，辨《黄石公三略》为伪书，余嘉锡云：“此其出于伪作，可据《史记》一言而决，何必更较量其文义耶？”[163]辨《孙子算经》，余嘉锡云：“朱彝尊以孙子为即作兵法之孙武，其说本无所据。阮氏因此附之周末，吴氏以为先秦旧书，愚未敢深信。要之，其为六朝以前人著作，固无可疑，至其中不免为后人所窜改附益，则古书类然，无足深讶也。”[164]辨《葬经》，余嘉锡云：“盖古之《青乌子相墓书》已亡，是书乃唐以后人所伪作，而托之青乌子耳。至其注题大金丞相兀钦仄，考之《金史》，并无此丞相，殆又后来术士所依托，《提要》必以为经与注如出一手，亦未见其然也。”[165]又如辨《李虚中命书》实为托名于鬼谷子，此书实际就是李虚中所作。又如辨《星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证世传《甘石星经》为伪书，余嘉锡引之以补《提要》所未及。
尽管余嘉锡承认先秦古书多非成于一人之手，随时增益，但他也承认古书之中是存在着大量伪书的，他所反对的并不是辨伪古书，反对的是辨伪方法的不周，从这个角度看，余嘉锡的根本出发点与古史辨派的动机并不矛盾。
（二）余嘉锡强调古书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一家一派之言，则对于古书的研究，关键在于找出各篇章的时代先后顺序，以周还周，以汉还汉，这与顾颉刚所主张的观点存在着共通之处
先秦时期学者著书并没有后世的著作权的观念。余嘉锡说：“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166] “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167]因此，余嘉锡强调：“以著作还先师，以附益还后学。传讹之本，必知其起因；伪造之书，必明其用意。”[168]依余嘉锡的说法，在对史料进行考订的基础上，做到“以著作还先师，以附益还后学”，要进一步去研究附益的年代。对于传讹与伪造之本，也要明了其起因与用意。其重点偏重于对古书各篇章的成书年代与成因等进行分别研究。先秦时期书籍非一人一时之作，其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传播的过程中，附益与增改是与之相伴随的。
正因为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有后学的附益，有传讹与伪造之本，致使古书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态极为复杂，至刘向父子整理图书时，方整理成定本，流播于后世。可以说，先秦古书从最初的单篇别行，到最后的整理成书，其中经过了不断的修改、删削、附益、传讹与伪托的过程，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断地“层累”的过程，即“古书的层累化”，因此，余嘉锡在对先秦的古书体例进行系统的阐述之后，才提出了“以著作还先师，以附益还后学”的说法。这种观念被今日的一些学者所继承，如郑良树就说：“正惟古籍都有漫长的流传过程，正惟古籍都是有生命的机体，所以，我们就个别篇章的作成及流传时代及传播情况加以考订研究，才能将古籍的真情实况说得准确。因此，笔者认为这门学问应当正名为‘古籍时代学’，从事古籍这方面的研究则称作‘古籍时代考’。”[169]其实，这样的一种观念与顾颉刚在考辨古史时所提出“古史的层累化”，并在古史的研究中强调“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精神，是存在着可以沟通之处的。
胡适在倡导整理国故时期，便强调要扩充国学研究的领域，打破一切的门户之见，注意系统的整理，以“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170]
在古史辨运动中，罗根泽也屡屡提及“考年代与辨真伪不同：辨真伪，追求伪迹，摈斥不使厕于学术界，义主破坏；考年代，稽考作书时期，以还学术史上之时代价值，义主建设”[171] （《古史辨》第4册616页）。顾颉刚与罗根泽的看法有所不同。在顾颉刚看来，考年代与辨真伪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界限，顾颉刚说：“所谓考年代，也就是辨去其伪托之时代而置之于其真时代中。考年代是目的，辨真伪是手段。”[172]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总之，中国古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研究中国学问，尤其是研究历史，先要考订资料，后再辨别时代，有了标准，功夫才不枉用，我所以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作为一门功课讲，其用意在此。”[173]顾颉刚与梁启超的观点有一定相似性，梁启超强调先考辨史料的真伪，再辨别史料的年代，顾颉刚则强调“辨真伪是手段，考年代是目的”。对确定为伪的书籍，要考察书籍的作成年代问题，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考辨古籍真伪的阶段。对于当时常有人所说的“顾颉刚们说这部书伪，那部书伪；照这说法，不知再有什么书可读”[174]的说法，顾颉刚辩护强调，古籍辨伪，绝不是等同于秦始皇的焚书，“这真是太不了解我们的旨趣，不得不辨一下”[175]。顾颉刚说，即使是伪书，但“至于这部书的价值，我们终究承认的。要是战国时人作的，它是战国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若是西汉时人作的，它便是西汉政治思想史的材料”[176]。顾颉刚举《周官》与《左传》辨伪为例，说道：“我们辟《周官》伪，只是辟去《周官》与《周公》的关系，要使后人不再沿传统之说而云周公作《周官》。……又如我们辟《左传》伪，也只要辟去《左传》与孔子的关系，要后人不再说‘左丘明与孔子俱乘传如周，观百二十国宝书’，以及‘孔子作《春秋》，丘明为之《传》’等话。至于他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我们何尝不承认。堪笑一般人以为我们用了刘逢禄、康有为的话而辨《左传》，就称我们为今文学家。不知我们对于春秋时的历史，信《左传》的程度乃远过于信《公羊传》。我们所摒弃的，不过‘君子曰’及许多勉强涂附上去的释经之语，媚刘氏之语，证《世经》之语而已。而且所谓摈斥云者，只摈斥之于原本的《左传》（《国语》），并不摈斥之于改本的《左传》（西汉末以来的流传本）。”[177]
对于自己的这种方法，顾颉刚强调：“这原是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办法，有何不可。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178]
余嘉锡强调先秦古书多非成于一人之手，书可以认为不是伪书。但由于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随时存在着后人的增删、附益等，实际是存在着一个“层累化”的过程的。因此，即是余嘉锡也承认，从古书流传的角度判定古书为真，非伪书，但不能等同于其所记载之事为真史事。在古书辨伪中，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有时存在将古书的成书年代拉后的问题，在这点上遭到了余嘉锡的批评，但顾颉刚从史学家的眼光，从史实的角度强调书中史事记载之不真实，强调古史的层累，在这一点上，与余嘉锡其实并不存在绝然冲突。疑古学派认为伪的文献，余嘉锡认为不能称之为伪，只是造作古事，只是后人附益或者依托。但从历史史事研究的角度来看，古书伪不伪或者是否依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古书中所记载的史事是否真实可靠。从这个角度来看，余嘉锡与疑古学派之间则没有了分歧，二者的观点是统一的。即使不以“真”“伪”来判定古书文本本身，但古书中所记载的事实不能轻易信为真，却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本节开篇所引张京华之文说：“既然传统辨伪学所据以判别‘真’‘伪’的标准多不能成立，那么就从方法上否定了古史辨派的疑古工作；既然古书难以用‘真’‘伪’作出判断，那么也就在整体上否定了疑古派的学术方向。”[179]从笔者论证的角度来看，张京华的这种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余嘉锡的论断并不能否定疑古派的学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