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的考据学方法
史料比勘法是余嘉锡在考辨之时，深刻认识到清儒考据中存在的弱点。因此，余嘉锡一方面对诸如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戴震、孙星衍等考据名家的错误加以批评，同时，在自己的考据研究中，尽量避免了清儒治学中的不足，在方法上较清儒具有更多的严谨性与科学性。今以《四库提要辨证》为中心，总结余嘉锡的考据学方法如下。
（一）史料比勘法
史料比勘法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史料记载直接比勘，比较分析其异同后作论断。如《总目》云《北史》自宋以后，仅《麦铁杖传》有阙文，《荀济传》脱去数行，其余皆卷帙整齐。余嘉锡取元大德本、殿本、南监本等《北史》与《隋书》《通志》互校，云：“元大德本《北史·麦铁杖传》于‘惜其勇捷，诫而释之’之下，‘陈亡后，徙居清流县’之上有空格五，故殿本《北史》乃于‘诫而释之’下注云‘阙五字’。考南监本并无空格，亦无此注，《隋书》及《通志》卷一百六十四《麦铁杖传》亦皆不空阙。则《北史》此传是否果有阙文，抑刻本之误，莫能明也。”[68]又《总目》认为《拾遗录》作者为明代胡爌，并认为“是书杂考训诂，分为六类，援引采辑，颇有根据”[69]。余嘉锡通过将该书与王应麟《困学纪闻》细相比勘，断其为剿袭之书，言该书“实即取《困学纪闻》卷七之下半卷，及卷八卷十九之文，重录一过，惟将评文改为俪考耳。无所考证，亦无所增补。……全书中其所自著之笔墨如是而已，其他偶有一二字不同，或删落一二句，均无关宏旨。间于年号人名上加一宋字，别号上冠以姓氏，欲以掩其剽窃之迹，然未及增加者尚十之七八”[70]。
（二）广征博引，史料钩沉法
考据贵博览群书，将历代各种典籍中的有关材料梳理排列，论证方可有根有据，使人信服。对《总目》考据不完备之处，余嘉锡提出批评。如《东观汉记》提要，余嘉锡云：“《提要》此篇所举《汉记》撰人姓名，仅以《史通·正史篇》为主，并《后汉书》及《史通》他篇亦检阅未周，故不能完备。”[71]
《洛阳伽蓝记》提要考杨衒之生平不详。余嘉锡于《广弘明集》《续高僧传》《法苑珠林》《景德传灯录》诸书，广泛征引，考杨衒之生平甚详。[72]又比如《论衡》提要依据王充之《自纪》，认为“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73]。余嘉锡引《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后汉书》王充本传，皆言《论衡》八十五篇，又考《抱朴子·喻蔽篇》亦言《论衡》八十余篇。又今本《论衡》三十卷，《两唐志》亦皆作三十卷，“是其完书具存，今本篇数与本传合，卷数与《唐志》合，固当是相传旧本”。而《总目》所据之王充《自纪》，实则“乃统叙平生之著述，不独为《论衡》而作”[74]。
（三）寻史源作论断
所谓史源学，“就是一门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依史源学断考据，“通过考寻前人著述所依据的史料来源出处，来考察其根据是否正确，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判断是否正确，从而对这部著作的史料价值和使用价值作出正确的评价”[75]。对史料文献追根溯源，可以使考据更具有说服力。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也运用了寻史源进行考据的方法。
如《契丹国志》提要云叶隆礼为“淳祐七年进士”，又云该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余嘉锡遍检群籍，知“淳祐七年进士”之说源自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六转引的《至元嘉禾志》中叶隆礼《烟雨楼诗》小传。“奉宋孝宗敕所撰”之语则出自《契丹国志》叶隆礼进书表，末题淳熙七年三月日。但淳祐为理宗年号，淳熙为孝宗年号，“由淳祐七年上数至淳熙七年，凡六十八年。使此书果为淳祐进士叶隆礼者所撰，安有释褐登朝，回翔馆阁，又历六十余载，年将大耋，方登进士第之理乎？”[76]余嘉锡通过追寻史源，断《提要》所用材料自相矛盾。《名臣言行录》提要云不当列王安石于名臣。余嘉锡考《总目》观点之源，实是“阴用杨慎之说”，而杨慎之说早已“为胡应麟之所驳也”[77]。又如，王安石《虔州学记》有“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78]之语，《明一统志》引作“地最旷大，山长谷荒”，句读不通，顾炎武于《日知录》中讥讽《明一统志》“真可为千载笑端矣”。[79]余嘉锡遍考群籍，知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十二《赣州风俗形胜》条下引王安石《虔州学记》作“虔于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交广闽越，道所出入”[80]，又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赣州风俗》条下亦摘“山长谷荒”四字为标题。余氏云：“则句读之误，始于王象之，而祝穆因之，《明一统志》又因之，惟失在不覆检原书耳。”余嘉锡通过追寻《明一统志》材料出处之源，知句读不通实源自王象之，《明一统志》只是因循之误。[81]又如，《总目》言《法帖释文》作者刘次庄“字中叟，长沙人，崇宁中，尝官御史”[82]。余嘉锡考《书史会要》卷六有：“刘次庄字中叟，崇宁中为御史。”[83]余嘉锡云：“《提要》之说，盖出于此，然其说实不可据。今《长编》自元符三年二月以后虽已散佚不传，然李埴《十朝纲要》卷十五载徽宗朝御史一百五十六人姓名，并无刘次庄，可为明证，《提要》误矣。”[84]
（四）据称谓进行考订
许多用语和称谓都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或特殊性，这些材料，都可以用作历史考证。如宋人言《北齐书·文襄纪》为取《北史》及《后魏书》《梁书》杂集成篇，非李百药本书。余嘉锡认为“此篇自首至‘可复前大将军，余如故’，皆与《北史》一字不异。自此以下，则实李百药原文，盖录自《高氏小史》也”[85]。断定其录自《高氏小史》的证据便是书中对于高澄的称谓。余嘉锡云：“凡后人采南北史（《南史》《北史》）及《高氏小史》以补南北七史者，往往各录原文，不能一律修改。故一卷之中，称谓互异。《北史》于高澄例称文襄，《魏书》则称齐文襄王，《梁书》或称谥，或称名。今此纪后半，凡叙事处皆称之为‘王’，明是录自《高氏小史》也。”[86]
但余嘉锡也认识到以称谓断考据有严重局限，若史料文献来源问题不清楚，断不可轻易以称谓断考据。如《东南纪闻》不著撰人姓名，该书中“于宋之诸帝称陵名，称庙号，往往多内词，”《总目》因此断定此书“殆江左遗民所追记欤”[87]，《总目》根据称谓断考据，认为此书是宋遗民入元后的作品。但傅以礼在《华延年室题跋》中，对《东南纪闻》的史料寻求史源，发现其八十四则记事中，“袭写他书旧文者，至一十六条之多，则己所撰述者更寥寥无几”[88]。余嘉锡在傅以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东南纪闻》搜求史源，“覆检原书而得之，合之傅氏所举，已得三十六条。将及全书之半。其余目所习见，而忘其出处者，尚颇有之。然则此书，恐是纯由各家说部内缀缉而成，殆无一条为其所自撰”[89]。对于书中对宋朝诸帝称庙号，“不过沿袭旧文，未必是编者不忘本朝，故作内词也”[90]。
（五）据避讳进行考订
避讳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南宋时洪迈、王应麟等学者即已运用避讳知识进行考据工作，钱大昕更是从史籍的避讳现象出发，于考证多有发现。《总目》也运用避讳知识以考据，但对古代的避讳现象缺少深透了解，出现多处误考，为余嘉锡所纠正。如《荀子》提要认为荀子“汉人或称曰孙卿，则以宣帝讳询，避嫌名”[91]。余嘉锡指出，汉时尚不讳嫌名，荀之为孙，语音之转也。[92]又《易林》作者原题汉焦延寿。牟庭相则断为汉崔篆。刘毓崧认为“崔篆《易林》作于光武建武初年，而《易林》不避秀字，断不出自篆手”[93]。刘氏以《易林》不避“秀”字断为非崔篆之书，余嘉锡对此给予反驳：“不知汉人著书，往往临文不讳。《易林》于汉诸帝名皆不讳，何必独讳光武？据此一字以断必不出于篆，实非确证。”[94]余嘉锡以正确的避讳知识驳斥了《总目》等对以避讳考据史实的滥用。
（六）运用书籍义例进行考据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古人著书，简而有法，好学深思之士，当寻其义例所在，不可轻下雌黄。”[95]江藩云：“凡一书必有本书之大例，有句例，有字例；……学者欲读其书，宜先知其例；书例既明，则其义可依类而得矣。”[96]余嘉锡以义例断考据，如魏收《魏书》之《太宗纪》为魏澹书，宋代刘恕等已经考之甚明。余嘉锡从史书之书法义例出发来考据，又得两证据。其一，“魏收著书，务为魏讳国恶”[97]。而今本《魏书·太宗纪》“无所讳饰，则非魏收书也”[98]。“魏澹矫收之失，始分明直书。李延寿《北史》据收为本，而亦参用澹事，加之笔削。今《太宗纪》既与魏收书及《北史》皆不同，明是取之魏澹，其证一也。”[99]其二，“魏收以东晋为僭晋，宋、齐、梁为岛夷，为之作传，列于刘聪、李雄等之间，统斥之为僭伪。故其作帝纪，于南朝及十六国之君，皆直斥其名。凡聘使之来，皆书‘遣使来贡’”[100]。但今本《太宗纪》却与此义例不合。余嘉锡认为，“盖魏澹于隋文帝开皇初奉诏修史，隋承周统，既以北魏为正，自不得不以南朝为伪。至于苻、姚辈，本出夷狄，割据中原，国势强盛，与魏、周约略相等。且已国亡身死，与隋了不相关，遂尔稍从假借，以敌国交聘为文。与魏收时天下三分，齐、周对峙，情势迥不相侔，故书法因之而异。是今本《太宗纪》之出于魏澹，其证二也。”[101]
（七）运用目录学进行考据
目录学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此其功用固发生于目录学之本身，而利被遂及于学者”[102]。
《文献通考》只载唐代马缟《中华古今注》而无晋代崔豹《古今注》。《总目》据《通考》所言，认为崔豹之书久亡，马缟之书晚出，后人摭缟书中魏以前事，赝为豹作。余嘉锡遍考目录学书籍，云：“此书（《古今注》）著录于《隋志》《新唐志》《宋志》杂家类者皆三卷，惟《旧唐志》独作五卷，《新唐志》又于仪注类别出崔豹《古今注》一卷，《崇文总目》杂家类有《古今注》三卷，尤袤《遂初堂书目》仪注类亦有崔豹《古今注》。”[103]又周南《山房集》、赵希弁《读书附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载有崔豹《古今注》。“是则崔豹之书，历隋唐以至南宋，并见著录，班班可考，《提要》所谓豹书久亡者，亡于何时耶？”[104]以目录书著录之有无，断定书籍的存亡与真伪，目录之学，为用甚广。
（八）运用版本知识进行考据
考订古书古事，须求善本为依据。《平寇志》旧本题管葛山人撰，序文中题龙湫山人李确著。李文田跋彭孙贻《客舍纪闻》曰：“余家有《平寇志》十二卷抄本，题管葛山人彭孙贻著。”[105]余嘉锡据此认为：“李氏藏明人书极富，尤熟于明末史事，据其家藏本所题如此，则此书为彭孙贻所著无疑。”[106]
另外，通过同一书籍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断定是非。如《通考》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荆楚岁时记》为四卷，《总目》引《读书志》认为必无四卷，断定“《通考》为传写之讹”[107]。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袁本、衢本之别，余嘉锡以两本记载比较发现袁本《读书志》虽作一卷，然衢本则作四卷，“《通考》凡引晁氏说，皆用衢本，故亦作四卷，非传写之讹”[108]。《总目》于此失之不考。
（九）疑以存疑，论而不断
有些历史问题，仅凭现有材料或逻辑推理，皆难以断定是非，不妨疑以存疑，多说共存，以待新材料的发现或新方法的应用后再加以解决。《元经》，旧本题隋王通撰，宋阮逸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陈师道《后山谈丛》、何薳《春渚纪闻》、邵博《闻见后录》等皆疑今本出于阮逸伪作，《提要》亦承此说。然皮锡瑞《师伏堂笔记》引《宋史》太祖建隆三年张昭奏议有“臣等窃以刘向之论《洪范》，王通之作《元经》”[109]语，证王通《元经》宋初已有其书，不得谓阮逸伪作。余嘉锡言皮氏所引《宋史》张昭之语乃“大抵文人用典，例难征实，恐不可以是驳晁、陈”[110]。但“惟其说亦言之成理，足备考证，故录存之”[111]。又比如，关于《千金要方》作者孙思邈之生年，《总目》断为隋开皇辛丑，并认为孙思邈生于后周，隐居不仕之说为史误。余嘉锡详考卢照邻《病梨树赋》序、《旧唐书·方技传》、《太平广记》、《册府元龟》以及《周书》《北史》等，认为“思邈究生于何时，卢照邻且不敢质言之，后人亦惟有付之存疑，无庸考辨矣”[112]。
余嘉锡对《总目》未能“疑以传疑”之处，提出批评。《麟角集》提要考该书作者唐代王棨生平，云王棨“黄巢乱后，不知所终”[113]。《总目》之言实引用唐黄璞所撰《王郎中传》，但《王郎中传》言“（王棨）既遇离乱，不知所之，或云归终于乡里焉”[114]。《总目》所引，原本于此，“然删其末句，则非传疑之义也”[115]。
（十）以金石证史
金石之学盛于宋，欧阳修即已开启金石证史，清代朱彝尊、钱大昕等皆是运用金石证史的名家。以金石文字与纸上材料相校勘，相互补订，于史有益。《四库提要辨证》也运用金石材料，仅举两例。《鲍氏战国策》提要只言鲍彪官尚书郎，而不知其隶何曹司。余嘉锡引《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九有宋人所书《四十二章京碑》，“彪之仕履，于此可见”[116]。又《东家杂记》提要云孔子娶亓官氏，余嘉锡引汉韩敕《修孔庙礼器碑》、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皆为“并官氏”，“今《提要》做亓官，则《四库》所收《东家杂记》，亦明刻误本也”[117]。
（十一）本证法
考据有时未必一定要旁征博引，以本书内容即可断本书存在之问题。《总目》云《齐民要术》今本句下之注非贾思勰自注，而依李焘《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断为南宋初年运使秘丞孙氏注。然《齐民要术》卷五《种竹》篇首注云：“中国所生不过淡苦二种，其名目奇异者，列之于后条也。”卷十《五馨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篇首注云：“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爰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余嘉锡案：“此乃思勰著书发凡起例之语，明篇首注解，皆思勰自注也。”又《齐民要术》卷二《种芋》篇注云：“芋可以救饥馑，度凶年，今中国多不以此为意。”卷三《种兰香》篇注云：“兰香，罗勒也。中国为石勒讳，故改，今人因以名焉。”余嘉锡案：“他篇注中亦多言中国者，盖思勰北人，故自名其国为中国，以别于南朝岛夷也。若宋人无缘作此语矣。且南宋之人，岂犹为石勒避讳乎？”[118]余嘉锡以《齐民要术》注中的义例以及避讳断注之作者。
又如《肘后备急方》提要云：“此本为明嘉靖中襄阳知府吕容所刊，始并列葛、陶、杨三序于卷首。[119]书中凡杨氏所增，皆别题‘附方’二字，列之于后，而葛陶二家之方，则不加分析，无可辨别。”对于《总目》所谓葛陶二家之方无可辨别的说法，余嘉锡即以该书之内容进行了反驳。如该书卷一《卒救中恶死方》第一云：“后吹耳条中，葛尝言此云吹鼻，故别为一法。”又云：“寻此传出世在葛后二十许年，无容知见，当是此法，久已在世。”又《治尸注鬼注方》第七云：“尸注鬼注病者，葛云即是五尸之中尸注，又挟诸鬼邪为害也。”此皆明出于陶弘景之手。又卷四《治卒胃反呕啘方》以及五六七八各卷，皆有葛氏方云云。“《提要》乃谓二家之方，无可辨别，盖仅粗加翻阅，于本书未尝卒读也。”[120]
（十二）以推理断正误
推理考证法即在缺乏直接材料来源作为证据的条件下，考据者运用间接材料依常理直接推证来得出结论。如《黄石公三略》提要云：“相传其源出于太公，圯上老人以一编书授张良者，即此。……今虽多亡佚，然大抵出于附会。是书文义不古，当亦后人所依托。”《总目》据该书之文义而断为伪书。余嘉锡则依据《史记·留侯世家》推理，来断定伪书。《史记·留侯世家》云：“父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旦日，观其书，乃《太公兵法》也。”余嘉锡断定：“使张良果有受书之事，则其书当即在《太公兵法》八十五篇之中。盖良既亲受之于老父，知其为太公书，则其后与韩信序次兵法，定著为三十五家，自当次入太公一家之内，不应别有所谓《黄石公记》与《三略》也。使良并无其事也，则即因《太公兵法》而附会，盖流俗人震于留侯之筹策如神，因转相传言，以为是尝受太公之书于下邳神人云尔，尤不当别有此书也。此其出于伪作，可据《史记》一言而决，何必更较量其文义耶？”[121]
又如《尔雅注疏》提要云：“《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汉武帝时人。”关于犍为文学《尔雅注》者，陆德明《释文·叙录》称：“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余嘉锡认为：“今考舍人自是汉臣之名，汉人进书称臣，例不自记其姓，故往往名存而姓不可考。惟其时代则必在汉武以后。何以知之？”余嘉锡提出四点原因，推理论证舍人非汉武帝时代之人。第一，“盖汉代《尔雅》一书之传习，孝平以前犹未显著，至平帝元始四年，始令天下通《尔雅》者诣公车。”第二，“及乎东汉光武，游于灵台，以窦攸独能有鼮鼠之辨，故诏群臣子弟从攸受《尔雅》，足证东汉之初，习之者尚尠。”第三，“若舍人果为武帝时人，而有《尔雅注》，刘歆《七略》必著于目矣。然《汉志》不载其书，是舍人非汉武帝时人也。”第四，“且观陆氏《释文》及唐人《五经正义》与宋《御览》刑昺《尔雅疏》所引舍人注，已杂有类似《白虎通》之训诂，……此皆哀、平之世，谶纬既兴以后，所用说经解字之法，其与《白虎通》《释名》何异？舍人之注《尔雅》，既以此法训说字义，则舍人盖生于后汉之世矣。”[122]
（十三）以类比辅考据
所谓类比，就是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而做出他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魏书》提要云：“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谓收书（注：魏收《魏书》）缺《太宗纪》，以魏澹书补之；志缺《天象》二卷，以张太素书补之；又谓澹、太素之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余嘉锡认为：“至于澹及太素之书既亡，而此纪、志独存，具见于《崇文总目》。其所以能独存者，正因魏收书缺《太宗纪》及《天象志》二卷，后人取以补亡之故。然犹有单行未录入收书之本，故《总目》别著于录。犹之范晔《后汉书》无志，后人取刘昭所注《续志》以补之，于是昭注纪、传亡，而志独存，然仍自单行。至孙奭始合之于范书。以彼例此，情事正同。”[123]余嘉锡举范晔《后汉书》与刘昭《续志》之关系来类比魏收《魏书》与魏澹书之关系，可谓“以彼例此，情事正同”。
但以类比方法断考据，只是一种主观的不充分推理。《总目》亦多用类比之法，其中不乏失误之处。如《疑耀》一书，旧本题李贽撰，实则明张萱撰。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疑为萱自纂，而嫁名于贽”，《总目》执王士祯之说，认为“盖以万历中贽名最盛，托贽以行”，又进而举叶不夜撰书伪托李贽之例类比，以加强说服力，“相传坊间所刻贽《四书第一评》《第二评》，皆叶不夜所伪撰，知当时常有是事也”。实际《总目》此处的类比不成立，余嘉锡引张萱自撰之《疑耀新序》断此书为张萱所著，而当时人伪撰萱序并托此书为李贽所作，并非是张萱自撰而主动嫁名于李贽。“然王氏（王士祯）谓萱自著而嫁名于贽，《提要》又拟之于叶不夜之伪撰《四书评》，似萱欲假借贽之盛名以行其书者，皆非也。”[124]可以看出，类比方法只能是一种形象化的辅证，而不是绝对征实可靠的逻辑性论证。类比方法的运用，必须有赖于更可靠的其他考证方法作为前提，否则类比的作用往往会适得其反。
（十四）归纳演绎的逻辑论证法
所谓归纳演绎的方法，即把相关的同类型历史材料搜集排比，从中归纳出一般性的、具有普遍特征的结论，再由此结论作为出发点来考证解决相关的问题。归纳演绎的逻辑论证法是人类认识事物的科学思维方式，也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逻辑思辨能力。余嘉锡也自觉地将该方法运用于其《四库提要辨证》的考辨之中。《管子》提要认为该书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余嘉锡通过对先秦古籍如《尚书》《诗》《周礼》《仪礼》《易》等成书过程的考证，归纳得出“古书不题撰人”的结论。“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125]依此理论，余氏认为《管子》一书实为管氏学者之言，而并非一定是管仲之言，驳斥《总目》的《管子》为后人附会说，认为“《提要》之于周秦诸子，往往好以后世之见议论古人，其言似是而实非”[126]。余嘉锡通过诸多先秦书籍的个别，归纳出周秦“古书不题撰人”的通则，再由此通则来判断《管子》一书为管氏学派之著作，而非必管仲一人所撰。
（十五）据履历以断订
考证与人物行事有关问题时，常用此法。如《东南纪闻》提要云：“又汪勃调官一事，称张浚、韩世忠迎合秦桧。浚之心术不可知，世忠当万万不至此，恐未免传闻失真。”《东南纪闻》原文云：“汪勃，歙人也，仕州县，年逾六十，犹未调，官满趋朝，试干秦桧，求一近阙。秦问其已改官乎，曰：‘未也。’‘有举者几人？’曰：‘三人耳。’于是遣人导之往谒张、韩。时二公皆以前执政奉朝请，闻有秦命，倒屣出迎，执礼甚至。勃得改秩，秦后擢寘台省。”《总目》认为汪勃往谒之张、韩为张浚与韩世忠，余嘉锡考辨汪、张、韩之仕履后认为张为张俊而非张浚。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三年三月丙辰，左宣教郎汪勃为太常寺主簿，其自州县改京秩，实始于此。“韩世忠先于十一年十月癸巳，自枢密使罢为醴泉观使奉朝请，与是书所谓前执政者合。若张浚虽亦以十一年十一月辛酉自知福州罢为万寿观使，然既免其奉朝请，且是前宰相，非前执政也。况浚自罢福州后，即奉母寓长沙，其后屡经转徙，直至绍兴之末，未尝入国门。桧何从遣人导勃往谒，浚亦何从倒屣迎之乎？”既然“张”者非张浚，余嘉锡又通过考张俊之仕履，从而断定此人实为张俊。“俊于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自枢密使罢为醴泉观使奉朝请，进封清河郡王。俊故附秦桧同主和议者，是时又新进封，宜其奉令惟谨。”《总目》不考人物仕履，误以张俊为张浚。[127]
（十六）歧说择优法
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往往众说纷纭，可以从中选出最为可靠的说法。所谓最为可靠，汪受宽师认为大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诸说法本身从史料学上检验，看哪一种更早，更直接。二是对说法从典制、文化、习俗等诸方面检验，看哪一种更符合实际。此种方法，《四库提要辨证》亦有所应用。如《月令》之书，或云周公作，或云吕不韦作，从汉代开始便没有定论。《总目》认为该书是“不韦采集旧文，或传益以秦制欤”。余嘉锡认为：“后儒纷纷论辨，各是其事，其说亦无以相胜。《提要》谓为不韦采集旧文，而传益以秦制，较为持平，未始非解纷之道。”[128]
（十七）以众说驳孤证
《总目》云《蚕书》作者为宋代秦观之子秦湛，《总目》此说源自《宋史·艺文志·农家类》，而《宋史·艺文志》之说本于《馆阁书目》。然王应麟《困学纪闻》、陈振孙《书录解题》皆云秦观撰《蚕书》，见于秦少游《淮海集》。该书宋汪纲刻本亦题作秦观，孙
《蚕书跋》也直指为秦淮海。“则《馆阁书目》之作秦处度（秦湛）者，……不足为据。……此书之不出于湛，居然可知。”[129]又《总目》因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之言，怀疑《隆平集》非曾巩所作。余嘉锡考吴曾《能改斋漫录》、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旧闻证误》皆曾引《隆平集》，并称为曾巩所作。余氏道：“吴曾号为博洽，有宋一代史学之精，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者，而其于此集均信为曾巩所作，未尝稍疑其伪。焘于考证最密，如王禹偁《建隆遗事》，虽屡引之，而屡言其伪托。使此集稍有可疑，焘岂得独无异词？心传著书，专证人之误，纤悉必举，又岂肯援用伪书、贻人口实邪？《提要》独执晁公武之单辞，便毅然断为依托。公武之学，既不博于吴曾，尤不及二李，未必能别黑白而定是非。”[130]
（十八）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余嘉锡在考辨《总目》过程中，往往是多种考据方法同时使用，有时一种方法并不足以去解决问题，多方法、多角度去考证，结论才会更有说服力。
如《黄帝素问》提要云：“《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篇，无《素问》之名，后汉张机《伤寒论》引之，始称《素问》。晋皇甫谧《甲乙经序》称《针经》九卷，《素问》九卷，皆为《内经》，与《汉志》十八篇之数合，则《素问》之名起于汉、晋间矣，故《隋志·经籍志》始著录焉。”针对《总目》所言《素问》之名起于汉、晋间的说法，余嘉锡使用推理、类比、归纳演绎等多种方法，进行驳斥。
余嘉锡运用推理，提出反驳。总结如下：第一，“秦、汉古书，亡者多矣，仅存于今者，不过千百中之十一，而又书缺简脱，鲜有完篇，凡今人所言某事始见于某书者，特就今日仅存之书言之耳，安知不早见于亡书之中乎？以此论古，最不可据。即以医书言之，……安所得两汉以上之书而徧检之，而知其无《素问》之名乎？”第二，“使《内经》本不名《素问》，而张机忽为之杜撰此名，汉人笃实之风，恐不如此。”第三，“《内经》十八卷，其九卷名《素问》，其余九卷则本无书名，故张仲景、王叔和引后九卷之文无以名之，直名之曰《九卷》。然则《素问》之名，其必出于仲景之前亦明矣。”
余嘉锡又以《战国策》《新语》之例为类比。第一，“如《战国策》三十三篇，初非一书，其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而刘向名之曰《战国策》。使《短长》诸书今日尚存，固不可曰《汉书·艺文志》只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无‘短长’之名，必起于汉、晋以后也。”第二，“此如陆贾著《新语》十二篇，刘向校书之时又得贾平生论述十一篇，合而编之，为《陆贾二十三篇》，不复用《新语》之名，正同一例。今既不得以《新语》之名为后起，则亦安见《素问》之名必起于汉、晋以后也乎？”
余嘉锡亦运用演绎之法。“《提要》不过因《汉志》只有《内经》十八卷并不名《素问》，故谓其名当起于刘、班以后，不知向、歆校书，合中外之本以相补，除重复定著为若干篇，著之《七略》《别录》，其篇卷之多寡，次序之先后，皆出重定，已与通行之本不同，故不可以原书之名名之。”[131]余嘉锡运用刘向、歆父子校书之法，演绎证明《黄帝内经》出于重订，篇卷之多寡，次序之先后，已于通行本不同，故不可以原书之名名之，恰推断原书当名为《素问》。
通过多种方法的运用，余嘉锡驳斥《总目》所言《素问》之名起于汉、晋间的说法，其立说深为可信。
余嘉锡考据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可以说在清代学者的考据研究中皆有所体现，这些方法在清代大体上都已经成熟并被当时的学者所熟练掌握。同时，余嘉锡摒弃了清儒研究中的不足，实现了对清儒的超越，使自己的考据更有科学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