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对民国时期考据学者专尚考据的批评
（一）对顾炎武的推崇
顾炎武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89]顾炎武生于晚明乱世，目睹空谈误国之风气，故推重“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顾炎武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190]顾炎武以“博学于文”反对明末时期束书不观的王学末流，故强调“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91]，通过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以实现通经。但博学于文，并不仅仅是对古典经学著作的探寻，顾炎武说：“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92]对此，周予同解释道：“文字音韵的钩稽，旨在通经；广博知识的探寻，旨在致用。所以，他（顾炎武）所说的‘文’，就不是一般‘文字’‘文章’的‘文’，而是具有经世内容的‘文’。”[193]
顾炎武又强调“行己有耻”。顾炎武云：“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194] 《日知录》云：“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195]针对晚明时期士大夫趋炎附势的现象，顾炎武强调士大夫当谨守道德底线，不能为功利诱惑而丧失气节，不知廉耻。
“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与立身处世之道，是讲求实学与经世致用的结合。顾炎武有鉴于晚明时期理学末流之空疏，误国误民，故倡导实学以补偏救弊，并以“行己有耻”加以约束。
身处晚清民国时势丕变的时代，余嘉锡体验到了顾炎武所经历的时势剧变时的精神苦痛。故余嘉锡对顾炎武的为学极为推崇，不仅仅只沉醉于名物训诂，也教人应务学之大者远者。如1934年，余嘉锡曾手书“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五尺楹联以赠张舜徽，但又对前人所提“一物不知，以为深耻”之说颇有驳难，故于跋语中又举顾炎武语云：“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证今”[196]，厚相勖勉。但余嘉锡认为民国时期的政治环境，显然要比顾炎武时代还要糟糕。
（二）对民国时期新考据学者的批评
余嘉锡重考据，故对明人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痛加指责，如余嘉锡认为明人有“窜乱古书之恶习”[197]，并以“明人固多不学”[198]来概括明代学风。但明儒虽不讲实学，却“服膺理学，故易代之际犹多伏节死义之臣”[199]，余氏对此又加以褒奖。他说：“明代自心学盛行，儒者高谈性命，标榜宗旨，而于义例之辨，修己治人之学，转置之不讲。平时既不读书，枵腹面墙，不通今古。一旦与人家国事，张口论列是非，无不颠倒谬乱如盲人之道黑白，聚讼盈庭，漫无措置，败坏天下事于不觉。及其君弑于贼，国灭于敌，士大夫之贤者亦不能有所展布，不过以一死塞责而已；其不肖者遂相率迎降投拜，甘为臣妾而不耻。亭林目击其弊，故倡为博学有耻之说以救之。然明儒虽不知讲求实学，而平居尚能诵习六经，服膺理学，故易代之际犹多伏节死义之臣。”[200]尽管明代学术空疏，遭到余嘉锡的批评，但余嘉锡认为最起码明人服膺理学，更替之际尚有死节之臣。
而民国时期的考据学者未尝不知读书，但弊端在于他们对于德性的学问少有阐发，“不顾义理，唯利是视”。余嘉锡说：“若今之君子，则又不然，承考据学盛行之后，流风未沫，未尝不知读书，而菲薄周孔，掊击程朱，惑经疑古，抉破藩篱，故其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际，不顾义理，唯利是视，攘夺干没，无所不至，礼法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其行谊为妾妇所羞称。平日既不知廉耻为何事，见利害若毛发比，趋避惟恐不速，一旦国家有事，尚望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乎？不独一姓之兴亡无所动于其心，虽其极至于亡天下，亦且攘臂于其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须我为之矣。此其人多能读中外书，工诗文，善讲说，自名博学者也。虽其所学亦不知天下国家为何物，而以与明季士大夫较，则读书与不读书固有间也。”[201]因此，在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0年代以后，日本加速侵华，国难日深。余嘉锡认为民国时期的考据学者未尝不读书，但他们掊击理学，而理学的衰微则导致了学者丧失道德底线，不顾义理，唯利是图。一旦国家有难，“尚望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乎？”学者的操守成为了余嘉锡攻击的对象。故余嘉锡认为，“以亭林之方治今日之病尚嫌药不对症，未能箴膏肓，起废疾。”[202]
与余嘉锡认为考据家专注学问而不顾义理，最终导致学者丧失操守不同的是，傅斯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傅斯年说：“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瞭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荧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203]傅斯年认为专心致力于学术，将研治学术之所得作为辛苦努力的报酬，按照这样的思路，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但中国人对于学术没有爱好之心，其结果不仅是学术事业的消沉，更严重的是将导致中国人道德水准的堕落。因此，傅斯年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不仅是学术之事，更可以此为方法，来逐渐提高中国民众的道德水准。[204]从余嘉锡与傅斯年的对比中看出，两人的观点适成相反，余嘉锡对“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有所责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临头。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抨击的对象固为纪晓岚，“而矛头则未尝不是指向提倡打倒旧礼教、反理学的人物”[205]。
显然，在余嘉锡看来，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想痼疾，要比顾炎武所处的晚明时期更加令人痛心疾首。对此，余嘉锡给出了解决之道，他说：“愚请仍以孔子之语易之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如欲从事斯语，则请自临财勿苟得，临难毋苟免始。夫人之嗜利者将以为我也，将以私其身也。不利之甚，莫如无身，为我者拔一毛而利天下尚不肯为，安肯舍生而取义乎？故见利不思义者，见危必不能授命；临财而苟得者，临难亦必苟免，相为因果，理有果然。夫官爵名誉以及凡可以便其私者，皆利也。财者，利之小者也。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皆不苟免也，不必其授命也。然见小利而贪，临事而畏避，则是知有私而不知有公，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国，使斯人而当大任，居大位，惟知趋利避祸，自私其身，虽举天下拱手授之于人不恤矣。寡廉鲜耻之徒，亦复何所不至，恶能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乎！昔者伊尹圣之任者也，其所乐之道无它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故士之志于道者，必严于义利之辨。凡神奸巨憝祸国殃民者，不必其罪已著名而后知之也，观其平日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际，可以决之矣。”[206]余嘉锡提出当以孔子所云“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之义来改变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不良风气，“使天下之士皆能见利思义，则当大难之时，忘身殉国，众志成城，其国必不至于亡。士习之良否，国家之兴亡系焉，可不加之意也哉”[207]。
而能够使知识分子做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最好文化思想资源，则莫过于宋明理学。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又说：“不知自汉以来，每当易代之际，其臣子能仗节死义、见危授命者，寥落如晨星。洎前后五代之时，视其君如弈棋，漠然曾不少动其心，甚至虽蛮夷猾夏，而稽首穹庐，望风投拜者踵相接。若自忘其为华夏之裔、神明之胄者。及宋明之亡，忠臣义士，乃决腔断脰，赤族绝嗣，前仆后继而不悔。此固由夷虏蹂躏我汉族之所激成，然而忠义之风，何以澌灭于前后五代，而勃兴于宋元明清之际，此非经过百数十年之教化，养成倡导之不为功，故理学诸儒之移风易俗者大矣。”[208]
顾炎武等晚明学者将明朝覆灭的历史责任归咎于明末空疏的阳明心性之学，故讲求实学以求致用，最终导致考据学的兴起，可见考据学的发展，本来是由着从虚入实的路径而来。但完全沉醉于考据训诂之中而不顾现实关怀，本来追求实学的考据反而成了另类的空疏无用之学。处于民国时期考据学占据学术主流的时代，余嘉锡便认为中国近代的积弱一定程度上是民国时期考据学的兴起造成的，宋学具有的“尊德性”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倒可以正人心，具备了现实的致用性。余嘉锡推崇理学的目的便在于现实内外环境的刺激，体现出了兼重“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特质。
中国的学问中，清代的考据学可以实现与西方学术的沟通，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但除此之外，中国学问中有独特于西方的不同之处，即“德行的学问”，这是无法用科学方法进行整理的，与纯客观的文献整理的方法决然不同，需要以内省及躬行的方式来实践。余嘉锡作学问能够发扬考据学的实证学风，而安身立命则采取宋学家的态度。尽管余嘉锡对宋代的学术也曾有所批评，如他说：“宋明人之辨诸子，大率类是，其言有得有失，然多辩乎其所不必辩者。”[209]又云：“古人著书，不皆精粹，浅陋之处，固所时有。九流百家，所出既异，故操术不同。宋明人读书，好以当时理学家言是非古人，尤非通方之论。”[210]但整体上来看，他仍重视宋代人的义理之学。余嘉锡于汉宋学术并重，可以归纳为类似陈寅恪所言的“讲宋学，做汉学”一语。余嘉锡身处晚清民国时势丕变的时代，他对宋代学术的回护，实则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强力冲击中国传统的情况下，在中国处于严重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