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湘籍学者杨树达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湖南长沙人，近代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治学也继承了清代考据学传统。1902年，余嘉锡与杨树达伯兄杨树谷同举光绪壬寅科湖南乡试，且皆拜师于柯劭忞。1927年，杨树达于《甲寅周刊》阅读到余嘉锡所作之《陆贾新语提要辨证》，知余氏长于考证之学。1929年6月28日，杨伯峻偕余逊拜访杨树达，杨树达问知余逊为余嘉锡之子，知其父长于考证，便以所著《老子古义》交余逊代赠余嘉锡。[59] 7月3日，余嘉锡拜访杨树达，两人久谈，杨树达记载：“余知季豫之名久矣，今日始相见也。余来京后，交友求益之意颇殷，而湘人居京者，无一真读书人。得季豫可弥此缺憾矣。”[60]湘人居京学者颇多，而杨树达独以余嘉锡为同道，在于二者皆为居京湘人中治朴学者。清代以来，湖南学者多治宋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61]咸同以后，湖南学者习汉学者渐多，但魏源、王闿运、皮锡瑞等人的成就主要还在今文经学方面。钱基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称：“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62]故自清以来，湖南学风由宋学而今文经学，治朴学者甚少。民国学人对湘中学者亦多有如此印象，如1935年12月杨树达与余嘉锡拜访浙人张孟劬，张氏对余、杨考据训诂之学颇多称赞，云“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不免芜杂，王益吾未能尽除乡气。两君造诣之美，不类湘学”[63]。对于张孟劬如此评价，杨树达明显不满，其记中写道：“孟劬，浙人。意盖谓余二人为江浙人之学也。余不足论也，季豫目录学之精博，江浙士何尝有之乎？”[64]正因杨树达亦以考据训诂为治学根本，称今文家学者“无一真读书人”，不将其引以为类，结识余嘉锡，使杨树达在北京找到一位同治朴学的同乡，颇可补憾。此后，两人往来频繁，互为切磋，相得甚欢，关系较为密切。杨氏所作文字训诂及考订金石刻辞之文，每一篇成，辄持之以示余嘉锡，余氏“伸纸疾读，往往拍案叫绝”[65]。杨氏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则请余嘉锡为之作序。而余嘉锡亦以所著《四库提要辨证》稿本与《目录学讲义》见示，杨树达则誉之为“透辟精审，其专门之业也”[66]。汉西乡侯兄残碑，杨树达曾为之跋，徐行可藏有此碑精拓本，嘱余嘉锡录杨树达跋于卷末，余嘉锡因此并作《汉池阳令张君残碑跋》[67]，并以之示杨树达，杨氏称赞该文“考证精审，于是此碑无复义矣”[68]。余嘉锡认为《北史·隋炀帝纪》已经亡佚，今本《炀帝纪》则是抄自《隋书》。杨树达则云：“世传马总《通历》沿用《南史》《北史》，《炀帝纪》与今本称谓不同，乃《北史》原文也。季豫校勘之精审如此。”[69]沈兼士曾有意延请杨树达执教辅仁大学，还需要托付余嘉锡邀请。据《积微翁回忆录》记载，杨、余两人交往密切，杨树达居北京期间，两人时常拜访董作宾、柯劭忞、傅增湘、张尔田、章太炎等学界名流，问学切磋。
1937年5月，杨树达因父亲病重，向清华大学请假南归。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很快被日本占领，杨树达便没有北返，而是选择了受聘湖南大学。不久之后，平津各高校纷纷内迁、南迁，余嘉锡则坚守辅仁。从此，余、杨之间处于长期的南北隔绝状态，未能相见，只能靠书信维持往来。当时留守北平的学者欲知杨树达的消息，往往询问余嘉锡，而杨树达也是通过与余嘉锡的通信得知北平诸友状况。如1937年12月7日杨树达日记中记载：“得余季豫书……言吴检斋已离平。高阆仙恐见汙，闭门不出。张孟劬已迁入城居。”[70] 1938年3月14记载：“得余季豫书告，张孟劬近得胃疾，与渠书问余近状。高阆仙足疾已愈。孙蜀丞近益收敛。际兹危局，伏处故乡。故友关怀，只赠感喟。”[71] 1938年9月21日载：“得余季豫书，云：张孟劬养病，足不下楼。不相见者已年余。沈兼士于外事一切不问。高阆仙闭门养疾，并授课事亦不肯任。僻处荒乡，闻故友近状，为之一慰。”[72] 1939年6月11日载：“得余季豫书，知北平诸友近状。”1940年7月20日载：“余季豫来书言，胡绥之年八十二矣，尚在。罗叔言近日已死。在平诸友近况如故。”1941年8月4日载：“得余季豫书，言吴检斋因疑畏抱病死，非为日寇所戕。并云其不肖子斥卖其遗产殆尽，虽著述稿亦不免。检斋一生治学，结果如此，可为痛哭。”[73] 1943年3月5日载：“得余季豫北平书，言生事日艰，家人皆食稷粱，独季一人白粲耳。告沈兼士冥鸿他去，盖南行也。”
对留守的余嘉锡，时已南下的杨树达于诗词中也表达了挂念之情。杨树达《积微居诗文钞》现存怀余嘉锡诗两首，今录于下：
怀季豫北平
我思何所属？朴学武陵余。读破连楹简，镕成几卷书。
生还应有幸，老痩近何如？日饮成良计，袁丝小住吴。[74]
得季豫北平书喜赋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思君不可见，一札亦开颜。况是烽烟急，幽居独闭关。
新篇何日达？故友几人残？忽忽年余事，开尊傍社坛。[75]
从1943年3月到1946年2月，由于战争阻隔，两人之间长期失去联系。直至1946年2月杨树达才“得余季豫书，告近年艰苦之状及胜利后北平教育界事，为之绝倒”[76]。此时陈垣托付余嘉锡致意杨树达，邀请杨氏北返任教辅仁大学，但杨树达已有留湘培养乡里后进的想法，故复书余嘉锡，辞去了陈垣的邀请。
1947年，中央研究院推举的院士候选人名单共150人，杨树达及余嘉锡皆列其中。但余嘉锡对自己是否能当选为院士并没有足够的把握。在致杨树达的信中，余嘉锡说：“陈援庵比此次名单为公车征士录，虽不中选，亦何幸而得为阎潜邱、全绍衣耶？”[77]并坚信杨树达定能当选：“明年院士之选兄必入谷，盖从各方衡量，略得端倪，非无据漫谈也。”[78] 1948年，两人皆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余嘉锡致信杨树达，极其希望杨树达能参加8月的院士会议，并约定当联袂返湘。1948年9月，两人皆参加了中研院的院士大会，故交多年未见，多日相谈甚欢，会议过后，余嘉锡北返北平，杨树达南下长沙。南京离别之时，余嘉锡涕下如雨，恐二人不得再次相见。1954年，杨树达两次入京，皆因故未能拜会余嘉锡。1955年，听到余嘉锡去世的消息，杨树达悲恸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