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历史文学
史学史研究中提到的历史文学，是指“真实历史的文字表述”[209]，从史书编纂的角度看，历史文学也属于历史编纂学的一部分。中国史学向来具有重视文字表述的传统，史学批评家也将史家的文字表述能力作为评价史书的重要标准之一。刘知几就曾云：“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210]。叙事为工的主要体现就是史家的文字表述能力。《四库提要辨证》中虽然论历史文学之处不多，但从中仍可以发现余嘉锡追求笃实、实录的史笔标准。
（一）追求实录，反对浮华
史书也追求文字表述之美，但与文学作品不同，史书文字之美的首要标准是要真实地陈述事实，追求实录。余嘉锡追求史书要存实录的精神，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有所体现。如《新唐书》辨证云：“《（唐）六典》成于开元之末，书虽进奏，迄未行用，本非经常之典，证以前后史实，有合有不合。若诸志悉据以纪事，岂得谓之实录。”[211]又《魏书》辨证，余嘉锡云：“《孝静纪》末总叙帝之生平，于高澄之跋扈，高洋之篡弑，奋笔直书，无愧南、董……校其字句，全同《北史》，惟易高澄为文襄耳。魏收秽史，岂能实录。”[212]余嘉锡讥魏收《魏书》书法不实，不存实录，号为秽史。而《魏书·孝静帝纪》已亡佚，今所存者为后人补以《北史》及《高氏小史》等，余嘉锡则称赞其能“奋笔直书，无愧南董”。
《总目》批评《晋书》不求笃实，文章浮华，并将责任归咎于唐太宗。《总目》云：“考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盖出于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笔者，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213]余嘉锡针对《总目》之言，引《大唐新语·著述篇》唐太宗谓房玄龄之语：“比见前后汉史（《汉书》《后汉书》）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暇书之史策。”余嘉锡因此论道：“然则太宗固深明史法，痛恶浮华。文如扬、马，犹将屏弃，何有于二陆、三张。《晋书》之不求笃实，自是史官之不才，安得归咎于太宗乎！”[214] 《总目》将《晋书》文体浮华归咎于唐太宗，余嘉锡则归咎于撰写《晋书》之史官缺乏史才，但余嘉锡与《总目》都反对史书撰述中的文体浮华现象，在这一点上二者的追求是一致的。余嘉锡对《晋书》文笔浮华的批评，与《史通》及《旧唐书·房玄龄传》大体一致。《史通》云：“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215] 《旧唐书》也言：“（修《晋书》）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余氏论史以考据为主，同时也求经世致用，而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书之史策，犹将屏弃。
反对文体浮华，追求文字真实，余嘉锡也赞扬在史书表述中要存口语，从实录，这与刘知几的认识一脉相承。《史通》评《周书》曰：“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216]刘知几论史，谓史臣叙事、纪言，当具载俚词，存其口语，务从实录，不失本真，其评论《周书》，尤再三致意于此。《总目》则反驳刘知几曰：“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217]余嘉锡则批评《总目》：“夫既曰‘文质因时’，则宇文言类互乡，辞多丑恶，质既如此，文之奚为？既曰‘纪载从实’，则《周书》博采古文，动遵经典，所载若斯，实于何有？……若谓牛弘之书，访古制言，德棻以弘书为本，不能擅自改易，则知几固尝言之矣。……然则德棻苟志存实录，非无所取材，而乃唯凭本书，重加润色，疏略之讥，知难幸免已。”[218] 《总目》赞扬《周书》“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尚文，史书语言当受影响。而余嘉锡则反驳《总目》之说，既然文质因时，则宇文言类互乡，辞多丑恶，质既如此，文之奚为？《周书》虽志存实录，却唯凭牛弘之书重加润色，而牛弘书尚文雅，仿古制言，令狐德棻又不能擅自改易，故为刘知几、余嘉锡讥议。
（二）琐碎与繁赘，皆不合史法
余嘉锡论史，反对文字简略琐碎。《总目》谓曾巩《隆平集》“是书纪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凡分目二十有六，体似会要。又立传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为类。前有绍兴十二年赵伯卫序，其记载简略琐碎，颇不合史法”[219]。余嘉锡也认为，《隆平集》卷一至卷三凡分二十六门，每门分若干条，不具首尾，颇似随笔札记之体，殊不合史裁。疑是曾巩取当时官撰各书，择要录出，以备修五朝纪志之用，而未及编纂成书，“简略琐碎，诚所不免”[220]。在此，余嘉锡赞成《总目》之说，认为记载简略琐碎之书，不合史法。
余嘉锡虽反对史书简略，却主张史书记事简洁。简略与简洁有所区别：简略意为文字简单，重要内容有所遗失，简洁则意为简明扼要，没有多余的累赘。余嘉锡云：“凡采录前人之文，有可删者，有不可删者。繁辞赘语，擘拇骈枝，去之而文省词洁，此可删者也。”[221]余嘉锡主张史笔简洁，反对烦冗叙事。但余嘉锡对史笔简洁的追求是有所限度的，反对为单纯追求简洁而损害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余嘉锡云：“其词与事虽无甚关系，而去之则事迹遂无首尾，文义不相联属，譬之鹤颈虽长，断之则悲，此不可删者也。”[222]可见，余嘉锡反对历史叙述中的琐碎与繁赘，强调史笔的简洁，但史笔是否该简洁，简洁至何种程度，要服从于历史叙事是否能够被完整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