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考据学的时代特色
与清代学者不同的是，余嘉锡的考据学摆脱了传统经学的束缚，不迷信经典的权威，将儒家经典本身也作为考据的对象。同时在西方学术观念传入中国并影响日彰的形势下，余嘉锡对古典小说的考证，重视子部的研究、经学史研究以及宗教史的研究，皆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并与强调“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新派学人在治学领域与方法上表现出了一致性。
（一）对子部考证的重视
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诸子学渐湮没无闻，不为学者所关注，直至乾嘉考据学兴起之后，考据家从对经史的考证到对诸子之书的整理，遂导致对诸子学的重视。如梁启超所说：“及考证学兴，引据惟古是尚，学者始思及六经以外，尚有如许可珍之籍。故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推勘及于诸子。其后俞樾亦著《诸子平议》，与《群经平议》并列。而汪、戴、卢、孙、毕诸贤，乃遍取古籍而校之。”[132]此外，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冲击，形成了中学与西学相竞争的局面，与西学的概念相应，清季形成了同时包容儒学与诸子学的“国学”，也加速了诸子学的兴起，形成了晚清时期西方学术与中国传统诸子之学“相因缘而并生”的局面。民国初期，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打破传统的“九流出于王官说”，将诸子学抬高到一种与经学平等乃至超越经学的地位上。在胡适等学者的推动下，诸子学研究成为一时热潮。当时，“北平、上海各大报章杂志，皆竞谈先秦诸子”[133]。对此，章太炎认为：“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134]故他提出：“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135]
余嘉锡博览群书，自称“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136]。1937余嘉锡自刻本《四库提要辨证》，也是只有史、子两部写定之稿二百二十余篇而无经部与集部，其中史部四卷，子部八卷，子部篇幅最大。在最后定本的《四库提要辨证》中，也是以子部所占的篇幅最为庞大。余嘉锡对先秦诸子学以及后来的子部之书都格外的重视，其《古书通例》中便“颇能平等看待经子关系”[137]。先秦之书，子部的流传最为纷纭，因此整本《古书通例》，绝大篇幅皆是通过对先秦诸子之书的考证来说明古书的流传衍变。可见余嘉锡在子部书籍上下的功夫尤多。
（二）以历史考据法治小说研究
余嘉锡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考据研究，将考据学方法运用到不被传统学者所重视的小说领域，从版本、源流、史事真伪等多个方面，考辨中国传统的小说。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小说”属于西来观念，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体系中的小说即有联系，又有区别。《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将小说列入子部内，所列书籍多为杂记、丛谈等。余嘉锡所考辨的小说，《殷芸小说》与《世说新语》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杂记或丛谈，而从平话演变过来的《水浒传》与《杨家将》则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观念有所契合。不管是传统丛谈、杂记还是后来的话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最低，难以登大雅之堂，被传统的学者所歧视。在考据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期，学者博览群书，但仍然对小说弃置不观。博学如钱大昕者，“于书无所不窥，然甚恶小说，尝作正俗篇，以为小说专导人以恶，有觉世牖民之责者，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138]。因此，直至清末，中国传统小说文献资料都得不到重视，处于一种无人系统整理与研究的状态。在西方学术观念的不断冲击之下，又经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人们开始对传统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给予较多的关注，小说的学术地位开始逐渐提升，从被人鄙夷忽视的边缘开始走向学术研究的中心。
由于传统文化中对于小说研究的忽视，因此在20世纪初期小说研究的初兴阶段，鲜有前人的成果作为参考，也缺少成型的研究体系。如马廉曾说道：“中国对于小说向视为琐屑小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故无人注意。即或注意，亦无加以研究者。所以现在我们研究这类的东西，实在太难：既没有目录供我们检查，又没有专书供我们参考。”[139]小说研究的起步阶段，便需要做足够的基础性工作，而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最基础的工作莫过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文献方面的整理。因此，民国时期的小说研究，涉及最多的便是有关作品的作者、流传情况、版本优劣等文献学领域的内容，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成了民国时期小说研究的主流。正如郑振铎所言：“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140]因此，在这种文学研究考据化的强烈倾向下，直接导致不少学者以研究史籍的眼光来看待小说与戏曲。
余嘉锡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余嘉锡的学术著作中，除《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以及《四库提要辨证》之外，小说考证作品也占有足够的分量。余嘉锡在小说考证中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文献搜集、版本考订、史事纠误等几个方面。代表性作品如《殷芸小说辑证》《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以及《世说新语笺疏》等。
与清代的考据学者鄙夷小说态度不同的是，余嘉锡认为小说自有它们存在的社会价值与功用，小说的产生当是源自社会民众的心理需求，不应对此废弃不谈，应该发掘小说中孕育的积极思想。如他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所说：“小说虽出于街谈巷议，然春秋攘夷之义、诗人匪风下泉之思存焉，何可非也？”[141] “益信杨家将虽小说，而实一时人心之所同，故能与学者之作相表里。其后元之所以亡，明之所以兴，其几盖在于此。”[142]并驳斥钱大昕“乃谓小说专导人以恶，夫岂其然”[143]。
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余嘉锡以考据之法，对《三朝北盟汇编》《通鉴纪事本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有关水浒人物的资料，详加以梳理。诚如余嘉锡说云：“清人其他考证著作，偶尔牵涉及宋江梁山泺者，大抵为随笔摭拾，非经意之作，故因袭前人者十恒八九，鲜所订正。”[144] “中年以后，从事考史之业，读书渐多，得见《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通鉴纪事本末》诸书，见有关宋江诸人事迹，足以订证《宣和遗事》《水浒传》诸书者，随手摭录，日久积成篇帙。比而观之，知诸说部书所叙，大体有所依据，真假相半。即其傅会缘饰之处，亦多推本于宋、元社会风习，初非向壁虚造。详加考索，不仅于北宋末年震烁一时之英雄事迹，可以粗明大概；即《水浒传》所用之名辞、典制，昔所认为难于索解者，至是亦渐能得其真义矣。其后读黄以周通鉴长编拾补，甚佩其援引详博，考据精审。于宋江起兵山东之事，能订正旧说之讹误，使北宋末年之重要史实，复白于后世，有昭然发蒙之功。”[145]
《殷芸小说辑证》是关于《殷芸小说》的辑佚作品。该文采古书26种，辑得154则。“略加考证，并依原书次第定著为十卷。”[146]对从各书中所辑佚出的《殷芸小说》各条，则“考其时代，分别编次，不敢谓能复原书面目，求其约略近似而已”[147]。宋代以前人所称引，只称“小说”而不著姓名的，“以他书参互考之，往往即是殷芸之书，今故概行辑入”[148]。各书所引小说，往往文字有所异同，则“择善而从，并著之校语”[149]。
《世说新语笺疏》则是余嘉锡用功较勤的一部作品。本书始作于1937年，“曾分用五色笔以唐、宋类书和唐写本《世说》残卷校勘今本，一九三八年五月又用日本影印宋本与明、清刻本对校”[150]。“自此以后，作者一面笔录李慈铭的批校、程炎震的《笺证》、李详的《笺释》以及近人谈到的有关《世说》的解释，一面泛览史传群书，随文疏解，详加考校，分别用朱墨等色笔书写在三部刻本中。”[151]作者对这部著作花费较多心血。直至逝世前两年，在十余年间内，余嘉锡几乎将一半的时间都用在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上了。“《笺疏》内容极为广泛，但重点不在训解文字，而主要注重考案史实。对《世说》原作和刘孝标《注》所说的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核异同；对原书不备的，略为增补，以广异闻；对事乖情理的，则有所评论，以明是非。同时，对《晋书》也多有驳正。”[152]
余嘉锡以考据之法治小说研究，一方面是由于余氏本身受传统旧学影响深刻，以治经史之考据法治小说版本与小说中的史实研究，是其最擅长的研究途径。另一方面，以考据方法治小说研究，在整理国故运动风行民国时期，也是当时整个学术界的一种大风气，余嘉锡的小说研究，与当时的整体学风适相契合。
（三）余嘉锡的经学史研究
随着清朝统治的没落，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经学也随之而走到了尽头。史学则因为有着强烈的现实功用性，则取代经学逐渐成了近代学术的主流。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正可见史学取代经学大势已定。五四以后，经学被彻底拉下圣坛，经书也变成了需要被重新审查的史料，因此，传统的经学考据研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随之而起的是以历史考据的眼光审视经书。在这样的背景下，六经皆成史料，经学衰落，经学史研究却逐渐兴起。如周予同便说过：“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不徇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153]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趋势下，民国时期的经学史研究蔚然成风。
余嘉锡虽然没有系统的经学史研究著述，但在《四库提要辨证》及其他著作中，均涉及了对经学源流授受的考辨，并时有精彩论断。余嘉锡在辅仁大学开设甲乙组必修科目“经学通论”课程。在课程介绍中云：
九经三传，为一切学问根柢，但义蕴宏深，其书亦浩如烟海；学者欲窥门径，不可不知其源流大略。皮锡瑞《经学历史》，敷陈详赡，今故取以为教材。然皮氏主张今文学，不免多所穿凿，讲授之时，当旁引群书，加以纠正。多闻阙疑，无取便辞巧说也[154]。
余嘉锡以皮锡瑞《经学历史》为教材底本，并批评皮锡瑞《经学历史》站在今文经学家立场，论述也多穿凿附会，对古文经学有所偏颇，不能完全走出门派之见。故余嘉锡讲授经学史，旁引群书，对皮氏之失加以纠正。皮锡瑞是经师而非史家，他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来看待经学史，因此皮氏的论述往往不能像史家考史一样将资料搜罗殆尽，故好加以主观的论断。皮锡瑞没有能够超越门派之见，因此站在史家的立场来看，皮氏的经学史未免“多所穿凿”。余嘉锡论经学史，则采取史家治史的态度，排比史料，摆脱经师立场，条理经学传授源流与演变，阐明经典的流传情况，并批驳了清代以来学者研究中的失误。余嘉锡立足于历史考据的经学史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小学源流的考辨”[155] “论刘向所习未必为鲁诗”[156] “论西晋太学所立各家经学博士”[157] “论南北朝各家《易》学兴废”[158]等方面，皆有精彩论断。
晚清以来学风转移，子学研究蔚然兴起，民国时期子学研究仍是热潮。受近代以来整体学术风气的影响，余嘉锡亦以治经学的方法进行子学研究，体现了近代以来子学的兴起并与经学并驾的趋势。同时，从晚清到民国，学者对待小说考证的观念在逐渐发生改变，新文化运动以及整理国故运动之后，文学研究中的小说考证蔚然成风，余嘉锡在以史证小说方面也成绩卓著。但无论余嘉锡的子学研究、经学史研究或者小说研究，在方法上，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历史考据化倾向，即以历史考据的方法治子学、经学乃至小说，这种现象体现了近代以来经学、子学以及俗文学地位的升降，以及最终史学研究的走向学术中心。余嘉锡的这些研究，皆与当时整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风气大体趋同。但余嘉锡对“诸子出于王官论”[159]的认同，又体现出了余嘉锡与“五四”以后的新派学人有着明显的距离，体现了强烈的学术保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