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的中国目录学

20世纪以来，在西方目录学理论的冲击与影响之下，中国传统的目录学开始了近代化进程。1909年，孙毓修在《图书馆杂志》撰文介绍西方的“杜威十进分类法”。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的目录学著作大量被译介到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研究，使此时期中国目录学研究领域流派纷呈，出现了大量理论性著作。1925年，梁启超提出要继承并改造中国传统的目录学，以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1]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高峰，呈现出新旧多种理论并存的局面。新旧学者都开始了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创建。

图书馆学家李小缘对当时的目录学流派作了如下的分析：

（一）考书目之历史者，研究目录之渊源历史，或考证一书版刻之历史者，是谓史的目录学家。如汪国垣之《目录学研究》及刘咸炘之《目录学》。（二）精研一书之版刻异同得失，是为版本学家，如傅增湘之《藏园群书题记》，赵万里之《斐云群书题记》及钱基博《版本通义》可为其代表。（三）就“校雠”二字表面言之，研究某一书籍与其他一书内容字句上之讹异，是谓校雠之学，有如冤家仇雠，相视责难，其代表者如卢报经、黄丕烈之流，近则有蒋元卿之《校雠学史》、胡朴安之《校雠学》。依郑樵、章学诚二氏之论，则以分类义例、编目义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皆为校雠，易今人之名词言之是则分类条例，编目条例，及解题书目提要中之一条例。然则为叙述每一书之起源，与他书之关系，是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此外字义上之神秘玄奥，则治此学者之自立门墙，自神其说，以自求巩固其学说之计耳。何奇之有哉？（四）界乎以前数者之间，自鸣新旧俱全者，则有杜定友之《校雠新义》、姚名达之《目录学》、马导源之《书志学》，姚、马二氏，以粗浅图书馆编目原理，而名之曰“目录学”，实离题太远。[2]

同一时期的汪辟疆也将当时的目录学分为四种，即：“有目录家之目录，有史家之目录，有藏书家之目录，有读书家之目录。”[3]今日学者对当时目录学派的划分，如乔好勤则归纳为旧派、新派与新旧俱全派[4]，传统派以刘纪泽、余嘉锡、汪辟疆为代表。其实所谓传统派者，基本就是李小缘所提到的“史的目录学家”。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一批专著。代表性者如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汪国垣的《目录学研究》、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以及程会昌的《目录学丛考》等书。王国强则将传统派的史的目录学家，定义为保守主义者，王国强说：“当时目录学界活跃着三大流派，即以余嘉锡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以杜定友为代表的西化主义，和以姚名达为代表的兼容主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