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雠”与“目录”之别

刘向《别录》解释“校雠”云：“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118]可见“校雠”的原意即指文字校勘。郑樵作《通志》时，有感于“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119]，便专设《校雠略》，致使“校雠”的含义与“校勘”产生了区别。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20]于《章氏遗书·信摭》中又说：“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121]至此，校雠学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校勘，广义者如郑、章所言。章学诚执广义的校雠观念，反对于校雠学之外，别有目录之学，认为目录工作是包含于校雠之内的，不承认目录学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校雠之义便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在《信摭》中鄙夷目录学为“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从郑樵到章学诚，都是在一个广义的校雠学概念之内来讨论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而将“徒为甲乙纪数之需”者视为不入流的“目录学”。郑樵、章学诚对校雠学的认识，诚如蒋伯潜所说：“郑章二氏所论者为广义的校雠学，不但当包括目录学，而且认为当侧重目录学。并否认校雠学之外别有目录学存在。”[122]朱一新继承了章学诚的这种看法，其《无邪堂答问》卷二言：“刘中垒父子成《七略》一书，为后世校雠之祖。班志掇其精要，以著于篇后。惟郑渔仲、章实斋能窥斯旨，商榷学术，洞彻源流，不惟九流诸子各有精义，即词赋方技亦复小道可观。目录校雠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123]

章学诚以校雠学涵括目录学，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如王叔岷《校雠学》第一章《释名》说：“是校（校雠）为一事，录（目录）为一事，章氏仅留意到刘向所谓录而忽略刘向所谓之校。校雠之学，有助于目录之学；‘校订字句’，有助于讨论学术之‘渊源流别’。舍校雠而言目录，其弊将流于华而不实。以校雠为目录，其失在疏于名义。”[124]余嘉锡引《风俗通》释校雠之义说：“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朱氏之说非也。特目录不专是校雠版本耳。”[125]余嘉锡又说：“且校雠文字，辨别板本，虽为目录之所有事，今皆别自专门名家，欲治其学，当著专篇。”[126]余嘉锡批评以校雠包含目录的观点，认为章学诚混淆了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含义，校雠、版本与目录三者虽为一家之学，关系密不可分，但各有清晰的职责范畴，不能混淆，校雠的本义只是“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127]，章学诚以校雠之名涵盖目录之学，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