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
对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周祖谟认为，“历代的目录书很多，各书的编排、分类和内容性质不尽相同，要利用这些书，不能不先理解这类书的性质、体例、作用和源流。这就是传统的目录学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换言之，要利用目录书，应当先通晓目录学。”[6]在《目录学发微》中，余嘉锡便以其渊博的知识储量以及精湛的考据方法，对传统目录学的功用、意义、体制、源流、类例作了阐发。全书分四卷，卷一“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目录释名”，卷二“目录书体制”，卷三“目录学源流考”，卷四为“目录类例之沿革”。读书篇幅不长，但言语精炼，考据精详，条分缕析，对中国传统目录学作了系统总结。该书是作者1930年至1948年间，在北京各大学讲授目录学课程时所用的讲义，因教学需要，曾印刷面世，但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后又经作者修改增删。1962年，该书根据余嘉锡晚年修改过的稿本重新校点，于1963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目录学发微》一书对传统目录学的理论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目录”释名
何为目录呢？余嘉锡说：“目谓篇目，录则合篇目及叙言之也。”[7]《汉书·艺文志》说：“每一书已，向（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8]对于《汉志》的记载，余嘉锡理解道：“旨意即谓叙中所言一书之大意，故必有目有叙乃得谓之录。”[9] “录”实际上是由“目”与“叙”两部分而组成，则“举录可以该目”[10]。
既然“录”包含了“目”与“叙”两部分，为何又会将“目”“录”并称而成“目录”一词呢？余嘉锡解释说：“其所以又有目录之名者，因向之著录起于奉诏校书。当时古书多篇卷单行，各本多寡不一。向乃合中外之书，除其重复，定著为若干篇，遂著其篇目以防散佚，且以见定本之与旧不同。篇目之后，又作叙一篇，发明其意，随书奏上。因编校之始，本以篇目为主，故举目言之，谓之目录也。诸书所载向、歆之奏，亦或谓之叙录。盖二名皆举偏以该全，相互以见意耳。实则录当兼包叙目。”[11]余嘉锡认为“目录”“叙录”二名实际上都是举偏该全。简而言之，如下图所示：
（二）论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余嘉锡论目录学，侧重于从目录书之体制方面强调目录学“考见学术之源流”的作用。余嘉锡通过对中国古代目录书体制的研究，将目录之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12]。现存书中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等。第二类是“有小序而无解题者”[13]。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第三类是“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14]。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以及各家藏书目录等。
对于第一种即有小序又有解题的书目，体制最为完善，在考辨学术源流中作用也最明显。余嘉锡非常重视解题在目录书中的作用，他说：“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15]以有解题的目录书，方为最善。对于第二类有小序无解题的书目，多为史志目录，此类目录之所以删掉或者不著解题，并非以为解题无用，只是要考虑到史书的篇幅问题，故删繁就简，只保留小序，其作用则在于“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6]。对于第三类即无小序又无解题的书目，向来为目录学家所批评，但郑樵却以“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一语概括此类目录的作用，余嘉锡也认为此类目录“苟出自通人之手，则其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17]。此三类目录学书籍，虽然体制有不同，但作用则一。余嘉锡指出：“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8]
中国传统目录学重学术之源流，利用目录学则可以考辨学术之发展。因此，利用目录学则可以收到如下之功用：“一，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二，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三，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四，因目录访求阙佚……五，以目录考亡佚之书。六，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19]而目录之功用又不仅如此，最为重要的，“在能用解题中之论断，以辨章古人之学术。”[20]以上所言，都是将目录书作为考证辨伪之资，非普通学人所能利用。因此，对于普通学人来说，目录学仍可以作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21]。就像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所言：“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22]
（三）论目录书之体制
如果说目录学的意义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那么，目录书究竟如何来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呢？余嘉锡通过对目录书体制的考察，详细阐述了“篇目”“叙录”“小序”与“版本序跋”的功用。余嘉锡认为目录体制，大要有三，即篇目、叙录与小序。余嘉锡对其功用分别进行了论述。他说：“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其功用不全。”[23]
1.论篇目。
何为篇目？“篇目之体，条别全书，著其某篇第几。”[24]先秦诸子著书，往往随作随传，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最初没有一个统一的定本，更无专著可言。各篇在流传过程中，则由其弟子或后人收拾编定成书，因此篇与篇之间往往分合不定，秦时焚书坑儒，加之秦末天下大乱，书籍散乱，更使书籍之分合混乱不一。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之时，“求遗书于天下。天下之书既集，向乃用各本雠对，互相除补，别为编次。”[25]刘向校书之时，于所整理的图书，广集众本，删除重复，重新厘定为若干篇，并于每本书都著录篇目，以防止图书的散失以及错乱。故余嘉锡认为：“篇目之体，在于条别群书。”对于篇目的作用，余嘉锡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本来是完整的古书，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流传过程中，造成传世卷数与目录书所载卷数不尽合，因此有人怀疑该书或有亡佚，或怀疑该书有后来人所依托的部分。余嘉锡认为，若《别录》中的篇目尚存，或后来的目录书籍在著录书籍时能同时载其篇目，“则按图索骥，不至聚讼纷纭”[26]。第二，古书虽然亡佚了，但如果该书的篇目能够保存下来，仍可以窥见此书所言的大意，所谓“古书虽亡而篇目存，犹可以考其崖略”[27]。第三，宋代以后，辑佚之风逐渐兴起，学者所辑之书，若有篇目可考，则“望文而知其义，则各归之本篇”[28]。若无篇目可考，则“以所出之书为次序。亦或意为先后，文义凌乱，无复条理。使目录皆著篇目，则无此患矣”[29]。
2.论叙录。
叙录，又称解题、提要。叙录之体源自书叙，作叙的方法则略同于列传。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30]读书当以知人论世，当知书为何人所作，“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之时代若何，所学之善否若何者”[31]。叙录当起到这样的作用。叙录应该考察书籍的作者的哪些方面呢？余嘉锡从“考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时代、作者之学术”[32]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1）考作者之行事。论考作者之行事，余嘉锡分为“附录”“补传”“辩误”三种情况。
所谓“附录”，即“《别录》于史有列传事迹已详者，即剪裁原文入录，是曰附录”[33]。此种方法古人可以使用，若如今仍然效法于此，则近乎“窜乱古史”。但余嘉锡认为似可以变其成法，“附录本传或家传表志于叙录之前”[34]，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于书名之下注明“有列传”，又如《四库全书总目》以“事迹具某史本传”的方式，于作者之名氏爵里外，来注明作者之行事。所谓“补传”，“《别录》《七略》，于史有列传而事迹不详，或无传者，则旁采他书，或据所闻见以补之。《七志》《七录》亦多补史所阙遗，是曰补传。”[35]所谓“辩误”，“《别录》于撰人事迹之传讹者，则考之他书以辩正之”[36]，余嘉锡认为，这也开创了后来考据家之先声。
（2）论考作者之时代。考作者之时代，有四条原则应当遵循。“一曰叙其仕履而时代自明……二曰作者之始末不详，或不知作者，亦考其著书之时代……三曰叙作者之生卒，并详其著书之年月……四曰不能得作者之时，则取其书中之所引用，后人之所称叙，以著其与某人同时，或先于某人，在某人后，以此参互推定之。”[37]
余嘉锡认为，相比于作者的姓名、官爵和乡里等，作者所处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名氏爵里只关乎作者一人，而其所处的时代则关乎当世。若作者所处的时世不明，则“作者所言，将无以窥其命意”[38]。古人著书，其动机虽然不一，但余嘉锡认为，“人不能脱离时代，斯其动于中而发于外者，无不与时事相为因缘”[39]。因此，如果一部书的著作时代明了，“则凡政治之情况，社会之环境，文章之风气，思想之潮流，皆可以推寻想象得之”[40]。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真正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若作者所处的时代尚且都不明了，则“何从辨其学术之派别，考其源流之变迁耶？”[41]
（3）论考作者之学术。余嘉锡认为，考作者之学术，以判定书之善否，在目录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比成一家之言的难度更大。“非博通古今，明于著作之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办。”[42]想要讨论古人著书的得失，就必须穷原竟委，考察其治学的方法，要做到“虚其心以察之，平其情以出之，好而知恶，恶而知美，不持己见而有以深入乎其中，庶几其所论断皆协是非之公”[43]。余嘉锡认为学者之弊在于不能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因此他强调治学当在史才、史学之外，尤贵秉承史识以及章学诚主张的史德。[44]
3.论小序。
刘向校书，每完成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刘向去世以后，刘歆在其父的工作基础上，部次群书，指陈各家源流，“总为一篇，谓之《辑略》。以当发凡起例”[45]。班固修《艺文志》之时，本刘歆之《七略》，删除《七略》中原有的解题，只保留《辑略》中的论述，并将《辑略》各文分别载于六略各个部类之后，成为《汉书·艺文志》各略、类的大小序。小序的作用，也以“考一家之源流，辨章学术之得失”为最重要。
余嘉锡考察了历代目录书的小序并作了简要的评价，余嘉锡说：“其后目录之书，多仿《辑略》之体，于每一部类，皆剖析条流，发明其旨，王俭《七志》未之条例，许善心《七林》谓之类例，魏征《隋志》、毋煚《古今书录》谓之小序……其他目录之书，惟《崇文总目》每类有序，然尚空谈而少实证，不足以继轨汉、唐。晁、陈书目虽号为佳书，晁氏但能为四部各作一总序，至于各类无所论说；陈氏并不能为总序，虽或间有小序，惟说门目分合之意，于学术殊少发明也。至清修《四库全书》，然后取法班、魏，寻千载之坠绪，举而复之。既有总叙，又有小序，复有案语。虽其间论辩考证皆不能无误，然不可谓非体大思精之作也。”[46]余嘉锡认为：“诸家目录，能述作者之意者，虽不可云绝无，至于每类皆为之序，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实不多见。”[47] “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48]
（四）对目录类例理论的探讨
何谓“类例”？余嘉锡云：“凡每略分为若干种，每部分为若干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即所谓类例也。”[49]
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到《汉书·艺文志》以至《隋书·经籍志》，历来的目录学家都关注目录中大小序与解题的作用，而忽视对目录书类例进行探讨，并轻视那些只著录书籍名称而不具备大小序与解题的目录，如《隋书·经籍志》便说：“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50]直至郑樵著《通志》之时，认为《崇文总目》每书之下皆为之著说为文繁无用。郑樵说：“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惟《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至于无说者，或后书与前书不殊者，则强为之说，使人意怠。”[51]与以往文献学家不同的是，郑樵认为与大小序及解题比较起来，目录书之类例的作用更为重要，大小序与解题可以没有，而“类例”则必不可少。郑樵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52]又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53]自刘向以来的目录学家，其所著目录之书，都是依照一定的类例来编撰的，但他们大多以类例作为部次之法，并没有阐述类例划分对目录书的重要性。郑樵最早将类例的作用提高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提出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说法。
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也认识到类例的重要作用，他说：“樵所谓类例者，不独经部分六艺，子部分九流十家而已。则其自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者，亦非过誉。然此必于古今之书不问存亡，概行载入，使其先后本末俱在，乃可以知学术之源流。故又作编次必记亡书论，则樵之意可以见矣。”[54]又说：“编撰书目，不附解题，而欲使其功用有益于学术，其事乃视有解题者为更难。”[55]余嘉锡认识到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理论的目录学价值，故在《目录学发微》中专设一卷，讨论“目录类例之沿革”。
1.类例划分当兼顾“部次甲乙”。
虽然“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但余嘉锡对类例观念的总结，并不是完全以明学术源流为唯一准则，因为往往目录的编制要考虑到实际图书的存放问题，因此图书的分类就要考虑到实际上各个部类之间的均衡，避免部类之间的不均带来图书储藏上的不便。如《隋书·经籍志》就言，隋炀帝秘阁之书，“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56]。余嘉锡认为：“若书则除目录之外，别有物在。其庋藏也，有阁有殿，有馆有库，分屋列架，故各类相较，不能过多，亦不能过少。……目录之兴，本以为甲乙计数，而‘学术之宗，明道之要’，特因而寓之而已。……故类例虽必推本于学术之原，而于简篇卷帙之多寡，亦须顾及。”[57]对于图书的贮藏，是要考虑到馆阁的实际限制以及各类图书之间的均衡问题，这不能不影响到目录上的类例划分。
如以刘向、刘歆校书之分为六略为例，一则因为校书时之分职，二则因为要考虑到当时书籍篇卷多寡的实际情况。但郑樵在《通志·图谱略》对此持批评态度：“《汉志》以《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事》《汉著记》为《春秋》类，此何义也？”[58]郑樵批评《汉书·艺文志》不应该将《世本》《战国策》等史书隶于《春秋》类。对郑樵的看法，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作出了批评。《校雠通义·郑樵误校汉志篇》云：“郑樵讥汉志以《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事》《汉著记》为《春秋》类，是郑樵未尝知《春秋》之家学也。《汉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体。书部无多，附著《春秋》，最为知所原本。又《国语》亦为国别之书，同隶《春秋》。樵未尝讥正《国语》，而但讥《国策》，则所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59]余嘉锡也说：“所谓酌篇卷之多寡者，史出于《春秋》，后为史部；诗赋出于《三百篇》，后为集部，乃《七略》于史则附入《春秋》，而诗赋自为一略者。因史家之书，自《世本》至《汉大年纪》，仅有八家四百一十一篇，不能独为一略，只可附录。附之他略皆不可，故推其学之所自出，附之《春秋》。诗赋虽出自《三百篇》，然六艺诗仅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而《诗赋略》乃有五种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如援《春秋》之例附之于《诗》，则末大于本，不得不析出使之独立，刘勰所谓‘六艺附庸，蔚成大国’也。”[60] “大抵《七略》《别录》，虽意在‘辨章旧闻’，然于条别学术之中，亦兼顾事实。”[61]
2.类例划分当随时代变化而变。
章学诚《校雠通义·宗刘篇》曰：“《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极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62]章学诚认为图书的分类应根据学术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七略》的分类体系为后来的四分法所取代是合乎学术实际发展的情况的。“图书的种类，也就是图书的内容和编纂形式有了发展和变化，图书目录的分类体系和编制方法就必然也要作出相应的变化。”[63]这使得“四部之必不能返《七略》”。
余嘉锡便继承了章学诚这种目录类例当应时而变的观点，他说：“部类之分合，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变，则部类亦随之而变。七略之易为四部，亦势使然也。四部之法行之既久，人以为便。”[64]四部分类法始用于荀勖《晋中经新簿》，以甲乙丙丁为目。甲部即是《七略》《汉志》中的六艺，后世称之为经部；乙部则整合《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兵书与数术略，后世称之为子部；史书从“六艺略”“春秋类”中析出独立，为丙部；诗赋自为丁部。这种从六分到四分的变化，是与当时的图书变化与学术发展趋势相符合的。如荀勖合诸子、兵书、数术为乙部，余嘉锡对此分析说：“考汉诸子十家，惟儒、道、阴阳三家有西汉末人之著作，余若纵横杂家，皆至武帝时止，农家至成帝时止，小说家至宣帝时止。而名、墨二家，则只有六国人书。可以见当前汉时诸子之学，已在若存若亡之间。由汉至晋，中更王莽董卓之乱，其存焉者盖寡矣。《中经》著录之古诸子凡若干家，今无可考。《七录》子兵录中阴阳部农部各止一种，墨部四种，纵横部二种而已。儒道杂三部最多，恐有大半是晋以后之新著。以此推之，晋时子部之书，当亦无几。此所以合《汉志》四略之书归于一部也。”[65]四部的整合与当时的学术发展情况相符，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目录分类体系中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偶出现其他的分类方法与之竞争，四部分类法的主流地位都没有变化。但四部分类的体系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如“唐宋以后，著述日繁。核其体例，多非古之四部所能包”[66]。至郑樵《通志略》而为十二分，孙星衍《祠堂书目》而为十分，“然可见经史子集，非一成不易之法矣”[67]。
同时，余嘉锡站在民国时期中西学术大接触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到当时的学术分科已经与中国传统有了天壤之别，因此在目录学的分类上，再依照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来划分学术，已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趋势。因此，余嘉锡最后总结说：“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而为五（祖暅），为六（《隋志》），为七（阮孝绪、许善心、郑寅），为八（李淑），为九（王俭），为十（孙星衍），为十二（郑樵）。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以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68]余嘉锡认识到，在西方学术被大量引进中国的情况之下，以四分甚至更古的六分来划分学术，无法反应新学术的发展。六分可以演变作四分，四分也可以被新的分类方法所取代，这都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不可以强为传统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