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书体制的阐释皆首举刘氏
（一）“篇目”立论
《篇目》开篇即云：“班固曰：‘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又曰：‘爰著目录，略序洪烈。’后之论目录者大抵推本其意。”[159]
前文已言，刘向校书之时，广集众本，删除重复，整齐篇章，于每本书都要重新著录篇目，以防止图书的散失与错乱。余嘉锡再次引用刘向佚文对此加以说明。如引用《七略别录佚文·战国策书录》：“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篇。”[160]又引《管子书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161]
（二）“叙录”立论
1.叙录考作者之行事，分“附录”“补传”“辨误”三种情况，皆首举《别录》为例说明。
（1）论“附录”云：“《别录》于史有列传事迹已详者，即剪裁原文入录，是曰附录。”[162]并举《管子书录》为例：
《管子书录》云：“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其下即用《史记》原文，略有删节，只增入“管仲于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让高、国，是时诸侯归之，为管仲城谷以为乘邑，《春秋》书之，褒贤也”，及“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数语。后即引太史公论管子语，而终之曰：“《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越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计此一篇，多出于本传，向所自为者无几。[163]
又以《韩非子书录》为例说：“《韩非子书录》，全用本传，无所增删，惟削去所录《说难》一篇耳。此即后人纂集或校刻古人书，附录本传及碑志之法也。”[164]
（2）论“补传”云：“《别录》《七略》，于史有列传而事迹不详，或无传者，则旁采他书，或据所闻见以补之。《七志》《七录》亦多补史所阙遗，是曰补传，其例二也。”[165]并举例云：
案《史记·晏子列传》，但叙赎越石父及荐御者二事，此史公自悲身世有感而发，非作传之正体。《晏子叙录》皆削之，别叙其行事甚备。《史记·荀卿传》，寥寥数语，且不载其名。《荀子书录》则云名况，且增益之至数倍。又如尸子，《史记》无传，《别录》则云：“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此皆旁采他书以补史传者也。赵定在太史公后，故《史记》无传。《别录》则云：“赵氏者，渤海人赵定也。……定为人尚清净，少言语，善鼓琴，时闲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七录》所叙谷梁俶、甘石、申公事，皆《史记》所不载，盖亦旁采他书。[166]
（3）论“辨误”云：“《别录》于撰人事迹之传讹者，则考之他书以辩正之，如《邓析子书录》是，盖已开后来考据家之先声矣。是曰辩误。”[167]并举《邓析子书录》为例加以论述。“观《别录》《七略》之所记载，于作者之功业学术性情，并平生轶事，苟有可考，皆所不遗。使百世之下，读其书者想见其为人，高者可以闻风兴起，次亦神与古会。”[168]
2.论考作者之时代，亦有四种情况。
（1）“叙其仕履而时代自明”。首举刘向《别录》为例。“如《别录·管子录》叙其事齐桓公，《晏子录》叙其事齐灵公、庄公、景公，《孙卿录》叙其齐宣王、威王时始来游学，及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是也。《汉志》《新唐志》犹存此意，后来目录家亦或因叙仕履牵连及之。然不著者居多。”[169]
（2）“作者之始末不详，或不知作者，亦考其著书之时代。《别录》《七略》及《汉志》所谓近世、六国时、武帝时之类皆是，后之目录家多未留意。”[170]
（3）“叙作者之生卒，并详其著书之年月。此仅见于《七略》之纪杨雄，后来绝无沿用之者。”[171]
（4）“不能得作者之时，则取其书中之所引用，后人之所称叙，以著其与某人同时，或先于某人，在某人后，以此参互推定之。其法亦创于刘向，《汉志》多用之。王俭及晁、陈书目亦颇有类此者，然不能多也。”[172]
3.论考作者之学术。
叙录当考作者之学术，这比著书欲成一家之言的难度还大。“非博通古今，明于著作之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办。”[173]即使是刘向这样博学之士，也不敢完全自任其职，必将兵书、数术、方技诸略属之专门名家。余嘉锡说：“刘向诚为博学，然于成帝时奉诏校书，兵书则步兵校尉任宏，术数则太史令尹咸，方技则侍医李柱国，向所校者，经传诸子诗赋而已。盖向之学本于儒家，通经术，善属文，故独校此三略，其他则属之专门名家，成帝不以责向，向亦不敢自任也。”[174]又论班固对刘向的继承，说：“《别录》于诸书皆考作者之行事，论书中之旨意，未尝以空言臧否人物，即其论贾谊、东方朔，亦皆就事实立言，故为班固所称引。”[175]
（三）“小序”立论
班固《艺文志》本刘歆之《七略》，将《辑略》中的文字分载于六略各部类之后，成为《汉书·艺文志》的大小序。余嘉锡认为班固之大小序是源自刘歆《辑略》的，“刘歆嗣父之业，部次群书，分为六略，又叙各家之源流利弊，总为一篇，谓之《辑略》，以当发凡起例。班固就《七略》删去其要以为《艺文志》，因散《辑略》之文，分载各类，以便观览。后之学者不知其然，以为《七略》之存其六，其实《辑略》之原文具在也”[176]。余嘉锡考察了历代目录书的小序并作了简要的评价，余嘉锡说：“其后目录之书，多仿《辑略》之体，于每一部类，皆剖析条流，发明其旨。”[177]
最后，余嘉锡总结说：“以上论篇目叙录小序之体制，多推本刘、班，实以唐以前目录书亡于宋初，宋之晁、陈，清之纪氏，各以己意编录论叙，与刘略班志不尽相同，故不能不推寻本源，以明目录书之体要耳。”[178]可见，目录书体制中的篇目、叙录和小序在刘歆之时都已经出现，余嘉锡在论证上也是首举《别录》《七略》来讨论的，而次及之《汉书·艺文志》，虽然余嘉锡本人也说自己是在“推本刘、班”，但显然“刘”比“班”在余嘉锡的观念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余嘉锡论目录学，主要是以刘向父子之《别录》《七略》作为标准，并以此来衡量后来目录学之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