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与新派学者在戴震评价上的分歧

清代的考据学大师戴震在民国时期受到了诸如胡适与梁启超等人的追捧。胡适在“科学主义”的旗帜下，将清代的考据学与杜威的实验主义相沟通。他推崇清代的考据学，是为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发掘能够与现代科学精神相符合之处，整理国故也是以西方现代的学术分类体系为标准来重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179]胡适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清代的考据学方法更符合现代的科学精神，而宋明理学则阻碍了中国人科学精神的发展。他说：“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180]

因此，胡适极力推崇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他说：“（戴震）用当时学者考证的方法，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学的价值，打倒旧的理学，而建立新的理学。”[181]戴震批评宋儒“离人情欲”而求理，是“以理杀人”。胡适认为理学走的是中古时期宗教的道路，与现代的科学相去甚远，而考据方法则是科学的方法。胡适通过对戴震的表彰，借以推崇现代的科学方法，并打倒中国传统的理学。“戴震……一眼看破程、朱一派的根本缺点在于走错了路，在于不肯抛弃那条中古宗教的路。”[182]戴震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戴震的哲学是科学的哲学。“戴氏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情的分理条则。”[183] “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来看，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184]胡适的戴震评价，有着明显的贬理学尊汉学的立场。

对于戴震的评价，与胡适相类似的尚有梁启超等人。如梁氏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中说：

东原在学术史上所以能占特别重要位置者，专在研究法之发明。他所主张“去蔽”“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他自己和他的门生各种著述中，处处给我们这种精神的指导。这种精神，过去的学者虽然仅用在考证古典方面。依我们看，很可以应用到各种专门科学的研究，而且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应用颇著成绩，所以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185]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186]

梁启超和胡适“都要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发掘西方式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187]。梁启超与胡适都将戴震作为推崇科学、反对理学的代表性人物。对于梁、胡极力推崇的戴震，遭到了余嘉锡的严厉批评。

治学秉承乾嘉考据而来的余嘉锡，对乾嘉汉学巨擘戴震的学术品格提出了尖锐批评。余嘉锡不仅认为戴震剽窃了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更是认为戴震之《屈原赋注》乃是将朱熹之《楚辞集注》改头换面而已。余嘉锡云：

至于《水经注》之作者，自当仍属之桑钦，戴氏虽以是书名家，其说未有确据，徒以一二地名之疑似，遽翻前人之存案，未可从也。戴氏所校之《水经》，魏源《古微堂集》中，有书后二篇，讥其攘赵一清《水经》注释，点窜之以为己作，虽其先戴之弟子段玉裁力辨以为赵氏虽成书在前，而刻书在后，乃赵攘戴，非戴攘赵，然近人仍分左右袒，莫衷一是，只可付之存疑。盖戴氏虽经学极精，而其为人专己自信，观其作《孟子字义疏证》，以诋朱子，及其著《屈原赋注》，只是取朱子《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点窜，以为己作。于人人习见昔贤之名著，尚不难公然攘取，况区区赵一清，以同时之人，声誉远出其下者乎？段懋堂谓非戴攘赵，在戴诚无所用其攘也，此正如王子雍之于郑康成，直夺而易之而已矣。不然，何《直隶河渠书》又适重修于赵氏之后乎？……如东原集中，与顾千里争《礼记王制篇》虞庠在国之西郊，各执一说，书牍往还，愈辨愈烈，卒之毒詈丑诋无所不至。[188]

余嘉锡对戴震的人品给予攻击。近代以来关于《水经注》公案众说纷纭，余嘉锡也抓住此事不放，并认为戴震还剽窃了朱子的《楚辞集注》，对戴震的学术品格加以攻击，反对戴震诋毁朱子之学。余嘉锡并非是《水经注》研究方面的专家，因此，他于此对戴震的批评，并无意确定《水经注》公案的是是非非，只是以此为手段，来攻击戴震的反义理、反朱子的行为。余嘉锡对戴震的评价，着眼于对传统理学的维护，这与胡适、梁启超等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推崇戴震适成相对。义理当自躬行实践，余嘉锡认为，不讲义理则会导致世道人心的堕落，加速社会的衰败，因此，余嘉锡不仅批评戴震，同时也批评民国时期专事考据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