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考据之不足
如前文所言，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与《古书通例》，都大量吸收了清代学者的成果，体现了明显的立足考据的学术特色。余嘉锡曾说：“清儒之学，不独陵轶元明，抑且方驾唐、宋。欲读古书，非观清儒及近人之笺注序跋不可，否则不独事倍功半，或且直无下手之处。”[6]但余嘉锡在继承清代学者考据成果的同时，也能认识到清代考据学中存在的明显局限，并对清儒治学的不足给予了批评，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对《四库全书总目》的驳正，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清代考据学中存在的局限。今再从余嘉锡论述中择取其要，总结清儒考证方法之不足如下。
（一）好窜乱古书
清儒治学虽好讲实事求是，但往往也喜欢依据己意删改古书，造成谬误，《四库全书总目》此种现象便较为严重，兹不列举。仅举赵翼、浦起龙各一例如下。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曰：“《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宴曰：‘迁没后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7]余嘉锡案：“以十篇皆褚所补为张宴语者，梁玉绳之谬说也。然梁氏所引，尚仍张宴本文，赵氏乃直改窜其词，其亦邻于妄诞矣。”[8]
《史通·杂说》中篇云：“皇家修五代史，馆中坠稿仍存，皆因彼旧事，定为新史。观其朱墨所围，铅黄所拂，犹有可识者。或以实为虚，以非为是。其北齐国史，皆称诸帝庙号。及李氏撰《齐书》，其庙号有犯时讳者（自注云：谓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讳也），即称谥焉。至如变世祖为文襄（按文襄庙号世宗，非世祖），改世宗为武成（按武成庙号世祖，非世宗），苟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别。诸如此谬，不可胜纪。”[9]浦起龙在给《史通》做通释时，对《史通》此处文字加以修改，经过浦起龙修改过之后的文字为：“至如变世宗（浦起龙案：误作‘祖’）为文襄，改世祖（浦起龙案：误作‘宗’）为武成，苟除兹‘世’字，而不悟襄、成有别。（浦起龙案：句意未足，恐有脱字）”[10]余嘉锡对浦起龙的改字加以批评，余嘉锡云：“盖谓百药但见‘世’字即便涂改，而仓猝之间，失不详审，至误改世祖为文襄，世宗为武成，不悟文襄武成既非一人，随意乱改，则时代全非，致成巨谬也。浦起龙作《通释》，乃妄改世祖为世宗，世宗为世祖，又谓‘襄、成有别’句意未足，恐有脱字。不知百药若果变世宗为文襄，改世祖为武成，则不过易庙号而称谥法，事实并无谬误，知己何须饶舌也。不通文义而窜乱古书，深为可恶。”[11]
（二）尊经与好古
对于清儒尊经的态度，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便阐明了对清儒尊经观念的不满，胡适说：“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12]又说：“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13]童书业论及民国时期“新汉学”与传统“旧汉学”的区别时也说：“本来五四运动的考证学成为‘新汉学’，其异与旧汉学之点，一般人所知道的是：旧汉学不能打破传统的观念，脱不了‘经学’的色彩。”[14]生于晚清民国之际，余嘉锡也是以史学家的治史态度来看待经学，故其持论也能较清儒更为客观，并认识到清儒尊经带来的失误。如关于《尔雅》作者一例：
关于《尔雅》作者，清儒承张揖及陆德明的说法者甚多。张揖《上广雅表》引《春秋元命包》，证周公著《尔雅》一篇。张揖《上广雅表》云：“《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辩，以观于政，其可乎？’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辩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绝六国，越逾秦楚，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说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证验，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15]自张揖有此说之后，世多宗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云：“《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16]邵晋涵《尔雅正义》承张揖之说：“《尔雅》，《汉书·艺文志》作三卷二十篇，张揖谓周公著《尔雅》一篇，今所传三篇，为后人增补。”[17] 《四库全书总目》虽然也主张臆断之说与伪书不足取信，但《总目》之《尔雅注疏》提要引魏张揖《上广雅表》证《尔雅》的作者为周公。但余嘉锡认为张揖及陆德明之说流于臆断，以谶纬之书为引证之据，实不足取。余嘉锡说：“今《提要》援引稚让、元朗之说，均不辨其是否，诚无以祛惑解疑，故特表而出之。若夫乾嘉以降，诸儒论《尔雅》之作，犹墨守稚让之成说，其失亦可藉此以明焉。……至于《春秋元命包》者，本为谶纬之书，后汉张衡，已称其为成、哀之世虚伪之徒所作，以要世取资者，则其所记圣门弟子之言，又未必尽实也。稚让即据此以证《尔雅》原在孔子之前而为周公之书，亦不经之甚矣。及乎陆元朗，不考其实，附会其说，称周公所著者即《释诂》一篇，则尤为谬失。”[18]
由于尊经，对古代经典的崇尚，其后果必会带有一定的崇古倾向，这在清儒的研究中也不能免俗。今举一例以说明之。如关于《燕丹子》一书，孙星衍曾加以校订，刻入《平津馆丛书》，并作序一篇。孙星衍根据《史记集解》《史记索隐》所引的《别录》之文，认为《七略》中已经载入了《燕丹子》，并认为《战国策》和《史记》等参考了此书，此书成书当在司马迁和刘向等之前。对于孙星衍的说法，余嘉锡进行了辨证，云：“然《集解》《索隐》所引《别录》，未著其为《燕丹子》，叙则亦未为确证。《汉书·艺文志》既不著录，仍当阙疑。孙氏之言，似失之好古过笃。”[19]认为孙星衍失之好古过笃。
（三）难免于意气之争
清儒虽好称实事求是，然不免有意气之争，负气争辩，往往不能持公正之心。如郝懿行与汪喜孙关于杨倞之身世的争辩。《荀子注》作者杨倞之身世，《四库全书总目》云：“《唐书》艺文志以倞为杨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则载杨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远，一名知至，无名倞者。《表》《志》同出欧阳修手，不知何以互异？意者，倞或改名如温庭筠之一名岐欤？”[20]郝懿行在《荀子补注》中亦论及杨倞身世，首叙李璋煜之说，与《总目》此说相同。至于为何《志》《表》互异以及《唐书》不为杨倞立传，郝懿行释云：“余谓《志》《表》互异，当由史氏未详，故阙然弗备。又按《唐书》倞不立传，当由仕宦未达，无事实可详。”[21]因此，郝懿行断定为《荀子》作注的杨倞为唐宪宗元和年间人。汪中据《古刻丛钞》载唐故蔚州刺史马纾墓志铭，作文者为杨倞，题云朝散大夫使持节汾州诸军事守汾州刺史杨倞撰，汪中断定杨倞为武宗时人。汪中的说法遭到了郝懿行的否定，郝懿行认为，“然则此恐别一杨倞，若《艺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题大理评事，而无朝散大夫以下衔者，盖非一人可知矣。”[22]郝氏以撰马纾墓志铭者为别一杨倞，驳斥了汪中的说法。而郝氏又遭到了汪中之子汪喜孙的非难，汪喜孙认为《艺文志》只言杨倞为杨汝士之子，安知不会有两个杨汝士呢？汪喜孙因郝懿行驳斥其父汪中之说而心不能平，因此造两杨汝士之说法以反诘。对于郝氏、汪氏之说，余嘉锡认为“皆意气之争，而未尝考之于事实者”[23]。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系统梳理，余嘉锡结论道：“然则注《荀子》与撰马纾墓志者，不害其为一人。汪容甫之言，原无谬误。郝氏及孟慈（汪喜孙）两相争论，持矛刺盾，徒自堕荆棘丛中耳。”[24]
（四）门户之见
清代考据学家往往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乾嘉以来的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争，自是其中的代表。高扬考据学旗帜的汉学家对宋学的攻击，自不待言。即是汉学内部又分今古文经学，而古文经学家对今文经学也绝少称述，弃之不治。如余嘉锡所云：“汉儒诸经师说，虽多亡佚，然其遗文散见诸书者，多可裒集。惟《谷梁春秋》以后人治之者鲜，汉儒之说几希殆绝，贾书幸而仅存其说，犹在申公、瑕邱江公之前，去著竹帛时未远，微言大义，皆有所受，治经者宜若何宝重之乎？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于贾之《谷梁》义鲜称述之者，岂非为《提要》不根之说所惑耶？”[25]
（五）武断穿凿
清儒考据武断穿凿之处，没有确证而妄下论断，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如关于《史记》所亡缺的十篇，张宴《汉书注》认为司马迁去世之后亡失，元成之间，褚少孙补作其中四篇。张宴曰：“迁没以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26]臣瓒、蔡谟、裴骃、颜师古、李贤等人并没有对此说法提出异议。而后刘知几首先发难，认为《史记》所缺十篇并非亡失而是司马迁未成之作，张守节则认为十篇都是褚少孙所补作。到吕祖谦时，则认为《史记》所亡者实际只是武纪一篇而已。至此则张宴的说法成了一桩学术疑案，众说纷纭，到了清代考据盛行，清儒多不信张宴的说法，群起考辨，莫衷一是。但清儒的考辨遭到了余嘉锡的批评，认为“清儒多不信之，纷纷自为之说，其实毫无佐证，殊无以见其必然也”[27]。
又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云：“《汉书》所谓十篇有录无书者，今惟武纪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传为未成之笔，但可云阙不可云亡。其余皆不见所亡何文。”[28]对于王鸣盛的说法，余嘉锡辨道：“王氏此条，考十篇有录无书，凡七百八十余字。除引张宴注及《索隐》外，其自为说大抵与汉志考证所引东莱吕氏语同，而竟一字不及吕氏，是不可解也。且吕氏虽言十篇非皆无书，然谓为班固之后复出于民间，故尚能言之成理。王氏除疑龟策元文出于褚先生之后外，其余皆曰不知张宴何以云亡，或曰不可云亡。然则不惟张宴为妄语，即刘歆《七略》，班固《汉志》，所谓有录无书者，亦未可据矣。为说如此，则凡古书之不如吾意者，皆不足信，直举而拉杂摧烧之可也，奚以考证为哉。”[29]
又如批评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七，引《汉书·艺文志》《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彪传》《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旧仪注》《西京杂记》《魏志·王肃传》等书，对诸书之说皆有论辩，最后，梁玉绳认为：“盖《史记》凡阙七篇，十篇乃七篇之讹。故两《汉书》谓十篇无书者固非，而谓九篇具存者尤非也。七篇者，今上本纪一、礼书二、乐书三、历书四、三王世家五、日者传六、龟策传七。或问以十篇为七篇之讹，何据？曰：史汉中七十两字互舛甚多，而其所以误者，篆隶字形相似，隶释孔和碑三月廿十日是已。”[30]对于梁玉绳的结论，余嘉锡给予严厉呵斥。余嘉锡说：“梁氏所著《史记志疑》，颇多武断，然未有如此篇之甚者。榷而论之，其谬有七。”[31]指出梁玉绳的谬误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