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的确是促进了古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受近代西方目录学重视检索与图书编目特点影响的学者，认为“辨章学术”应该属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范畴而不应该是目录学的任务，非难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甚至有人以中国传统的目录学为当下目录学发展的“红色包袱”，或者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目录学的存在。

如杜定友在《校雠新义》序中认为：“我国学术，向病庞杂，目录之学，亦复患此。近来欧化东渐，图书之学成为专门。取其成法，融会而贯通之，亦我国言校雠者之责也。窃本夫子述而不作之旨，成《校雠新义》十卷。”[82]对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杜定友认为：“四部之法，经史子集，无一云通，缘于司校雠者均不明类例之学，分类之时，又无根本原则以为依据。数千年来，略有部次图书之门目，而无图书分类之表系，其不流于简陋错乱者未之有也。”[83]对目录与目录学的看法，则完全是以西方观念来看待，他说：“目录，所及簿记图书而便检取也，此外无所用……欲求检用之便，则有图书编目之法，所谓目录学是也。”[84]

一种以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为代表。《校雠目录学纂要》作于1941年，是蒋伯潜应朱自清邀请，拟赴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写的讲义，后来因为交通阻塞问题，蒋未能赶赴昆明，该书稿遂于1944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蒋伯潜对《六艺略》小序批评道：“《七略》《汉志》所叙诸经底源流未必确实；章学诚推崇过甚，未免阿其所好！”于《诸子略》小序，蒋伯潜批评道：“如以此类为明学术源流，倒不如不明源流之为愈。”蒋伯潜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至多只能说是目录学的一种成绩或者效果，而不应该是目录学本身的工作。他说：“且严格言之，研究学术源流派别，是学术史底任务，不是校雠目录学底任务。分类编目者，固须对于学术史有深切的研究，洞悉历代学术源流，所分之类方能妥当。而且分类明确的目录，确是研究学术史绝好的史料。但不能把目录学和学术史混为一谈，把学术史底工作，全部强纳于校雠目录学底范围中。所以条别学术源流，至多只能说是分类编目底一种成绩或效果，不是校雠目录学底本身的工作。”[85]

当代学者王国强立足于西方的目录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批评尤甚。王国强在多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他评价继承中国传统目录学思想的学者：“作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一目录学流派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不仅渊源有自，而且薪火不绝。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它显然也不易有新的创造。”[86]王国强并以现代目录学的功用价值否定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传统中国目录学对于目录学的局部认知，是经验时代中国目录学有价值的总结，符合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要求。然而，绝对化导致了它成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系统，它的内在局限是没有涵盖目录学的基本内容，没有解释目录学基本现象，含有否定目录学学科价值的危险。”[87]

但是，这些批评者基本都是站在近现代以来西方目录学学理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西方目录学重视目录的检索功能，“确立了以著者为标目的著录原则、规范化的著录格式和便于查检的编目要求，是一种技术中心论”[88]。而中国的目录学却与此不同，更强调群书之秩序，更有超越目录本身的人文价值。有如若以中国传统目录学之观念来看待西方目录学，认为其难以承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化功能，同样都是不合情理的。

经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正统之地位，其他诸部之书，都是经部之“流”，《汉志》所谓诸子出于王官之意正在于此。体现在目录学领域，则是经部为目录书之首，为学术文化之核心，处于一尊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目录书的编制必须要体现出经的地位以及各部之间的等级秩序，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相契合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也在乎此，缺少了这样一种精神，很难想象中国古代会编制出更有价值的目录书。

如范凡所说：“中国目录学原有的目的就包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以及‘读书治学门径’等各项内容，甚至‘卫道’的作用，它可能是不方便检索的，但是它确实就是目录，就是目录学，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89]接受西方目录学方法的目录学家将“簿属甲乙”之外的各种作用一概剥离，以西方观念衡量中国传统学问，这是接受传统文化熏染的学者所难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