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史料

《总目》也强调史料在史书撰述上的重要作用，如“史部”总序说：“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223]在《四库提要辨证》史部中，余嘉锡也对史书的取材和史料的应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主张博采

刘知几于《史通·采撰》中便提出了撰史当博采史料的重要性。他说：“盖珍袭以众腋成温，广厦以众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224]余嘉锡承刘知几之说，也强调在史料的采撰上要广博取材，对不能博采的史书提出了批评。

唐初官修《晋书》，唯以臧荣绪《晋书》为重要底本，并取琐言（如《世说新语》）、杂记（如《搜神记》《幽明录》）等所载隽语异事散入其中。臧荣绪书所不收者，史官则杂采郡国之书、释老之传，以附益之。而像曹嘉之《晋纪》、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诸书，都没有采用，故于史事遗略甚多。对于官修《晋书》这种多采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的情况，余嘉锡提出了批评，“至于十七家晋史，理须参考，舍短取长，反多弃而不用。其有与王隐、何法盛诸家相合者，恐只从臧书转录，未必取之于本史也”[225]。余嘉锡对《晋书》不能广泛参考十七家晋史提出了批评，也间接地表达了他主张博采群书的史料采撰原则。又如令狐德棻《周书》以牛弘之周史作为底本，而不能别求他述，在当时已遭刘知几诟病。余嘉锡也评价《周书》：“德棻苟志存实录，非无所取材，而乃唯凭本书（牛弘书），重加润色，疏略之讥，知难幸免已。”[226]批评《周书》没有做到博采史料。

（二）强调善择

余嘉锡也主张要善择史料，反对取材不精，任意删削。如果史书无法做到在史料上的博采，便难以做到在此基础上的善择。唐初官修《晋书》唯以臧荣绪一家为主，而于十七家晋史反多弃而不用。“其有与王隐、何法盛诸家相合者，恐只从臧书转录，未必取之于本史也。且即臧荣绪书中有传，其人煞有关系者，亦多随意删削，莫知其何所取义。”[227]余嘉锡批评《晋书》删削随意，去取无法，又具体举《晋书》不为许询立传之例道：“（许询）文采风流，宜与唐史臣有针芥之契，且又许敬宗之祖”，今本《晋书》屡见许询姓名，却无其传，“笔削之际，其义何居？”[228] 《晋书》在史事删削上“高下在心，去取任意”，没有做到善择史料，以致“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

反对取材不精，主张善择史料，余嘉锡提出良史当具笔削之才，鉴裁之识。“孔子定六经之旨，曰删正，曰笔削，皆变繁杂为简明之意也”[229]，“笔削不过是材料的取舍”[230]，这里所言的笔削，主要指史家对文献驾驭的能力。《总目》评《新唐书》不载诏令曰：“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余嘉锡批评《总目》云：“《提要》谓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至一百三十卷，以太多不能尽登，故不如一例刊除，此又不明体例之言也。所贵乎良史者，为其有笔削之才、鉴裁之识也。”[231]余嘉锡针对《总目》所言的《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无法尽登本纪之说，提出良史当具笔削之才。对于连篇累牍的史料，优秀的史家当“笔则笔、削则削”，“笔”体现史家的文字表述能力，“削”考验史家的鉴裁之识，良史具笔削之才，不仅要有组织史料的文字之功，也要有史料的鉴裁之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