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对清代学术的继承

余嘉锡在《古书通例》绪论中说：“其中成说，多出前修，并加援引，明非臆说。”清代学者对于古书体制已经有了许多研究，其中不乏精良的见解，这些见解零散分部在各学者的著作之中，余嘉锡对他们的观点加以比较与整合，合理的吸收在了《古书通例》中。

如余嘉锡论证“古书不题撰人”时，引用陈启源曰：“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为诗歌，以自明其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辄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议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国史得诗，则述其意而为之序，固无由尽得作者之主名矣。师儒传授，相与讲明其意，或于序间有所附益；然不敢妄求人以实之。阙所不知，当如是耳。”[11]余嘉锡案：“陈氏之言，可谓通达。不惟可以解诗，即凡古书之不题撰人者，皆可以其说推之，学者可恶事穿凿也。”[12]

余嘉锡论证“古书多造作故事”，引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云：“（子书）虚造故事，如巢、许洗耳挂瓢之类，乃借以讥战国攘夺之风，并非事实。故史公于许由事深致疑词，庄生所谓寓言十九也。”[13]

余嘉锡论证“古书不皆手著”时，引用孙星衍：“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14]又云：“《晏子》书成在战国之世，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无足怪者。”[15]又引证严可均《鬻子序》云：“古书不必手著，《鬻子》盖康王、昭王后周史臣所录，或鬻子子孙记述先世嘉言，为楚国之令典。”[16]又严氏《书管子后》云：“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17]

清代学者的学术遗产，对于余嘉锡的《古书通例》的创作，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