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守北京

任教辅仁大学为余嘉锡在北平学界立足打下了基础。北平各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以及北平图书馆，藏书巨丰，且有许多内府秘籍，这为余嘉锡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如考辨《四库全书总目》之《元和姓纂》条时，余嘉锡曾借阅北京大学所藏旧抄本《古今姓氏遥华韵》[3]。在考辨其他条目时，又曾借阅北京大学所藏《天鉴录》[4]，借阅燕京大学所藏宋刻明印本《诸臣奏议》[5]等。

正是在北京的机会，使余嘉锡能够接触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并以之作为考证依据。从《四库提要辨证》中可见，余嘉锡为了考辨《四库全书总目》，多次借阅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如考证《荆楚岁时记》时，余嘉锡尝借文津阁本《四库全书》。[6]又《云溪友议》辨证云：“及文津阁《四库》本《高常侍集》。”[7]又《曹子建集》辨证云：“余尝假文津阁库本与之对校，首末全同，实即一本。”[8] 《朝野佥载》辨证云：“惟陈继儒刻入《普秘笈》者作六卷。余尝取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与之逐条校对，始末全同。乃至《四库》即据《秘笈》本缮写著录。”[9]

在北京能够参与一些学术活动，也有助于余嘉锡搜集所需要的资料。如《四库提要辨证》多次征引《宋会要辑稿》。余嘉锡能够大量使用《宋会要》，当与他曾经参与《宋会要》的整理工作有关。1933年1月，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延请傅增湘、陈垣等主持《宋会要》的影印工作。“民国二十二年一月，本馆委员会以编印《宋会要》，事关流通故籍，因延请傅沅叔、陈援庵、章式之、余季豫、徐森玉、赵斐云、叶左文诸先生，为编印委员，专司其事，并推定陈援庵先生为委员长。”[10]余嘉锡也参与了《宋会要辑稿》的筹备编印工作。1933年6月已经南下返湘的余嘉锡曾在信中询问陈垣《宋会要》是否能够付印，直至1936年的10月份，《宋会要辑稿》的影印工作才得以完毕。

另外，与当时学者的广泛接触也扩大了余嘉锡的学术视野，这些都为余嘉锡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辨证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柯劭忞、陈垣、杨树达、于省吾等学者，对余嘉锡从事《总目》辨证工作，都有直接帮助。

从《四库提要辨证》行文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学者对余嘉锡的影响。如《总目》认为《东都事略》作者为王偁，字季平，陈垣则告之余嘉锡“王季平之名当为王稱”而非王偁[11]。四库馆臣改《中兴小曆》为《中兴小纪》，此为馆臣避清高宗名而改“曆”为“纪”，但《总目》所载其他典籍皆讳“曆”为“歴”，此处何以独讳“曆”为“纪”？余嘉锡尝举以告张尔田，张尔田云：“想是因御名之上加一‘小’字，嫌于不敬也。”[12]又余嘉锡考辨《契丹国志》作者叶隆礼时，曾向于省吾借所藏旧抄善本宋《中兴馆阁录》，以断定叶隆礼生平。[13]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记载桐城姚柬之曾得一北宋刊本《东观汉记》，但莫氏却没有交代此说的具体出处，余嘉锡偶举以问邓之诚，邓之诚认为“此出近人刘声木撰《苌楚斋随笔》，然恐不足信”[14]。余嘉锡考辨《四库全书总目》《南齐书》条时，曾向傅增湘借校《南齐书》宋蜀大字本。[15]在四库总目辨误上，余嘉锡与陈垣的交流最为密切，《陈垣来往书信集》中便保留了多封二人之间的书信交流。如，余嘉锡曾向陈垣询问周亮工著述被撤出四库的原因，陈垣复函余嘉锡，据乾隆朝档案详细论述了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李清《诸史同异录》等书撤出《四库全书》的原因和经过。[16]又陈垣曾两致函余嘉锡讨论《四库全书总目》中《大唐西域记》提要之误。[17]余嘉锡则在《四库提要辨证》中直接援引陈垣的信函以资考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