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理”先后与目录体例

在理与事关系上，章学诚主张“以道为本，从艺为末，此始末之部秩也”[131]，并以此标准评价目录类例。如他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132]又说：“《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而后人著录，乃用之为甲乙计数而已矣。”[133] 《校雠通义·原道篇》又云：“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中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书，亦以明矣。”[134]章学诚认为目录学之初始，就有了明道的作用，不只是为了部次甲乙。余嘉锡与章学诚的认识有所出入，他说：“甲乙丙丁者，其藏书之处所用之标题符号耳。即刘歆之六略，何独不然。”[135]并批评章学诚的说法“陈义甚高”。余嘉锡认为目录之兴起，“本以为甲乙计数，而‘学术之宗，明道之要’，特因而寓之而已”[136]。例如《易》本为卜筮之书，而后来才寓以变易之理；《春秋》最初也只是记事之书，后世才将褒贬之义寄寓于其中。“古今学术，其初无不因事实之需要而为之法，以便人用，传之久，研之精，而后义理著焉。必欲以《易》为卦歌，《春秋》为朝报，固未可，而谓其始本不为此而作，则亦非也。夫言理者必寓于事，事理兼到而后可行。故类例虽必推本于学术之原，而于简篇卷帙之多寡，亦须顾及。”[137]余嘉锡即推本学术之源，也重视图书分类时书籍篇卷之多寡。因此，他认为“于刘、班之著录，求之过深，或责之过苛者，亦未达古人之意也”[138]。

余嘉锡说，书籍除了编制目录之外，还要考虑到实际储藏时的情况。“其庋藏也，有阁有殿，有馆有库，分屋列架，故各类相较，不能过多，亦不能过少……盖古之著目录者，皆在兰台、秘阁，职掌图书，故必兼计储藏之法。”[139]这与郑樵、焦竑等学者那样，只管根据书目性质，依照学理按目分类就可以的情况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