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别裁”

别裁法是章学诚目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创获。何谓“别裁”，章学诚举例并总结道：“《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于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于子矣。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128]

章学诚于《焦竑误校汉志》篇中又说：“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存见于此篇（《弟子职》）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礼记》而已。”[129]章学诚认为刘歆从《管子》中裁出《弟子职》，从《大戴礼》中裁出《三朝记》，章氏依照此两例而归纳出运用别裁法的两种情况，一种是“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另一种是“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同时，章学诚又说，虽然《夏小正》被收入《大戴记》，《小尔雅》被收入《孔丛子》，然而《隋书·经籍志》别出《小尔雅》以及《文献通考·经籍考》别出《夏小正》，却不能认为是使用了别裁法，这只是“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不能称作别裁。章学诚以《夏小正》及《小尔雅》为《大戴记》和《孔丛子》的别出行世本，因此《隋书·经籍志》与《文献通考》的著录称不上别裁，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与上文相较来看，章学诚却以《七略》中著录《弟子职》与《三朝记》为使用了别裁法。关键之处在于，章学诚以《三朝记》与《弟子职》是刘歆从《大戴礼》和《管子》中所裁出的，而以《夏小正》及《小尔雅》属于别出行世之本。但实际上，《三朝记》《弟子职》的性质与《夏小正》《小尔雅》一样，都是当时的单行之本，而并非如章学诚所言是刘歆有意的“裁篇”。如果章学诚以《隋书·经籍志》别《小尔雅》入论语、《文献通考·经籍考》别《夏小正》入时令为“幸而偶中”，则刘歆别《弟子职》入小学、别《三朝记》入论语又何尝不是“幸而偶中”呢？因此，章学诚举《弟子职》与《三朝记》为例论证刘歆著录之时已经使用了别裁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对章学诚的说法，余嘉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余嘉锡说：“古书数篇，本自单行，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也。《汉志·论语》内有《孔子三朝》七篇，刘向《别录》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言今在《大戴礼》者，明古本原自单行也。又《汉志·孝经》类有《弟子职》一篇，应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此如后世收藏家目录，既收丛书，又分著单行之本。事本寻常，无足深怪。特是刘向父子校书之时，原是合中外所藏诸篇，编为全书，其他数篇单行者，不别著于录；而此独不嫌重复者，以此数人，本在九流之内，自为一家之学，……章学诚不知此义，其《校雠通义》乃谓《弟子职》《三朝记》为刘歆裁篇别出，若先有《管子》《大戴礼》而后有《弟子职》《三朝记》者，不免颠倒事实矣。章氏能知《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不知《三朝记》亦在《戴记》之先，岂非不充其类也乎。”[130]在余嘉锡看来，这并非是什么别裁之法，而是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的单篇别行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