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库提要辨证》观《总目》之失
《四库提要辨证》作为民国时期为《四库全书总目》纠谬的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代表作[81]，通过该书来看《总目》之谬误与缺失，尤为必要。今据《四库提要辨证》，总结《总目》之失如下。
（一）未尝卒读，粗率立论
《总目》“长于辨博，短于精审，往往一书读未终卷，便尔操觚”[82]。“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83]
如《南齐书》提要谓，“自李延寿之史盛行，此书诵习者尠，日就讹脱。《州郡志》及《桂阳王传》中均有阙文，无从补正。”[84]余嘉锡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证《南齐书》阙文者除此二处外，更有《高十二王传》、《徐孝嗣传》、《高丽传》、卷五十九史臣论等，《总目》“是仅粗检其前数册，而未尝统核全书也”[85]。又《魏书》提要云，“今所行本为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定……然其（刘恕等）据何书以补阙（补《魏书》亡佚不完者），则恕等未言。”[86]余嘉锡云：“《提要》谓其据何书以补阙，则恕等未言，不知各篇之末所附校语，言之甚明，第未详著于《序录》中尔。”[87]又四库馆臣将《新定续志》改名为《景定严州续志》，《总目》谓：“标题惟曰《新定续志》，不著地名，盖刊附绍兴旧志之后，而旧志今佚也。”[88]余嘉锡考《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及《新定续志》卷二、卷四证明“新定者，严州旧郡名也。……是则严州之名新定郡，州志之名《新定志》，不必博考他书，止取本书，略一检阅，即可得之。而《提要》但知严州之在宋为遂安军建德府，因误认新定之名为附于旧志而名之，犹之新修新撰云耳，遂奋笔改其书名为《严州续志》，是仅阅其卷一节镇一条（小字注：此条内不言旧名新定郡，因旧志历代沿革条叙之已详故也），而于全书未尝入目也”[89]。又《总目》云《名臣言行录》载奸诈如吕惠卿者与韩（琦）、范（仲淹）诸人并列，莫详其旨。实则该书并未录吕惠卿言行，“此必纪晓岚重修《提要》时……殆因王安石卷中屡见吕惠卿姓名，遂误以为朱子有取于惠卿。盖原撰《提要》者尚知略观本书，纪氏则仅稍一涉猎，即捉笔疾书，以快其议论，而前后皆未寓目也，是亦难免果哉之诮矣”[90]。
（二）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总目》“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尝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91]。前人有所误之处，《总目》若承其说，则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如《东观汉记》提要引《史通》有“大军营司马崔寔”语，但大军营司马官名，殊不经见。余嘉锡考《后汉书·崔寔传》后作如下判断：“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著作东观。”盖《史通》传刻，脱一“将”字，浅人因不知冀为大将军之名，遂妄改为“营”，《提要》但知循文照录，而不之觉也。[92]又如《方舆胜览》提要云：“宋祝穆撰。穆字和甫，建阳人。《建宁府志》载穆父康国从朱子居崇安，穆少名丙，与弟癸同受业于朱子，宰执程元凤蔡抗录所著书以进，除迪功郎，为兴化军涵江书院山长。”[93]余氏考证后指出：“是宰执进书除迪功郎为山长者，皆穆子洙之事，而非穆也，《建宁府志》误以其子之仕履，加之于穆，《提要》亦未能纠正。”[94]
又《肘后备急方》提要云：“案《隋书·经籍志》葛洪《肘后方》六卷，梁二卷。陶宏景《补缺肘后百一方》九卷，亡。《宋史·艺文志》止有葛书而无陶书，是陶书在隋已亡，不应元时复出。”[95] 《总目》引《隋书·经籍志》证明陶弘景之书在隋代已亡，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将葛洪、陶弘景之书并列，且《隋书·经籍志》“第就武德中所得东都图书目录之见存者，编为《经籍志》，并非有隋一代藏书之总目”。是陶书在隋未尝亡也。《总目》据《隋书·经籍志》认为陶弘景之书在隋时已亡，唐时必无，则因误传误。《提要》又据《宋史·艺文志》只有葛洪之书而无陶弘景之书，故谓陶书不应在元时复出，则又是因《宋史·艺文志》之误而传误。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知葛书与陶书在南宋时俱存，“《提要》何以不据《书录解题》而独据《宋志》《宋史·艺文志》乎？”且《宋史·艺文志》云：“葛洪《肘后备急百一方》三卷。”余嘉锡认为，“夫《肘后救卒方》者，葛洪之书也，《肘后百一方》或《肘后救卒备急方》者，陶弘景之书也。今《宋志》《宋史·艺文志》题为《肘后备急百一方》，是其书已经弘景增补矣。《宋志》《宋史·艺文志》荒陋，误去弘景之名耳，安得据为陶书已亡之证乎？”[96]
（三）门户偏见，贬宋尊汉
余嘉锡治学，考据义理并重，对纪昀等四库馆臣诋毁宋儒多有批评。“（纪氏）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97] “其提要修饰润色，出于纪氏一人之手。纪氏不喜宋儒，动辄微文讥刺，曲肆诋諆。”[98]
如《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为宋王佐榜进士题名录。《总目》认为，讲学家因朱熹在该榜五甲第九十，便自相传录，使该榜得以保存。明弘治中，会稽王鉴之重刻该榜于紫阳书院，并改名为《朱子同年录》。《总目》云：“夫进士题名，统以状头。曰某人榜进士，国制也。标以年号，曰某年登科小录，亦国制也。故以朱子传是书可也，以朱子冠是书，而黜特选之大魁，进缀名之末甲，则不可。以朱子重是书可也，以朱子名是书，而削帝王之年号，题儒者之尊称，则尤不可。鉴之所称，盖徒知标榜门户，而未思其有害于名教。今仍以原名著录，存其真焉。”[99]余嘉锡认为，此《录》最初之保存，实因此榜第四甲第一百五江宾王，江宾王以己为新进士，兼充执事官，故而取本榜藏之，以志平生之鸿爪。“其子孙亦自因为其祖之遗迹，从而珍惜之，以存先人之手泽，初不因第五甲之有朱子，始引以为重也。”[100]《总目》以该榜有朱子而得以保存，余氏认为“此盖纪晓岚之徒，深忌宋儒，故无端致其讥笑”[101]。
又朱熹《名臣言行录》提要云：“然刘安世气节凛然，争光日月，《尽言集》《元城语录》今日尚传，当日不容不见，乃不登一字，则终非后人所能喻。”[102] 《总目》卷五十五诏令奏议类《尽言集》提要云：“朱子作《名臣言行录》，于王安石吕惠卿皆有所采录，独以安世尝劾程子之故，遂不载其一字，则似乎有意抑之矣。”[103] 《总目》卷一百二十一杂家类五《元成语录》条下提要云：“朱子作《名臣言行录》，于王安石吕惠卿皆有所节取，乃独不录安世。”[104] 《总目》认为朱子《名臣言行录》中没有记载刘安世，并将不载刘安世的原因归结为安世曾经弹劾过程子。但实际上朱子此书阁本后集刘安世在卷十二，凡二十二条，宋本则多至三十七条，未尝不登一字。《总目》此言，乃是纪昀“欲以集矢于朱子也”[105]。余嘉锡认为：“朱子尝受业于刘勉之，而勉之问学于安世，渊源有自，故于安世景慕慨叹，低徊往复如此。于其通方外之学，亦不以为非也。彼方恨不能尽记刘公之言行，怅然于其声容之不相接，而谓其作《名臣言行录》有意抑之，欲以人力磨灭其精神，不亦诬乎？”[106]
又朱熹《诗集传》初稿全宗《小序》，后乃改从郑樵之说，是为今本。《总目》引杨慎《丹铅录》谓朱熹因为吕祖谦尊《小序》，于是尽变其说，废《序》从郑。事实上，吕祖谦与朱熹论《诗》，其不合是“因废《序》而有异同，非因有所不合而乃废《序》也”。余嘉锡认为：“是朱子所以废《诗序》之故，《提要》非不知也，知之而仍信《丹铅录》之臆说者，因纪文达诸人不喜宋儒，读杨慎之书，见其与己之意见相合，深喜其道之不孤，故遂助之张目，而不暇平情以核其是非也。”[107]
（四）忽略版刻，未择善本
“《总目》之例，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而不著明板刻，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缺，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108]如《荆楚岁时记》，《总目》所据为《汉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则为《宝颜堂秘笈》本。另外，馆臣在为书籍作提要时，所引用其他书籍，亦忽略版刻优劣，以致问题频出。
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作者，《总目》作陆玑。《总目》言《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资暇集》皆作陆玑，明北监本《诗正义》引作陆机为误。钱大昕认为，“考古书‘机’与‘玑’通，马、郑《尚书》‘璇玑’字皆作‘机’。”[109] “《提要》信《资暇集》之说，定元恪名作‘玑’，且引《隋志》及《释文》为证，不知其所据，皆误本耳。明南监本《隋志》‘陆机’字，实从‘木’不从‘玉’也。”[110]又《总目》所用之范家相《三家诗拾遗》，篇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次以三百篇为纲并存三家佚说。《总目》认为该书以《三家诗拾遗》为名，而将古文考异及古逸诗冠于篇端，开卷便名实相乖，尤非体例。余嘉锡引李慈铭《荀学斋日记》云：“《提要》以古逸诗与三家无涉，讥其开卷名实相乖。然蘅洲《自序》明言以此二卷附后，其凡例亦先言鲁、齐、韩三家之次第得失，而后言文字异同及古逸之诗，则四库所收本及家刻本，皆钞胥之误。”[111]又如《直斋书录解题》提要引周密《癸辛杂识》，言陈振孙始仕州郡，终官侍郎，不止浙西提举。但是毛氏汲古阁所刊《癸辛杂识》，却无《提要》所引之语。实则《总目》所引，盖《稗海》刻《癸辛杂识》，误以《齐东野语》为《杂识》正集之前半，《总目》因而误引。[112]又如《外台秘要》提要云：“《玉台新咏》有《姬人怨服散》诗。”[113]但《姬人怨服散》诗是陈朝江总所作，而《玉台新咏》是梁简文帝为太子时令徐陵所撰集，《玉台新咏》如何能预录江总之诗？当是《总目》所用《玉台新咏》本为明刻，非善本，妄有增益。“《总目》卷一百八十六《玉台新咏》下《提要》考之甚详，乃于此篇仍据俗本引用，斯亦前后矛盾之一端也。”[114]
（五）断章取义，曲解原文
《总目》引用材料，只取一句或数句而不顾及全文之意，或对原文之意未能理解，便妄下论断，以致“曲解文义，郢书燕说”[115]。
如《洛阳伽蓝记》提要云：“惟以高阳王雍之楼为即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则未免固于说诗，为是书之瑕颣耳。”[116]此处，《总目》不仅误将清河王怿写作高阳王雍，更机械地认为清河王怿之楼即为古诗中所记之楼，实则“此不过因其楼在西北，忆及此诗，遂取其‘上与浮云齐’之句，以明其高，斯亦赋诗断章之义也，何尝谓诗人所咏，即是此楼乎？《提要》以文害词，遽加诋毁，谓为全书之颣，……以此论古，窃恐未然”[117]。
又如《千金要方》提要云：“晁陈诸家著录，载《千金方》《千金翼方》各三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所载，卷数亦同。又谓宋仁宗命高保衡林亿等校正刊行，后列《禁经》二卷。合二书计之，止六十二卷。”[118]余嘉锡认为：“自宋以来，其《禁经》二卷即在《翼方》之中，即钱曾虽云‘后列《禁经》二卷’，而其所著录者，仍是三十卷之本，未尝别此二卷于《翼方》之外也。《提要》乃合计《千金方》《翼方》及《禁经》为六十二卷，亦误矣。”[119]
又如《颅囟经》提要云：“今检此书，前有序文一篇，称‘王母金文，黄帝得之升天，秘藏金匮，名曰《内经》，百姓莫可见之。后穆王贤士师巫于崆峒山得而释之’云云，其所谓师巫，与《宋志》相合，当即此本。疑为唐末宋初人所为，……遂托名师巫，以自神其说耳。”[120]余嘉锡细检该书原序之后云：“详审文义，则所谓黄帝秘藏金匮，师巫得而释之者，指黄帝《内经》言之也。其后言师巫所释《内经》虽能叙阴阳化生之妙，而自非贤智莫达其理，故使世之庸医于婴儿之疾乱施攻疗，致多枉死，用为叹息，遂究古人之言，察致疾之端由，叙成《颅囟经》云云，乃自叙其著书之意。然则作者固未尝自神其说，以此书为黄帝之所藏，师巫之所得也。《宋志》著录之本，署名师巫，殆庸医不识文义者之所为，《提要》又从而断章取义，未免厚诬古人矣。”[121]
（六）弃前用后，失检佳证
同样的论题，可以有不同的材料证据支撑，《总目》往往于佳证失检或弃而不用。如弃前人之言不用而引后人之稿，弃通行之书不用而引后来方志。余嘉锡云：“及其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122]
如《总目》引宋刻本《隋书》之天圣中校正旧跋，知修《隋书》者有许敬宗、敬播。但《旧唐书·魏征传》已载许敬宗撰《隋史》，《李延寿传》亦载敬播同修《五代史志》，“是敬宗之修纪、传，播之修志，《旧史》俱有明文，何必取证于宋人之跋乎？”[123]又《总目》引陆友仁《砚北杂志》言《营造法式》作者李诫尚有其他著作，实则“诫所著书已见墓志铭，《提要》不知诫有墓志在《北山小集》中，故仅以《砚北杂志》为据”[124]。又《总目》引《资州志》证《方舟易说》作者李石生平。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李石甚详。《提要》不引李心传而用《资州志》，“然方志出于后人之手，多不可信，当先引宋人书，舍《朝野杂记》而引《资州志》，非也”[125]。
（七）基本史实舛误
官书杂成众手，迫以期限，不免因陋就简，仓促成篇。往往“人名之误，移甲就乙；时代之误，将后作前”[126]。撰者不知，校雠者亦疏忽失检。
如《总目》云，《隋志》载有顾野王《陈书》三卷、傅縡《陈书》三卷、陆琼《陈书》四十二卷。实际《隋志》只有陆琼《陈书》四十二卷，两《唐志》始有顾、傅二人之《陈书》。“《提要》并引为《隋志》，疏舛甚矣。”[127]又《南方草木状》提要引《隋志》，称广州太守嵇含。《隋书·经籍志》原文：“梁有广州刺史《嵇含集》一卷。”“《提要》乃讹为广州太守，广州是州非郡，安得有太守乎？”[128]又《总目》言其所用本《隶释》为万历戊子王鹭所刻。“王鹭”，当作“王云鹭”，“《提要》作王鹭者误也”[129]。又《音韵源流》提要云：“其叙述古韵源流，如魏李登《声类》、周颙《四声》，《隋志》仅列其名，《唐志》已不著录，而咸（潘咸）云独得见之。盖乡曲之士，不知古书之存亡，以意说之而已。”[130]余嘉锡案：“新旧唐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小学类，皆有李登《声类》十卷，安得云《唐志》已不著录？《南史》卷三十四《周颙传》云：‘始撰《四声切韵》，行于时。’《南齐书》卷四十一颙本传则并无此语，亦不见于《隋志》。盖行世未久，旋即亡佚耳，安得云《隋志》仅列其名？”[131]又《齐民要术》提要云贾思勰曾官“高平太守”，但“宋刻残本及明清各本《齐民要术》，均题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提要》作高平者，误也”。[132]
（八）疏忽大意，屡现笔误
如《隋书》提要云：“《五行志》体例与《律历》《天文》三志颇殊。”[133]余嘉锡案：“《律历》《天文志》才两篇耳，而《提要》谓之‘三志’，所未解也。”[134]又《总目》引《书录解题》云《钦宗实录》为乾道元年修撰洪迈等进。实则《书录解题》卷四《钦宗实录》条作“乾道四年，修撰洪迈等进”。《总目》作元年，笔误[135]。又洪适自跋《隶续》云，《隶释》有续，凡汉隶碑碣二百五十八。“二百五十八”，《总目》误为“二百八十五”。又洪适《盘洲集》卷六十三《淳熙隶释跋》云凡碑版二百八十五。“二百八十五”，《总目》误为“二百五十八”。《总目》前后所引数目互误。[136]
（九）所引资料，出处失实
《总目》言某某出于某书，然翻检未见。
如《总目》云《东观汉记》北宋时尚有残本四十三卷，依据是赵希弁《读书附志》与邵博《闻见后录》。实则《闻见后录》与《读书附志》中载《东观汉记》并不言卷数。言四十三卷者乃是《通考·经籍考》。[137]又《总目》云《宋史·艺文志》以《北狩行录》为蔡鞗撰。余嘉锡将《宋史·艺文志》遍检数过，未见此书，“不知《提要》何以云然？”[138]
（十）考证不详，妄下论断
余嘉锡曾批评《总目》道：“《四库提要》于撰人必著名字爵里，是矣。然多止就常见之书，及本书所有者载之，不能旁搜博考，故多云始末未详，仕履无考。”[139] “四库提要体裁稍备，然亦只及名字爵里而已，而又多曰‘里贯未详’‘仕履未详’‘始末未详’；实则其所谓未详者，非竟无可考，散见群书不暇翻检耳。”[140]
如《总目》云《东观奏记》作者裴庭裕“事迹则无可考焉”，实则“其平生仕履，尚历历可见，《提要》考之未详”[141]。又《总目》言《周易集解》作者李鼎祚“《唐书》无传，始末未详”。但刘毓崧《通义堂集》考李鼎祚仕履至为详悉。余嘉锡云：“《提要》以为始末未详者，固由未见《舆地纪胜》，然于《元和郡县志》等书，亦未引证，则未免太疏略矣。”[142]又《总目》考《汉书·地理志》益州郡有云南县、《后汉书·郡国志》永昌郡有云南县、《唐书·地理志》有姚州云南郡，遂断定云南于唐初始升为大郡。《总目》依此断定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云南牂牱人绩以为布”之句乃“有所窜乱，非尽原文”。余嘉锡详考《蜀志·后主传》、《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晋《太康地志》、《初学记》、《通典》等书证明，云南在三国时期已升为大郡。陆机以云南与牂牱并称，曾何足怪？“《提要》不肯详考，仅据《唐志》之言，遽谓三国时无此郡县，遂疑此书为后人所窜乱，可谓勇于疑古矣。”[143]又《总目》云《洗冤录》作者宋慈“始末未详”。实则凌迪知《万姓统谱》、劳格《读书杂识》、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十二《循吏传》皆载宋慈事迹，“是慈之始末，非无可考也”[144]。又《巢氏诸病源候论》提要云：“第六卷《解散病诸候》，为服寒食散者而作，惟六朝人有此证。第二十六卷《猫鬼病候》见于《北史》及《太平广记》者，亦惟周齐时有之，皆非唐以后语。”[145]但唐代孙思邈《千金方》及王焘《外台秘要》皆载有寒食散，“是唐之中叶，寒食散仍复盛行，不惟六朝人有此证矣”[146]。又孙思邈《千金方》及《唐律疏议》卷十八《贼盗律》皆记有蓄养猫鬼之俗，“故治之以医方，惩之以法律，不可谓唐以后无此病也”[147]。《提要》未能博考，故有此之误。
（十一）《总目》自身前后失检，自相抵牾
《总目》书成众手，前后失检，自相抵牾，在所难免。
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道家类道藏目录》，《提要》历举其所收诸书多非道家言，而议其一概收载为牵强，首举刘牧《易数钩隐图》，谓旧入《易》类，无从以为道家者。但《易数钩隐图》提要云：“此本为通志堂所刊，何焯以为自《道藏》录出。今考《道藏目录》，实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中，是即图书之学，出于道家之一证。”[148]余嘉锡云：“是《提要》于彼，则讥其收入此书为非；于此，又以曾经收入，为此书出于道家之证；前后互异，未免近于矛盾。”[149]又《总目》改熊克《中兴小曆》为《中兴小纪》。余嘉锡疑《提要》此条是馆臣避讳清高宗乾隆御名而改“曆”为“纪”。但历代因避讳而改书名者，大抵以义近之字为代，未有随意取一字以为代者，讳“曆”字当以“歷”字代。“即以《总目》本卷言之，其《系年要录》《编年备要》《靖康要录》条下，《提要》皆有‘日歷’字，未尝改为‘日纪’。再以天文算法类言之，其著录之书有《圣寿万年歷》《律歷融通》《古今律歷考》《歷体略》《歷象考成》《歷算全书》《大统歷志》《勿菴歷算书记》等，皆只用代字，未尝改其书名。乃独于此书，忽别创一例，改‘曆’为‘纪’，按之功令既不合，推之全书复不通，可谓进退失据，自相抵牾者矣。”[150]
又《明宫史》提要云作者吕毖“始末未详”，但《总目》卷一百二十六杂家类存目三《事物初略》提要云：“明吕毖撰。毖字贞九，吴县人。”[151]两书之作者“姓名时代并合，知同出一手，《提要》未及互考，故不悟其为一人，而以为始末未详，亦已疏矣”[152]。又《隋书》提要：“惟《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153]但《总目》卷二十一《夏小正》条下，谓“《隋志》根据《七录》，最为精核”，对同一书的评价自相矛相。[154]又《正字通》提要云作者张自烈为南昌人，但四书类存目中《四书大全辨》提要则云张自烈为宜春人。两书作者为同一人，“而一作宜春人，一作南昌人，二县同隶江西，未详孰是，《提要》亦置之不言”[155]。又《外台秘要》提要云：“每条下必详注原书在某卷，世传引书注卷第，有李涪《刊误》及程大昌《演繁露》，而不知例创于焘，可以见其详确。”[156]但《总目》卷一百十八《演繁露》提要曰：“所引诸书，用李匡乂《资暇集》引《通典》例，多注出某书某卷。倘有讹舛，易于寻检，亦可为援据之法”[157]，是以为引书注卷第之例创始于李匡乂。而“此条则以为例创于焘，前后自相矛盾，是亦官书杂成众手之通弊也”[158]。
（十二）无所凭据，轻率臆断
《总目》考辨，往往不凭实据，以己意推之。
如《总目》言《明宫史》作者吕毖始末未详，“盖明季宦官也”。余嘉锡云：“《提要》谓毖为明季宦官，不过以书中叙事多作内臣口吻断定之，其实别无证据，不知此书本非毖所自作，乃就刘若愚《酌中志》中掇取数篇，改署此名。若愚实明季宦官，而毖之为宦官与否，未可知也。”[159] 《总目》乃主观臆断。又《周易象旨决录》提要认为“决录”之名始于赵岐《三辅决录》，“决录”之义，“古无传说，以意推之，盖定本之谓也”[160]。余嘉锡云：“是则《决录》之决，犹决嫌疑之决，谓决断其贤愚善否而录之，使有定论耳，非谓定本也。《提要》不知赵岐《自序》尚存，乃谓决录命名之义古无传说，以意解为定本，可谓不考之甚也。”[161]又《周易正义》提要以顾悦之与顾夷为一人。依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所考，顾夷与顾悦之里贯不同，出处亦异，其为二人明显。“《提要》不知顾夷为何人，偶检《经义考》卷十，见其引《册府元龟》顾悦之事，亦不知其本出何书，第见其人皆姓顾，又同著书难王弼，以为必是一人，遂毅然奋笔，以悦之为顾夷之字，而不知其大谬不然。”[162]又《周官义疏》提要云：“考《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故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元所注，犹称《周官礼》。迨唐贾公彦作疏，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实非本名，今仍题曰《周官》，从其朔也。”[163]余嘉锡云：“至谓贾公彦始省称《周礼》，则尤不知其何所本。推《提要》之意，盖谓前此虽有《周礼》之称，特文字中相沿之省文，至公彦始用以名书。不知《周礼》之名，实起于前汉之末，此后《周礼》《周官》，二名互用，今谓始于公彦，盖率尔言之，而未尝加以考证也。”[164]
（十三）未检原书，转引致误
《总目》转引资料，未检原书而致误。
如《荆楚岁时记》提要引《书录解题》所载宗懔自序，但《书录解题》并无《总目》所引之语，“此乃《读书志》之文，见衢本卷十二及袁本后志卷二，《提要》盖自《通考》转引，而误记晁氏为陈氏也”[165]。又《新语》提要云：“《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166]但《汉书·司马迁传》终篇未尝言及陆贾《新语》，唯高似孙《子略》卷三云：“班固称太史公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167]高似孙误记，而《提要》误信高似孙，“未及覆考之《汉书》本传也”[168]。又《总目》引扬雄《方言》认为《尔雅注疏》“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之书，但扬雄《方言》并无孔子门徒解释六艺之文，此说实出自葛洪《西京杂记》。《总目》所引扬雄《方言》，实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经义考》于《尔雅》目下但题‘扬雄曰’云云，不注出处，殊与著述之体例不合。而修《提要》诸公，莫究所以，遂随手署题，不加考案，纰缪百出，固其宜也”[169]。又《折狱龟鉴》提要云：“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俱题作《决狱龟鉴》。”[170]实则《书录解题》卷七著录此书，作《折狱龟鉴》，而不是《决狱龟鉴》。《提要》之失，乃是“自《通考》转引，未检原书而误”[171]。
（十四）引用资料，窜改原文
《总目》赞成引书当据实直录，但其引用材料，却也随意删改，有违考据规范。
如《靖康要录》提要云：“陈振孙《书录解题》曰‘《靖康要录》五卷，不知作者。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案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焉。其与金国和战诸事，编载尤详’云云。”[172]余嘉锡检《书录解题》原文：“《靖康要录》五卷，不著撰人名氏。自钦庙潜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并无“案日编次”以下云云。《书录解题》也是由四库馆自《永乐大典》辑出，“不知《提要》此条所引何以多出数十字，此不可解也”[173]。又《提要》引《魏书》刘恕等《序录》云：“魏史惟以魏收书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于逐篇之末。”[174]然《序录》原文云：“数百年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序录》未尝实指为二十九篇，言二十九篇者乃是《直斋书录解题》。“《提要》盖据此（《直斋书录解题》）以改《序录》。然引古人书，可奋笔点窜耶？”[175]
（十五）以不误为误
如《总目》认为《隶辨》于每字下所引碑语，多舛误。《总目》云：“即以原碑尚存者而论，如《韩勑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两侧，字数较多，文义尚大概可考。碑云……‘仁闻君风耀，敬咏其德’。而闻字下引之，误以‘闻君风耀’为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碑云，‘于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误连下文仁字为句。”[176]桂馥《札朴》卷八有《韩勑碑》一条：“碑云，四方土仁，闻君风耀，敬咏其德。案土仁即士人，隶书及古文土士无别，《论语》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作人；又观过斯知仁矣，《吴祐传》作人。”[177]阮元《经籍籑诂》卷十一仁字注：“《礼记·礼运注》，何以守位，曰仁。《释文》，仁本作人。《韩勑碑》四方士仁，人通作仁。”[178]据此，余嘉锡认为，“《提要》读于是四方士为句，仁闻君风耀为句，文义殆不可通，若读作士人，则文从字顺矣。然则顾氏尚能识古字通假之义，故其句读不误。而《提要》之说，转不免以不狂者为狂也。”[179]
（十六）以后世之见议论古人
《总目》亦云：“是亦古今异宜，未可执后来以追忆前人也。”[180]但《总目》却时常以己之见议论古人。
如《法书要录》提要称张彦远博学有文辞，“乾符中至大理寺卿”。余嘉锡云：“按唐、宋之制，凡卿寺官署衔均不带寺字，故《新唐书·张嘉贞传》及《艺文志》小学类叙彦远官，均只称大理卿，《提要》引作大理寺卿，是以明、清人之官职加之唐人也。”[181]又《总目》认为：“（姚）察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稽首新朝，历践华秩，而仍列传于《陈书》，揆以史例，失限断矣。”[182]余嘉锡认为南北八代惟魏与宋、梁享国稍久，其他皆国祚短促，为人臣者莫不身仕数朝。按《总目》之言，则“欲考胜国之兴亡，须检新朝之纪载”。《总目》之说，不免以后世之见轻议古人矣。[183]又对于先秦书籍之真伪，“《提要》……往往好以后世之见议论古人，其言似是而实非”[184]。
（十七）《总目》为文，自乱体例
《总目》为文，自有一定撰述体例，先叙作者之生平、著作，再及书籍源流、内容等。
如《总目》考作者生平行事，其例深得余嘉锡赞誉，“《四库提要》于撰人之名氏爵里外，凡诸史有本传或附见他传者，必为著明，真能得班固之意者也”[185]。但《总目》时常自违体例。如《总目》述《论衡》作者王充生平，只凭借其《自纪》，而不及《后汉书·王充传》。余嘉锡云：“《提要》之例，凡撰书之人，史有列传者，皆只叙其名字爵里，而括之曰，事迹具某史本传而已。今此条独据《自纪》，详叙其出处，究之，不过历任州郡，无大关系，何其不惮烦也。岂不知《后汉书》有传耶？”[186]
又如《总目》于《释名》作者刘熙仕履始末失考，余嘉锡云：“《提要》于刘熙仕履始末，不置一词，与他条体例特异。”[187]又《总目》不载《折狱龟鉴》作者郑克生平始末，“与全书体例不类”[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