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目录学思想评价
对于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今日学者已经作了很多评价。如彭斐章认为：“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是其精华之所在。他从目录学的起源、目录学的意义、古典书目的功用、体例、类例沿革等方面予以总结。他认为我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思想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认为：‘从来目录学之意义’，‘要以能叙学术源流为正宗’，得出了‘目录学，学术之史’的结论。”[69]肖希明的评价则相对较为中肯，不仅肯定余嘉锡在目录学上的贡献，同时指出余嘉锡目录学理论上缺少独到的创造性见解。肖希明说：“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的价值，就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先驱者的思想精华，阐发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为后来的目录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前提。余先生的这一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当然也应该指出，《发微》过多陷于史料的考证和罗列，而没有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提出更多创造性的见解，这不能不是它的一大不足。”[70]
余氏旧学功底深厚，其学术之渊源，得力于目录之学；终身所从事的学问，也是以目录学、文献学为主。在当时学术界，已是一致推崇他为“目录学的权威学者”，余嘉锡自己也对学生称，“我讲这科《目录学》……就是当代的任何国学大师也不敢批评我讲得不好”[71]。其言语颇为自负，也恰恰证明余嘉锡目录学研究水平之专精。对于当时已成书的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则认为“姚某之书大抵剽窃余之《目录学发微》，改头换面。余以其不足齿数，故未尝一言及之”[72]。
余嘉锡的目录学研究涉及中国目录学的意义、功用、源流、类例沿革等多个方面，对于余嘉锡的目录学贡献，试论如下：
第一，以目录书体制说论目录学。余嘉锡将传统目录书的体制，分为“篇目”“叙录”和“小序”三种，并加之以“版本序跋”。余嘉锡以目录书之体制说，来详解目录学如何得以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为一有价值的创见。他将目录之书分作“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有小序而无解题者”“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三种形式，被后来的一些目录学家所沿用，成为探讨目录书体制的一种重要说法。“如1931年出版的刘纪泽《目录学概论》，论体制、派别，就已一本其说；姚名达《目录学》‘目录的派别’一节亦同其说，该书出版于1933年。不过，余嘉锡论述解题只在原原本本推寻叙录体例的本源，对其发展演衍出来的各种变例无一阐发，而这在《中国目录学史》里得到了很好的继续。”[73]
第二，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是西方目录学理论在中国逐渐产生影响力的情况下，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系统性、理论性的总结，借以维系中国目录学在近现代学术体系中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余嘉锡对中国古代目录书体制各个部分的系统论述，完全的继承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与以往学者更进步的是，余嘉锡尤其看重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分类观的现代价值。在此基础上，余嘉锡提出了“目录学学术之史”的结论，认为“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也”[74]。
但是，以解题与小序等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式，在图书较贫乏的古代可以行得通，但是在印刷技术发达、图书数量激增的今日，为每本书籍都做解题的目录形式注定难以实现。因此，在今日图书分类中，重视目录“类例”在图书分类中的作用，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余嘉锡对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推崇，在今天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中，尤其是涉及中国传统学术的书籍在现代目录学分类中的位置这一角度而言，仍然具有实践上的意义。
第三，对中国目录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余嘉锡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源流，特作“目录学源流考”，实则是一篇概述性质的“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将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周至三国，此时期目录分类基本以六分法为主；第二阶段为晋至隋，目录分类从六分开始逐渐过渡到了四分；第三阶段为唐至清，四分法确立，官修图书目录不断涌现。余嘉锡以目录类例的变化趋势作为划分目录学发展的阶段，勾画出一部中国目录学发展的简史。
第四，以学科意识划分研究领域。余嘉锡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史的目录学”范围之内，将传统目录的学术史功能与西方目录的检索功能相区分。民国时期，部分受西方目录学思想影响的学者激烈的反对传统的目录学，并严格区分图书馆学与传统的目录学。如杜定友就说：“中国社会上的一般旧势力，真是可怕得很。在图书馆界中，是向来有所谓中国目录学。我们很承认，中国目录学是一种很专门尊严的学问。我们也绝对承认，中国目录学在学术上有重大的贡献。我们还要光大之，发挥之。不过以中国目录学，即作为图书馆学，以中国目录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办理现代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承认的。目录学本来是图书馆学的一部分，即使我们现在要尊崇中国的学术，把图书馆学与目录学并立起来，也未尝不可。不过以目录学来包括图书馆学，或二者混为一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75]
余嘉锡在研究中，并没有去和新派目录学家争执优劣高下，而是直接在著作中划定各自的研究畛域。他指出：“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索者异也。”[76] “甲乙之簿与学术之史，本难强合为一。”[77]又说：“为书目者，既欲便检查，又欲究源流，于是左支右绌，顾此失彼，而郑樵、焦竑之徒得从而议其后，亦势之所必至也。至今而检查之目与学术门径之书愈难强合。”[78]还说：“张之洞谓有藏书家之书目，有读书家之书目。余谓藏书家之书目，如今图书馆所用者，但以便检查为主，无论以笔画分，以学术分，或以书类人，或以人类书，皆可；兼而用之尤善。俟治图书馆学者讨论之。若读书家之书目，则当由专门家各治一部，兼著存、佚、阙、未见，合《别录》《艺文志》与《儒林》《文苑传》为一，曲尽其源流，以备学术之史。”[79]
在史志目录中，以“辨章学术”为最高宗旨，但其他如藏书目录学派、版本目录学派却不以此为宗，如中国古代之《群书备检》，余嘉锡评价此书：“其体如今之索引。盖便于检查，亦目录中应有之义也。”[80] “既无叙录，又所辑皆常见之书，仅便检查，不足辨章学术。”[81]可见，余嘉锡仍以能辨章学术为目录学之最高追求，而轻视仅便检索的目录工具之书。但他以史志目录学的自我限定，与仅便检索的图书馆式目录工具相区分，划定自己的研究界限，具有明确而又清晰的学科意识，树立了中国传统目录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