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在古书体例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余嘉锡创作《古书通例》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对先秦古书的体例与流传情况做了研究，并从这个角度探讨先秦古籍的辨伪问题，如吕思勉、刘咸炘以及傅斯年等。他们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观点。

吕思勉批评当时的学者不明古书体例，好以后世之见议论古书，造成对古书成书年代的误判。他说：“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耳。”[1]吕思勉对胡适与梁启超等学者的辨伪方法提出了批评，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近人辨诸子真伪之术，吾实有不甚敢信者。近人所持之术，大要有二：（一）据书中事实立论，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断为伪。如胡适之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立政篇》辟寝兵兼爱之言，为难墨家之论是也。（二）则就文字立论。如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将军上将军之名，谓为战国人语；又或以文字体制之古近，而辨其书之真伪是也。”[2]对于胡适和梁启超等人的认识，吕思勉认为：“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3]吕思勉认为子部之书，大抵为一学派之作，不能简单根据书中所记之事以及文字体制来判断书之作者与真伪，对于古书作伪，吕思勉认为古人作伪只是特例，“至于动辄疑心古人作伪，更为无稽之谈。作伪乃特殊之事，非有特殊之原因莫肯为，岂有看作著述界经常现象之理”[4]。既然古人非有意作伪，则对于古书中存在的讹误，吕思勉认为：“至于诸子书所记事实，多有讹误，此似诚有可疑。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5]又说：“夫神农、黄帝、管仲，诚未必如托之者之言；然其为此曹所托，亦必自有其故；此亦考古者所宜究心矣。要之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抹煞。”[6]吕思勉认为古书不宜轻疑，但同时也认为先秦诸子之书“亦不宜轻信”。他说，“世每震于先秦诸子之名而不敢议，而不知诸子书中，精绝处固多，肤浅者亦不少，此是时代为之，不宜菲薄古人，然亦不宜轻信也。”[7]

1930年，傅斯年在《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一文中，也认为古书之书体与现代书体有所不同，不可以后人的著作观念来讨论战国时期的文籍。傅斯年说：“譬如说，‘《管子》书是假的’，这句话和说‘《管子》书是真的’同样的有毛病……既有一个梁任公先生，硬说管子那个人做了《管子》那些书，便应该有人回答他说，管子不曾做了这些篇的一个字。说到这样好到这样。若进一步去说，《管子》书是假的，则先须假定战国时人已有精严的著者观念，先须假定战国时这些篇出来的时候上边写着‘齐桓公相管仲撰’。这样假定当然是不可以的……我们切不可以后来人著书之观念论战国文籍。”[8]傅斯年总结出了先秦时期古书的三条体例：“（1）战国时‘著作者’之观念不明了。（2）战国时记言书多不是说者自写，所托只是有远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罢了。（3）战国书除《吕览》外，都只是些篇，没有成部的书。战国书之成部，是汉朝人集合的。这层意思，我们反覆说来好像不厌其详者，实因为了解战国文籍之成书性，是分析战国文籍的一个前提。”[9]最终，傅斯年认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书籍经过了“记言之书—成篇之书—系统之书”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