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版本比较看余嘉锡目录学观念的微变

今日所见的《目录学发微》，是经过了余嘉锡晚年重新删改与整理的本子，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各大学授课时所用的讲义之间存在着一些文字上的不同。笔者得到余嘉锡30年代于北京大学授课所用讲义一册，为杜道生影印民国本。封面题“目录学发微”“余嘉锡先生讲义”“杜道生敬署”及有“杜道生印”字样的图章，封面所有字的笔迹相同，估计皆出自杜道生亲手题写，每页版心处皆有“北京大学出版组印”字样，刊印具体时间则不详。杜道生，四川人，1935年至1937年先后就读于辅仁大学与北京大学，故该讲义原本当刊印于1937年以前，具体时间有待确定。

《目录学发微》的正式版本，则是1963年中华书局本。但由于当时该书只印刷了2700册，市场需求较大，数量有限，故流传不广，书籍难觅。为满足读者需求，巴蜀书社“更取作者手校批注本与1963年印本对勘，印本中有脱字处和注解不完备处都得据手校批注本加以刊正增补”[90]，于1991年重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据巴蜀书社本，将该书与《古书通例》合刊，以《余嘉锡说文献学》作为书名，出版发行。此后各出版社印本众多，兹不一一。

将北京大学出版组印（以下简称北大印本）《目录学发微》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余嘉锡说文献学》之《目录学发微》两本相校勘，发现存在大量文字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单从文字增删的角度，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北大印本原有的文字，上古籍本相应的行文有所修改。（二）北大印本有，而上古籍本无的文字。（三）上古籍本有，而北大印本无的文字。（两个本子之间不同之处，部分是由于排版原因所造成的错别字，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从北大本到上古籍本，有些文字上的改动不影响文义，也不做整理，略去不谈。）通过对以上三种文字进行整理，并重新归类，我们将北大印本到上古籍本的变化，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