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陈垣，任教辅仁

如前文所言，余嘉锡通过其子余逊结识陈垣。在陈垣的聘请之下，余嘉锡出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后升为教授，1932年9月又兼任国文系主任。[51]辅仁初创之期，陈垣重视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广揽人才，所以能够延聘余嘉锡至辅仁任教。台静农在《辅仁旧事》中说：“这一新兴的大学，主要教授多未从其他大学物色，而是从大学范围以外罗致的。因为援庵先生居北平久，结识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也就将他们推荐出来。如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现在都知道他的博学，是一位严谨的考据学者，他原是前清举人，在北京做过官，自己说是六品小京官。”[52]陈垣与余嘉锡的治学方法与治学态度，颇有共通之处，“彼此治学的经过，各有甘苦，颇能契合”[53]。两人治学都深受乾嘉考据学的影响，而不受各种新史学思潮的左右。陈垣对当时史学界的现象深为不满，牟润孙在纪念陈垣的文章中回忆说：“民国以后，许多人凭着一时的灵感，或抓着少许稀见的史料，讨论一些狭窄而琐细的问题，这样的人竟凭一篇文章，一跃而登龙门，成为学者，如果要他去教国文，可能念错字，讲历史则不易抓着系统。先师（陈垣）大约甚不以这个风气为然，不过口头则很少表示。”[54]面对当时学界的这种浮躁现象，治学严谨崇尚实证的陈垣，“将一个默默无名，苦读《四库提要》，终日伏案一丝不苟地给提要作辨证的余嘉锡”[55]引入辅仁大学任教。

陈垣与余嘉锡的治学方法颇能共通，都是以《四库全书总目》和《书目答问》等书籍作为治学门径。陈垣也曾经致力于四库总目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缘起”中，陈垣提到：“《四库》著录及存目之书，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56]因此，陈垣在该书中，撰有“四库提要正误”专条，对《四库全书总目》释家类中的错误，一一加以纠正。在四库总目辨误上，陈、余时有交流。如，余嘉锡曾向陈垣询问周亮工著述被撤出四库的原因，陈垣复函余嘉锡，据乾隆朝档案详细论述了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李清《诸史同异录》等书撤出《四库全书》的原因和经过。[57]又陈垣曾两致函余嘉锡讨论《四库全书总目》中《大唐西域记》提要之误。[58]余嘉锡能够任教辅仁并长期立足，与陈垣的帮助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