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余嘉锡一方面继承并欣赏章学诚所总结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在具体内涵上则与章学诚存在着一些区别。
1.《校雠通义》“虽号宗刘，其实只能论班”。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开宗明义言：“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07]章学诚《校雠通义》首篇便为《原道》，其中探寻图书著录之义例，认为三代以下，只有刘向、刘歆父子深得其义，因此他著《校雠通义》，本意是要申明刘向、刘歆父子校雠义例，以“宗刘”的方式来探讨目录学之“道”。但至章学诚的时代，《七略》与《别录》早已经亡佚，而身于章学诚之后的马国翰、洪颐煊、姚振宗等人的相关辑佚本尚未出现于世，尽管刘向校书之时的叙录（即《别录》），尚还有数篇存世，但章学诚不擅于考据，因此，他虽欲阐明刘氏父子校雠义例，但实际上却只能根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来立论，如《校雠通义·互著篇》说：“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108]又在《补校汉艺文志篇》中说：“《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109] 《校雠通义》共分三卷，除第一卷总论目录学理论与方法之外，第二、第三卷都是在讨论《汉书·艺文志》之得失。对于章学诚这种依据《汉书·艺文志》立论却声称“宗刘”的做法，余嘉锡批评道：“章氏仅知其（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某书，（《校雠条理篇》七之二）而于录（《别录》）中立言，所以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者，不置一言，故其书虽号宗刘（章氏书第二篇名《宗刘》），其实只能论班。”[110]
2.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意不在解题之有无。
章学诚推重《汉书·艺文志》各部目之后条辨流别之语，并以此语来论刘氏父子，如他在《校雠通义·原道》篇便说：“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111]由此可见，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所借以立论的，正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如余嘉锡所说：“（章学诚）所最推重者，《汉志》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之语也。其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亦即指此类之序言之，其意初不在解题之有无。”[112]刘向卒后，刘歆在其父基础之上部次群书，指陈各家源流，“总为一篇，谓之《辑略》。以当发凡起例”[113]。班固修《艺文志》时，删除《七略》中原有的解题，只保留《辑略》中的论述，并将《辑略》各文分别载于六略各个部类之后，成为《汉书·艺文志》各略、类的大小序。余嘉锡认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对班固《汉志》中小序的理解，章学诚依据“大小序”立论，而相对忽略了“篇目”与“叙录（解题）”的功用。
相比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余嘉锡以刘向的《别录》，“于学术源流功用为更大也”[114]。刘向《别录》兼有篇目与叙录，余嘉锡认为“篇目”“叙录”与“小序”，“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其功用不全”[115]。因此，章学诚虽然也推崇《别录》《七略》，但实际上章学诚却依据只有大小序的《汉书·艺文志》来阐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而余嘉锡则在《目录学发微》卷二“目录书体制”中，上溯刘氏父子之遗书，分别从“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四个方面来阐述“辨章学术”的内涵。
3.余嘉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天下之公言”。
对于章学诚在目录学思想上的创见，余嘉锡也给予赞扬，称“其人好为深谌之思，往往发为创论，暗与古合”[116]。如章学诚所总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余嘉锡认为“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但以《隋书·经籍志》以及毋煚《古今书录序》所言来看，则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论调实际上并非是章学诚的个人创见，而是中国传统目录学自刘向父子以来的传统，是“天下之公言”[117]。
综合以上，总结余嘉锡在此问题上与章学诚认识之不同，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目录学的传统，并非章学诚个人创见。
第二，章学诚名为“宗刘”，其实只能“论班”。
第三，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主要依据“大小序”立论，而相对忽略了“篇目”与“叙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