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致用
抗战期间，留守辅仁的学者在极艰苦条件下仍坚持学术研究，但受时事影响，此时的学术研究多掺杂着以史为鉴、褒忠贬逆的特征，体现了较强的为时事所发的色彩。如陈垣此时便改变原有学术风格，所作“宗教三书”及《通鉴胡注表微》，皆寓褒贬于考证。《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作于1940年，在此书1957年重印《后记》中说：“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其实所彰者乃明末移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如陈垣致信方豪云：“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重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两年前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11] 20世纪50年代初陈垣致信当年思辨社老友席启
时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榭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振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212]
以文字训诂之学名家的杨树达，其作品中也融入了民族主义情感。杨树达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归国后与日本学者往来非常频繁，日本学者对他也推崇有加，但他却对日本的文化侵略抱有很深的警惕。如1935年，杨树达应日本学者之请，在东方文化会讲“湖南文化史略”，《积微翁回忆录》记载：“余力言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如魏默深之志海国，郭筠仙、曾劼刚之赞欧化，光绪、戊戌之办新政，皆其例也。所言固是事实。亦欲听者会余微意，有所警觉耳。”[213]又1936年，杨树达于日本人所设东方文化会讲《两汉书著作提要》，“以其为余专门之学，借此可温寻故事，其事不关政治，诺之；故作此文”[214]。杨树达于抗战期间又撰有《春秋大义述》一书。杨氏以书生荏弱，又迫衰年，不能执戈杀贼，每用为恨。便以《公羊传》为主，释《春秋》“复仇”“攘夷”之大义，以增敌忾，撰为是编。[215]此书与杨氏平日所作文字训诂文章风格迥异，并非完全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存经世之意。1944年该书出版，四个月售去798部。“戎马苍黄之日，经术迂疏之书，得此销数，颇为意外。盖以复仇攘夷之说颇合国人心理故耳。”[216]另外，杨氏于1943年作《自题〈春秋大义述〉》诗云：“一生两见倭侵国，头白心伤写此书。却喜人间公理在，渐看斜日落西隅。”[217]则颇能反映作者当时的心境。
与陈垣、杨树达相似，余嘉锡此时作品往往也不仅是为论史而论史，但“凡举作者著书，多因时感事而发”[218]。在写给杨树达的书信中，余嘉锡“忧愤满纸，自署曰‘钟仪’，以楚囚自况”[219]，并改题其书斋为“不知魏晋堂”，著述自题籍贯武陵，以《桃花源记》中避秦时乱的逸民自比。[220]余嘉锡的学术风格，也由专注考据转而兼顾致用，以倡民族大节。余氏于此时期所作之文，虽仍以考据见长，但“举凡作者著书，多因时感事而发”[221]。《世说新语笺疏》一书作于沦陷期间，《笺疏》不仅仅是版本校勘、探寻史实、订正谬误之学。该书书后题记说：“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222]书中也品评人物，实为因时事而发，如山涛之劝嵇绍出仕，陷人于不义，余嘉锡引顾炎武《日知录》以明之，并按语说：“顾氏之言，可谓痛切。使在今日有风教之责者，得其说而讲明之，尤救时之良药也。”[223]如批评华歆、王朗等魏晋士大夫虚伪矫情的不良风气，余嘉锡说：“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王祥、何曾之流，皆不免党篡，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竟成虚言。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而为夷。爰及唐、宋，正学复明，忠义之士，史不绝书，故得常治久安，而吾中国，亦遂能灭而复兴，亡而复存。览历代之兴亡，察其风俗之变迁，可以深长思矣。”[224]又如对祖尚老庄、空谈终日的王衍之徒，则指斥其误国殃民。余氏之意不仅是为论史而论史，其意在以古援今，彰善瘅恶，正士气，励志节。[225]对此，牟润孙曾言道：“所有《笺疏》中抨击反礼教思想，涉及亡国亡民族的，都因为季老深处沦陷之区，触目惊心产生的愤慨言论。必须这样去知人论世，始能正确地理解季老在抗战时的心情。”[226]余嘉锡于小说考证之中砥砺士节，彰善瘅恶，以史鉴今。
抗战期间，余嘉锡还于《辅仁学志》上发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文，通过以史证小说，来申明国家复仇之义。余嘉锡以考据名家，但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其学术作品明显带有以史为鉴、彰善瘅恶、褒忠贬逆的致用特征，体现了较强的为时事所用的色彩。《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序言中便说：“小说虽出于街谈巷议，然《春秋》攘夷之义，诗人匪风下泉之思存焉，何可非也？当元之时，天地闭，贤人隐，晦盲否塞极矣。物不可以终否，杨家将之作，如板荡之刺时，云汉之望中兴，其殆大义之未亡，一阳之复生者欤！……钱辛楣乃谓小说专导人以恶，夫岂其然？”[227]又说：“今年五月，无意中得《杨家将通俗演义》，日长无事，取而读之。其文去《水浒传》远甚，然杨业祖孙三世，皆欲为国取燕云以除外患，其识乃高过赵普等。使当时能用其言，则金元无所凭借以起，靖康之辱、祥兴之祸，皆可以不作。且业有无敌之名，辽人望其旌旗辄引去，隐然若一敌国，故曾巩作《隆平集》，元人修《辽史》，皆以业之生死定辽宋之盛衰。业既被擒，辽人欲重用之，业义不负国，遂不食以死。以区区一身，关系之重如彼，忠贞之节复如此，岂不诚大丈夫哉！此所谓国亡之后，遗民叹息歌咏杨家将，久而不置也欲？”[228]最后，余嘉锡立场鲜明地说道：“（杨家将）遂为人所称盛，可谓豹死留皮，殁而不朽者欤？爱国之心，人所固有，后之人何乐而不为也！”[229]其以小说考证经世的意识显露无遗。
《四库提要辨证》为考辨《四库全书总目》而作，但其中也寄寓褒贬思想，贬奸佞彰死节，该书虽是文献考据著作，却时时彰显着余嘉锡的爱国热忱。余嘉锡曾说：“凡读古人诗文，欲知其用意之所在，不考当时之事，而徒执文字以为揣摩，固未有能密合者。”[230]解诗解文当联系作者当时之时事，方能得作者言外之旨所在。同样，想理解余嘉锡文献考据中的弦外之音，也当结合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以及余嘉锡身处日伪统治之下的艰难度日，做到知人论世，方能得余嘉锡著述的主旨所在。
如南宋郭允蹈《蜀鉴》卷一《汉高帝由蜀汉定三秦》论曰：“汉高帝留汉中，未几，反其锋以向关中。足迹虽未尝至蜀，然所漕者巴蜀之军粮，陷陈者巴渝之劲勇。由故道战陈仓，定雍地，而王业成矣。孰谓由蜀出师不可以取中原哉。”[231]郭允蹈站在南宋的角度论蜀地，显然有励士气、欲北取中原之意。《四库全书总目》则站在清官方的立场上，必不能主南宋北复之说，故贬斥《蜀鉴》，《总目》云：“唯所论蜀之地势，可以北取中原，引汉高祖为证，则与李舜臣《江东十鉴》同意，姑以励恢复之气耳。诸葛亮所不能为，而谓后人能之乎？”[232]余嘉锡则驳斥《总目》，说道：“南宋人著书，涉及此事，其立论固不得不如此。四库馆臣服官清代，承诏撰述，自不敢主宋人恢复之说。故于《江东十鉴》《江东十考》《南北十论》等书，不能不加以痛辟，亦其势则然。况就历史观之，南宋之卒不能恢复者，已然之事也。据蜀汉江东之地利，可以北取中原者，不必然之论也。援已然之事，以破不必然之论，于是其说乃牢不可破，其论乃必不可移。若夫假设事实，以为快意，如马融所谓屈平适乐园，介推还受禄，及明徐渭所谱《四声猿》者，此特文章家诙诡之谈，非可以论史也。虽然，时有不同，则势有不同，乃至一事之曲折，莫不因之而大异，而其成败遂不可同年而语。古今来英雄，百计图之而不足，及时移势异，遂使竖子足以成名者，皆是也。《提要》谓以诸葛亮之智而不能北取中原，何况南宋之末流。允蹈之持此论，所以励恢复之气，其说似也。然从古至今，无一成不变之事，纵或不变，亦必始末不同，庸讵知数百年后国异三分，敌非仲达，而其并肩作战者亦非孙吴。虽亦偏安西蜀，其人不足为诸葛之重儓，而因利乘便，竟能北取中原者乎？《提要》谓后人不能者，鉴于明末之事，不得不如此立言耳。”[233]余嘉锡对《总目》说法的驳斥，显然是受到时事的影响，而力主国家恢复之气。
又，吴可为两宋之际的诗人，其诗作并非著名，其为人也非大奸大恶之辈。但宣和末年，北宋政权危难之际，吴可辞官不仕，规避艰难，并为文自饰。这遭到了余嘉锡的批评，余嘉锡云：“且挂冠云者，即辞官也，凡宋人辞官，或乞宫观差遣，或致仕请闲，此在平时，或许或不许，无因以责降者，惟当艰难之际，朝廷有所任使，而畏难惧祸，讬词规避，始有得谴者耳。宣和之末，夷狄交侵，正多事之秋，吴可之降官，其以此耶？若果如此，则是贪生怕死，不忠之大者，非真能急流勇退，敝屣一官也，恶得谓之高逸耶？……可（吴可）诗尚未成家，其人亦非元恶大憨，本不足深论，特以政、宣之际，书阙有间，知之者寡，吾之著书，欲诛奸谀于既死，不得不贬纤芥之恶，故借吴可之事以发之，庶使读者知凡人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虽有文章传世，犹不足以自赎云尔。”[234] 《四库提要辨证》虽是文献考据之作，但余嘉锡在此却强调其著书“欲诛奸谀于既死，不得不贬纤芥之恶”，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历史文献考据的范畴，而带有强烈的价值立场。其对吴可辞官不敢担当的批评，并强调“立身一败，万事瓦裂”之语，不得不说与民国时期外患加剧的现实环境的有着深刻的牵连。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发扬了《春秋》中所蕴含的“夷夏之辨”思想，余嘉锡所使用的“夷夏”“夷狄”等语句，都是传统儒家春秋学中的术语。余嘉锡把传统春秋学中的民族观念融合于其考据学之中，强调夷夏之防，实则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体现出的一片爱国情怀。
如杨尧弼尝仕刘豫，刘豫被废之后，又曾经仕金，金宋和议之后又归宋。归宋之后，杨尧弼撰《伪豫传》，痛诋刘豫。余嘉锡云：“尧弼身为刘豫之臣，及其败而著书，绳以《春秋》之大法，不知已之北面于叛臣，屈膝于丑虏，此于《春秋》尊王攘夷之义合乎，不合乎？……余特恶其反覆狙诈，导夷狄祸中国以为己利，而又著书欺世而盗名，故发其覆如此，非欲为逆臣末减也。”[235]
余嘉锡对儒家的经世传统予以肯定，清初顾炎武等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得到余嘉锡的推崇，而专事于考辨的阎若璩则遭到了余嘉锡的严厉批评。如，对于郑思肖的《心史》，曹溶谓为姚士粦所伪撰，阎若璩于《尚书古文疏证》中接受此说法。余嘉锡力辨该书非伪，并批评阎若璩，云：“曹溶者，明季以进士官御史，国亡降清。明之亡于清，无异宋之亡于元，溶之罪与留梦炎等，想其于鼎革后读此书，自必通身汗下，愧愤之余，遂肆口诋諆，诬为伪作。阎若璩以明末遗老之子，平生热中于富贵，及试鸿博不第，求御书不得，乃为雍邸上客以为荣，其胸中本不知有夷夏之辨，故闻曹溶之言，亟以为是，遂甘冒大不韪之名，一再笔之于书，适见其学识之陋而已。”[236]又如批评宋亡而降元的徐硕。余嘉锡云：“徐硕者，以文学取科第，释褐登朝，亦既八载，国都甫破，桑荫未移，遽尔望风投拜，稽首穹庐，求得一郡博士，亟亟焉为之修书院，葺学宫，以章新天子稽古右文之盛。及其秉笔作志，遂大书特书不一书，以自鸣得意，且并载其进士甲科以为荣，亦可谓有腼面目者矣。……硕降元后将近二十年，犹老于青毡，未能因为奴才以取富贵，则亦何乐而为夷狄之臣哉！其书虽尚可备考，其人实至不足道，以《提要》不知其始末，余故备论之，知人论世者可以观焉。”[237]
余嘉锡的这些言论与抵抗外来侵略的特殊时代背景相联系，在史事考证中蕴藏着春秋华夷之辨。余嘉锡通过对历史史事的考辨，将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与现代的民族观念相联系。在内忧外患的政治时局下，余嘉锡藉历史文献的考证以申明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与国家复仇之义，以达到正人心、励士气、贬奸佞的目的。由于现实政治环境的刺激，尤其是日本侵华之后所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促使余嘉锡在学术研究中蕴藏着强烈的当下关怀，有以学术经世致用之义。
余嘉锡在辅仁大学课堂之上，也向同学们灌输爱国情怀。据林辰回忆说：
我们这一班，在大二开始注册时，有许多同学选修日文为第二外国语，学校已经聘妥教师排好课程。余老师在课堂上有意无意中的引述了司空图的两句诗：“汉儿竞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因而有许多同学又向注册课要求退选日文，注册课不肯，于是同学们又向余老师要求，余老师竟一口气批准了二十几位同学退选日文，他甚至同意国文系同学退选日文后，可以不选读第二外国语。[238]
在北方沦陷的政治环境之中，陈垣、余嘉锡等学者仍然坚守学术阵地，以考据学为基础，从事于艰深的专业研究，治中国传统学问。余嘉锡的历史文献研究，看似固守故纸堆，不问世事，与世无争，但他的研究中实则予以现实政治的关怀，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主义思想。
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杨树达与余嘉锡等学者皆体现出一定的“经世致用”的倾向，而对于那些气节有失的学者，他们则给予批评，哀其不幸。如1943年余嘉锡曾致信杨树达，言：“柯昌泗六年不见，已成伪国名流，意气发舒甚。”[239]得知此言，杨树达痛言：“此人（柯昌泗）向来热中仕宦，宜其如此，然忝辱乃翁亦太甚矣。”[240]柯昌泗为近代元史大家柯劭忞之子，尤擅历史地理之学，曾在辅仁大学主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以及明清史等，也曾担任历史地理课。台静农回忆柯昌泗时说道：“史学世家柯昌泗先生在史学系任‘历史地理’，这不是当时各大学普遍开的课，因为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太少的关系。燕舲记闻浩博，天资极高，不仅精于‘历史地理’，于商周铜器亦有研究，拓片收藏也多。但此君做官，入辅大以前在山东作过道尹，后来又参加察哈尔省政府做教育厅长。”[241]柯昌泗热衷仕宦，为余嘉锡、杨树达等所不齿。作为纯粹的学者，杨树达、余嘉锡的治学领域完全不涉政治，但在国家面临外患之际，他们的学术研究却能关照现实危难，内存大义，学者所能做，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