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生平简述
余嘉锡，字季豫，湖南武陵人，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河南商丘。其父余嵩庆，字子澄，号芷苓，光绪二年丙子恩科进士，“以户部主事出为河南知县，官至湖北候补知府”[1]。“嘉锡”之名取自《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一句，余嘉锡为余嵩庆第四子，生于河南，故其字为“季豫”。
余嘉锡少时从其父受学，秉受庭训。《四库提要辨证》自序中说：“嘉锡束发受书，先君子自课之。”余嵩庆以章句、五经、《楚辞》、《文选》等口授余嘉锡，既卒业，则命观四史、《资治通鉴》及古诗文，而不令余嘉锡学习八股制艺。在余氏一生的治学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师承授受，可以说，余氏少时从父受学，研习传统典籍，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余嘉锡幼年时期勤奋向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4岁的余嘉锡作成《孔子弟子年表》，并效《郁离子》之体著书数万言。16岁时注《吴越春秋》，但自称“于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2]。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也写道：“愚于十余龄时，曾作《吴越春秋辨证》，旋悔其少作，弃置不道，其稿亦于兵燹时失去。”[3]从余氏作《孔子弟子年表》及注《吴越春秋》来看，余嘉锡少时已钟情于考据，所作文章皆用考据方法，这也奠定了余嘉锡后来的治学道路。
当余嘉锡阅读到张之洞《书目答问》时，则惊骇该书之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而当读到张氏《
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嘉锡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遂日求购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其父余嵩庆去长沙办事，为余嘉锡购得《四库全书总目》，得到《总目》的余嘉锡穷日夜而读之不厌。遇到有疑难的地方，发箧陈书以考证之，并笔于原书之上。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余嘉锡将所考证的内容重新誊录，整理为一册，这可以看作是余嘉锡从事《四库提要辨证》的开始。同年，余嘉锡参加了补行庚子科乡试，中得举人，并拜主考官柯劭忞为师，后被选为吏部文选司主事，到京师任职。不久之后，因为父亲余嵩庆去世，余嘉锡返回常德老家。1907年，余嘉锡曾担任常德武陵县劝学所所长，后被聘为省公立第二师范学堂国文教员，但收入微薄，所得仅够维持生活。辛亥革命以后，谭延闿督湖南。谭与余为乡榜同年，故电请余嘉锡出仕以共济时艰，但余嘉锡不图仕进，竟辞而不往，并取《论语》中“狷者有所不为”之意而自号“狷庵”[4]。
民国初年，在柯劭忞的引荐下，余嘉锡来到北京，寄住于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在教授赵氏子弟的同时，余嘉锡也协助赵尔巽审阅《清史稿》初稿。此时，余嘉锡打算携家眷北上定居北京，但因夫人陈福彩顾念陈太夫人年老而未能成行。民国初年的常德并不太平，由于常德地处湘西北交通要道，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下，百姓生活也不得宁日。“各个部队往来如穿梭，子弹呼啸，掠头而过，妇孺惊惧，头顶棉被以避流弹。拉民夫，派捐款，市镇扰攘，居无宁日。”[5]在这种情形之下，余嘉锡的家族也避免不了战争灾祸带来的不幸，为躲避战祸，余嘉锡甚至更名亡命，只身避难于长沙。如其后来在写给陈垣的信中提到：“其每篇（《四库提要辨证》）皆有擦损涂灭处，原系贱名。因去年避祸，变姓名亡命，携此自随，惧为所侦查，是以涂去。”[6]1927年，夫人陈福彩不幸去世。常德长期战乱，家族遭难，又夫人离世，余嘉锡心情抑郁，因此在处理好丧事后，将二个幼女余淑宜、余淑班分别寄居于弟、妹处，便携子余逊再次来到了北平，“驾言出游，以写其抑郁”[7]。抵达北平之后，余嘉锡受聘于民国大学，所任科目为“经学通论”“史学通论”与“中国文学史”三种。“此数者之中，惟经学所涉稍浅，余则自问尚堪讲授。他若目录、诗文、小说之类，亦平日所尝用心者也。”[8]但其收入微薄，仍不能以自活。在困顿之际，余嘉锡通过其子余逊得以结识陈垣。1928年，陈垣授课于北大历史系时，发现余逊学识过人，知其家学渊源甚深，便约见其父余嘉锡。余嘉锡与陈垣相见后，两人谈起治学经历，颇能契合。对于与陈垣的会面，余嘉锡难掩喜悦之情。1928年余嘉锡在致陈垣的书信中写道：
先生（陈垣）之学之识，素为私心所向往景慕。及蒙接见，所以督饬训诲之者甚厚，为之忻然以喜。即欲持以奉质，而稿本（《四库提要辨证》）删改涂乙，不便省览。又以相见之始，即进而请益，近于冒昧，且惧公私之事繁而有所未暇观也。前日小儿来传叙尊谕，竟承索观，闻命之余，踊跃欢抃，不能自已。[9]
余嘉锡并将所著之《四库提要辨证》稿本九册呈送陈垣请教。余嘉锡致陈垣书信云：
至于拙著，出于摭拾采获，以备遗忘，义乏宏深，词靡条贯，见闻孤陋，纰缪实繁。尚乞俯赐纠正，加以删改，俾附大名以传不朽，幸甚幸甚。[10]
当读过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稿本后，陈垣也意识到余嘉锡是一位极具传统学问根柢的学者，并有意延揽余嘉锡至辅仁大学担当国学讲席。余嘉锡在致陈垣的书信中，也曾向陈垣自荐：
承谕国学尚缺教师，如蒙推毂，遂获承乏，是亦昌黎之举侯喜，东坡之荐乐圃也。学虽不逮，事正相仿，何幸如之。前日先生言及于此，嘉锡虽私心感激，而赧于自荐，言辞拙钝，未能自道其意，故复以书奉陈，伏希垂察。[11]
经陈垣的聘请，1930年4月，余嘉锡正式出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1931年升为教授，1932年9月兼任国文系主任[12]。辅仁初创之期，陈垣重视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广揽人才，所以能够延聘余嘉锡至辅仁任教。任教辅仁，为余嘉锡在北平学界立足打下了基础，但余氏为人不善交际，在北平的生活，似乎并不完全如人意。余嘉锡任辅仁教授既久，也在北大兼课，为北大师生所倾服。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欲聘余氏为北大史学系专职教授，胡适就此事曾与陈垣商调，陈垣不欲余嘉锡离开辅仁，故婉言谢绝了胡适。此事余嘉锡曾与张舜徽道及，谓：“吾与援庵交谊甚深，共事已久，渠既不欲吾他适，义不得去此取彼”[13]。然余嘉锡不去北大，似乎与太炎门生长期把持北大文史两系有一定关系，即便是胡适，往往也不得不避其锋芒。同时，余嘉锡在辅仁大学，似乎也并不太得意。据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1933年5月15日所载：“余季豫来电话，云不日南归；往谈。季豫性情忳挚，闻见广博，而能识微。相交五年，与余相得甚欢。在辅仁大学，意不自得。北京大学为某等把持，止以数小时敷衍，决不聘为教授，致与人相形见绌。比以病后，又时局日紧，故决计南归。”[14]现实中的不如意，加之身染疾病，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华北时局又日益紧张，故1933年5月17日，余嘉锡南下返湘回到常德。
返回常德，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余嘉锡身体渐愈，但仍较为虚弱，不耐繁剧。五年未归，当年故交也大多零落。久居于家，夫人已逝，旧交零落，无书可读，无人论学，索居寂寞。因此，余嘉锡又怀念在北平时的生活，挂念北平学术界的状况，他在1933年6月7日致陈垣信中提到：
拜别以来，倏将匝月，引领北望，结想为劳。惓惓之情，无时或释。乃者狂寇凭陵，震惊畿辅。鲁连谈笑，自处危城，身之著书，藏之地室，高怀雅报，抗迹古人，逖听下风，莫名钦服。得小儿书，知北平国学诸生，怵于鹤唳风声，遂至卷堂大散，独辅仁弦歌不辍，讲诵如恒，以此见儒者之设施不同流俗，是又艺苑之雅谈也。……辅大秦汉史承公代授，不胜感激，糠秕在前，惟以增愧。北平学术界有何新闻，《宋会要》尚能付印否？[15]
陈垣接到余嘉锡来信之后，随即电复，邀请余嘉锡尽快北返辅仁，继续任教。接到陈垣来信后，余嘉锡决意北返，故复信陈垣说：
小儿（余逊）以廿八日抵家，具叙辅仁情形并传达尊意，本拟即日束装北上。奈五年未归，一切琐事一时未能摆脱，现在积极办理，大约八月初间当可抵平。[16]
余嘉锡从常德途经长沙，于1933年7月11日在长沙拜会老友杨树达后，次日登车北返，继续任教于辅仁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很快被日本占领。不久之后，平津各高校纷纷内迁、南迁，北平大部分教授也大都选择南下。辅仁大学是罗马教廷天主教会所创办，并由德国神甫主持校务，因此可以不受日敌伪当局控制，也能够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当时没有南下的很多知名学者都集中到了辅仁，余嘉锡也选择了留守。据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学校秘书长的郑天挺后来回忆，当时北大负责人均已南下，学校只能由其一人负责，郑天挺将学校诸同学与教授妥善安排南迁之后，于11月7日与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罗庸等最后一批离平南下。临别之前，郑天挺特意来到辅仁大学与留守的陈垣及余嘉锡辞行。[17]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美关系破裂，由美国教会主持的燕京大学也被日伪关闭，辅仁成为北平唯一一所还被国民政府承认的高等院校。此时的辅仁大学则集中了一大批的专家学者，以1941年时的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为例，余嘉锡为中国经学教授兼国文学系主任。在国文学系教员中，教授有储皖峰、郭家声（名誉教授）、沈兼士、孙人和（名誉教授）、余嘉锡，讲师有赵万里、陈君哲、朱以书、顾随、刘盼遂、陆宗达、孙楷第、戴君仁、于省吾，教员有周祖谟，助教有李纽棻。
陈垣、余嘉锡与沈兼士等辅仁师生，在日伪的统治时期，以《辅仁学志》《辅仁生活》等校内刊物为中心发表多篇学术著作，这些作品多以考据学的面貌出现，但其中却蕴藏着以学术来褒贬劝诫、彰善瘅恶的情怀，实为特殊时期的“有意义之史学”。抗战期间，留守辅仁的学者在极艰苦条件下仍坚持学术研究，但受时事影响，此时的学术研究多掺杂着以史为鉴、褒忠贬逆的特征，体现了较强的为时事所发的色彩。如陈垣此时便改变原有学术风格，所作“宗教三书”及《通鉴胡注表微》，皆寓褒贬于考证之中。与陈垣相似，余嘉锡此时作品往往也不仅是为论史而论史。在写给杨树达的书信中，余嘉锡“忧愤满纸，自署曰‘钟仪’，以楚囚自况”[18]，并改题其书斋为“不知魏晋堂”，著述自题籍贯武陵，以《桃花源记》中避秦时乱的逸民自比。[19]日伪统治期间，余嘉锡杜门却扫，息绝交游，不复与世接，生事日艰，以致“家人皆食稷粱，独季（余嘉锡）一人白粲耳”[20]。与余嘉锡杜门却扫相似，居北平教授中，很多学者不问世事，闭门不出，如“张孟劬养病，足不下楼。不相见者已年余。沈兼士于外事一切不问。高阆仙闭门养疾，并授课事亦不肯任”[21]。此期间，余嘉锡的学术风格，在坚持考据的同时，转而兼顾致用，以倡民族大节。余氏于此时期所作之文，虽仍以考据见长，但“举凡作者著书，多因时感事而发”[22]。《世说新语笺疏》一书作于沦陷期间，《笺疏》不仅仅是版本校勘、探寻史实、订正谬误之学，书中也品评人物，实为因时事而发，意在以古援今，彰善瘅恶，正士气，励志节。[23]抗战期间，余嘉锡还于《辅仁学志》上发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文，通过以史证小说，来申明国家复仇之义。
虽然身处日伪统治区，但辅仁诸师与南下学者之间，仍然想尽一切办法，保持着书信联系，彼此探知对方的情形。陈垣通过在香港的长子陈乐素，与诸学术诤友保持联系，并曾提及余嘉锡。如余嘉锡曾将《宋江等三十六人考实》寄给陈乐素转递陈寅恪[24]，1942年，陈寅恪曾有打算北上辅仁任教的想法，陈乐素致书陈垣谈及此事，陈垣与余嘉锡等得知消息，皆十分欢喜，陈垣在写给陈乐素的信中说：“寅丈愿在辅仁授课，此梦想而不得者也。当未接此信时，曾与余季丈谈及，昨接信后，即告同人，皆大欢喜。”[25]抗战胜利之后，战时南迁高校北返，1946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学之前，在北平设置了临时大学补习班，其中第二分班为文学院，由郑天挺担任主任，郑天挺与余逊商量，聘请了几位硕学坚贞的大学者授课，其中便包括余嘉锡。对于此事，郑天挺在1946年1月8日的日记中载道：“此次第二（分）班，哲学系请得林宰平先生、严群先生；国文系请得余季豫（嘉锡）、孙蜀丞（人和）、孙子书（楷第）、俞平伯、顾羡季（随）、陈君哲先生……今又蒙陈先生（陈垣）惠然肯来，此真平生第一快事。”[26]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的教育界于1946年10月20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在此次会议上，决定设置中研院院士。1947年10月13日，在召开的中研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上，将有关单位及评议员提名的510人压减到402名。10月17日继续召开评议会，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确定候选人共150名，其中数理组49名，生物组46名，人文组55人。胡适拟的中国文学组候选人有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史学组候选人有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并没有余嘉锡的名字。傅斯年拟的中国文学组候选人有吴敬恒、胡适、杨树达、张元济，史学组候选人则有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或柳诒徵。1948年3月27日，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结果公布，共选出院士81人。余嘉锡与胡适、张元济、杨树达共同当选中国文史组院士。余嘉锡在致杨树达的信中，对当选为院士，难掩喜悦与兴奋之情，余嘉锡说：“此次院士选举，兄以声誉卓著，为众望所归，故以二十票顺利通过。弟则不为人所知，而卒获附骥，盖幸也。然全国私立大学与此选者惟弟一人，其难如此（陈援庵亦私立大学，然本是评议员）。”[27] 9月21日余嘉锡与陈垣同机飞抵南京，参加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9月26日，史语所举行茶会，介绍人文组的院士与研究所人员相见，傅斯年邀请余嘉锡与杨树达在会上作了学术演讲。余嘉锡以寒食散及妙音尼、殷仲堪事作了报告。当选院士之时，与其他学者相比，余嘉锡并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甚至没有一部正式出版的专著面世，其《四库提要辨证》只有1937年的史、子两部的印本，而《目录学发微》及《古书通例》更是只以讲义印本的形式流传，能当选为院士，足以说明其文献学的成绩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实属不易。
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据当时的《文汇报》载：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已于一日在平正式成立，一致通过迅速筹备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该筹备会于一日下午三时半假北京饭店举行，到有该会发起人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陈垣、侯外庐、翦伯赞、向达、吴晗、郑振铎、黎锦熙、裴文中、马衡、余嘉锡、郑天挺、陈钟凡等三十余人（发起人名单附后）。会中，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向达、陈钟凡等均先后发言，一致表示全国历史工作者应团结起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筹备会全体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规程和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并决□迅速筹备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选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邓初民、陈垣、侯外庐、翦伯赞、向达、吴晗、杨绍萱、吕振羽等十一人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筹备会常委会推选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侯外庐、杨绍萱任秘书，负责进行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事宜。[28]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的成员中，虽然也有一些在北平的旧学者，如陈垣、余嘉锡等人，但掌握领导权力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意在改造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者，使其接受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许多旧知识分子开始了思想更新。这其中包括余嘉锡的挚友杨树达与陈垣。1949年9月25日，《民主报》请杨树达为文纪念政协，杨树达以《实事求是》为题，“谓清代皖派汉学家戴东原等标榜实事求是，故其学派超越汉唐”[29]，并认为“今中共治军行政概以实事求是为口号，且能实行，建国成功，绝无可疑”[30]。《人民湖大》编辑则请杨树达撰文抗美，杨氏特作《倒行逆施的美国》一文。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杨树达积极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书十日来屡次修改，今日始定稿”[31]。而陈垣更是来到四川巴县积极参加土改，回到辅仁大学后又投入到“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总结自己解放后思想上的变化，于《光明日报》发表颇为深刻的自我检讨。陈垣还致信杨树达，劝杨氏“法高邮何如法韶山”[32]，要主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此时，余嘉锡从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退下。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这年冬天，余嘉锡考证《东林点将录》与《天鉴录》二书时，用思过度而罹疾，“病剧之时，第觉病榻之前后左右所陈列者莫非书也。迨病愈，而考索愈力，未及终篇，忽转为风痹，卧床数月始愈”[33]。1950年2月7日，杨树达于日记中也记载：“余让之（余逊）书告，季豫前以读书再病，今已恢复。”[34]卧床5个月之后，余嘉锡病情有所恢复，始能步履，粗作文字。1950年8月19日，邓之诚去看望余嘉锡，言余嘉锡已“能步能言矣”[35]。1951年，余嘉锡又患严重的失眠，言语也不清晰，右体木强，步履不便，已不能作字著书，终日以读小说自遣。[36] 1952年秋，在撰著《元和姓纂提要辨证》后，不慎摔伤右股，以致瘫痪，卧床不起，生活也需要他人照顾，从此再不能提笔著述。
乙未年（1955年）除夕之夜，余嘉锡吃饭时被馒头所噎而离世，终年72岁。得知余嘉锡去世的消息，杨树达极为悲恸：“峻书告余季豫于甲午除日逝世，至为痛悼。记一九四八年南京相别时，季涕下如雨，云恐不得再见，余急以余当来京相见慰之。去年两次当入京，皆以病不果，今则虽竟入京，亦不得见此良友矣，痛哉！”[37]顾颉刚也对余嘉锡的去世表达了惋惜之情：“闻余季豫（嘉锡）先生日前逝世，年七十三。渠一生读书，著作甚多，已刊出者只《四库提要辨证》一小部分耳。”[38] “闻杨遇夫先生于旧历正月初三日逝世，惊悼无已。去年旧历元旦余季豫先生没，湘中两大学者一年都尽，伤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