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对《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宋代理学家的驳正
（一）《四库全书总目》对宋学的抨击
理学是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居于正统地位。而汉学在乾嘉时期如日中天，在乾隆中期以后，也受到了官方的鼓励支持。宋学与汉学，都“得到封建政府的‘提倡’或‘默认’而‘合法’发展的”[162]。因此，在编纂《四库全书》之时，《四库全书总目》主旨是主张于汉学与宋学之间采取一种持平之论，能相对公正客观的指出宋学与汉学的各自不足。如《总目》在总叙中，于汉学、宋学大抵能取持平态度，“总叙”说：“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去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163]
但《四库全书总目》各书的提要中，则体现出明显的崇尚汉学、抨击宋学尤其是朱子学的倾向。[164]虽然《总目》也批评理学家学问空疏，但这还是偏于在学理方面来立论的，《总目》对宋明理学的批评，更多是遵循乾隆御旨，批评理学家好有门户之争，而门户之争的严重后果，将致国破家亡。如乾隆在《题〈东林列传〉》中严厉批评了讲学家有门户之见：“历代名臣莫如皋、夔、稷、契、伊、望、萧、曹、房、杜、王、魏、韩、范、富、欧，是皆非讲学者也。而其致君泽民实迹，古今争诵之。汉室党人已开标榜之渐，激而致祸。即宋之周、程、张、朱，其阐洙泗心传，固不为无功。然论其致君泽民之实迹，如向之所举若而人者，安能并肩齐趋乎？而蜀、洛之门户，朱、陆之冰炭，已启相攻之渐。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宋、明其殷鉴也。夫至国破家亡，黎民受其涂炭者不可胜数，而方以死节殉难者，多为有光于古，收讲学之效，则是效也，徒成其为害，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而已。”[165]乾隆批评理学家讲学好有门户之见，严重后果将致国破家亡。正是在乾隆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总目》作者对宋明理学家批评尤为猛烈。如《总目》子部儒家类“小序”云：“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致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拟尼山，递相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脱脱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166]可见，《总目》对道学家的批评，其立意全本于乾隆皇帝的旨意。清朝虽然将理学立为官方正统思想，但乾隆却极力抨击宋儒讲学好分门户、好立新说的方式。好立门户易衍生朋党之争，好立新说将导致思想的活跃与不同学派的形成，这都容易衍变成为太平盛世王权一尊的对立面，故深为乾隆所忌讳。《总目》作者深刻领会了乾隆的意旨，在各篇提要中对宋儒讲学尤其是朱熹批评尤甚。
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朱熹《伊洛渊源录》，极尽挖苦之词，云：“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厥后声气攀援，转相依附，其君子各执意见，或酿为水火之争，其小人假借因缘，或无所不至。”[167]又如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批评明末东林党讲学，云：“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朋党一分，千秋吴越，渐远渐疏，并其本师之宗旨亦失其传，而仇隙相寻，操戈不已。名为争是非，而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168]
《四库全书总目》对理学的批评，还可以通过提要分纂稿与《总目》的对比来观察。如翁方纲颇能平亭于汉学与宋学之间，由翁氏所撰之《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分纂稿云：
谨按：《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一册，明弘治中，会稽王鉴之得句容江氏旧本重校，刻于紫阳书院者。其跋直谓“晦庵同年录”，以明是录因朱子存也。考宋时廷试放榜唱名后，谒先圣先师，赴闻喜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年小录”。高宗南渡后，自建炎二年李易榜至是，七设科矣。是科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一人，朱子名在五甲九十，不为高科，而诸人卒赖之以传。朱子平生，在朝四十六日，仕于外仅九考，不为膴仕，而卒能传此录者，信乎科名之重，重以人也。此本盖从刻本影钞，间有讹字，应校正重刊，以备故事。[169]
可见，翁方纲所撰提要稿只言“是录因朱子存也”，并没有贬低理学家的意图。但经过纪昀等修改过的《四库全书总目》之《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提要，则明显有贬低朱子的学术取向。《总目》云：“夫进士题名，统以状头。曰某人榜进士，国制也；标以年号，曰某年登科小录，亦国制也。故以朱子传是书可也，以朱子冠是书，而黜特选之大魁，进缀名之末甲，则不可；以朱子重是书可也，以朱子名是书，而削帝王之年号，题儒者之尊称，则尤不可。鉴之所称，盖徒知标榜门户，而未思其有害于名教。今仍以原名著录，存其真焉。”[170]
（二）余嘉锡对理学家的回护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对《四库全书总目》批评理学的做法进行辩驳，体现出了鲜明的维护理学的思想倾向。如余嘉锡云：“纪晓岚之作《提要》务与朱子为难，……然儒者知人论世，当求协于是非之公，若挟持成见，以快其议论，则亦何所不至哉。汉学家例不喜宋儒，而宋儒之中尤不喜朱子，故于朱、陆之争，则右陆而左朱。而于朱、唐公案，又抑朱而袒唐。”[171]余嘉锡对《总目》抨击理学的批评，举如下三例以说明。
1.如《四库全书总目》之《庆元党禁》提要云：“宋代忠邪杂进，党祸相仍，国论喧呶，已一见于元祐之籍。迨南渡后，和议已成，外忧暂弭，君臣上下，熙熙然燕雀处堂。诸儒不鉴前车，又寻覆辙，求名既急，持论弥高，声气交通，贤奸混糅。浮薄诡激之徒，相率攀援，醸成门户，遂使小人乘其瑕隙，又兴党狱以中之。兰艾同焚，国势驯至于不振。《春秋》责备贤者，不能以败亡之罪，独诿诸韩侂胄也。”《总目》作者将宋代的败亡归罪于理学家的门户之争。余嘉锡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余嘉锡说：“此乃苟欲诋毁道学家，而不考情事之言也。其实庆元之党祸，与元祐时事迥异。……则侂胄之倒行逆施，亦非道学激之使然也。”[172] 《庆元党禁》提要又云：“书中所录伪党共五十九人，如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而顾未入籍，其去取之故，亦颇难解。盖万里之荐朱子，实出至公，与依草附木攀援门户者迥异，故讲学之家，终不引之为气类。”[173]余嘉锡案：“万里实尝忤侂胄，然未尝罢官，更未尝入党籍也。……万里本不在党籍之中，自不得而录入之也。而《提要》乃谓讲学家不欲引之为气类，作此书者遂删除其姓名。夫以朝廷所定之党籍，而一二人乃恣其胸臆，奋笔删除，此情理之所必无，亦事实之所不容有。撰《提要》者乃凭空臆决，言之凿凿，真无稽之谈矣。”[174]
2.《珩璜新论》提要云：“考平仲（孔平仲，《珩璜新论》作者）与同时刘安世、苏轼，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与轼不协于程子，栗与仲友不协于朱子，讲学家遂皆以寇雠视之。”[175]
余嘉锡案：“《提要》此条，所谓讲学家者特泛言之之辞，未尝实指其人。然《提要》尝谓朱子有心抑刘安世，不载其行事于《言行录》，于朱子之诋苏东坡，尤为愤懑不平，每借题发挥，以快其议论。夫刘安世、苏轼、孔平仲皆不协于程子者，《提要》既疑朱子排抑安世与轼，则此条谓讲学家视三人为寇仇者，非指朱子而谁，特以连类及于林栗、唐仲友之事，兼不协于朱子者言之，故泛以讲学家括之云耳。然吾尝以其实考之，则朱子之推服刘安世甚至，且具载其行事于《言行录》中。至于排诋东坡，诚所不免，此自因学术之不同，非恨其不协于程子。且其晚年于东坡赞不容口，《晦庵集》中年月可考也。其于平仲议论及之者盖寡，然考《晦庵集》卷八十四……是朱子于平仲著述，皆加护惜，且于伪托其言者，严加辨别，以免为平仲之累。而谓其百计排诋，欲灭其著述，然乎否乎？”[176]
3.《总目》评价《横塘集》作者许景衡，云：“景衡虽源出洛学，而立身刚直，不与贾易诸人嚣争门户。”[177]余嘉锡案：“景衡卒于建炎二年五月，年五十七，则当生于熙宁六年。贾易之请逐苏轼，事在元祐二年，景衡其时才十五岁。及元祐六年，易复劾轼，朝廷以易为言事失当，与轼两罢，景衡亦不过十九岁，已否受业程颐，尚不可知，即令已游其门，然以区区年少书生，岂能遽与贾易同为门户之争哉？《提要》忽无故将景衡牵入其中者，盖以平时素恶宋学，尤不平于洛党之攻苏轼，今得一程门弟子之文集，见其中未尝攻轼，遂欣然发此快语，而不悟其事实之相远也，是亦不可以已乎？”[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