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考辨古书的理论与实际论证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1.关于《孙子》作者与时代。
关于《孙子兵法》成书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叶适怀疑孙武其人其书：“详味《孙子》与《管子》《六韬》《越语》相出入，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195]宋濂则在《诸子辨》中提出与叶适相反的意见，否定《孙子兵法》为春秋战国之际山林处士之所为，承认孙武及其书的存在。姚际恒在前人的考辨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疑问：“一则名之不见《左传》也，……一则篇数之不侔也。”[196]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云：“《孙子兵法》八十二篇，注图九卷，此兵书权谋之首条也。按《孙武传》阖闾谓孙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阮孝绪《七录》《孙子兵法》三卷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盖十三篇为经语，故进之于阖闾，其余当是法度名数，有如形势、阴阳、技巧之类，不尽通于议论之辞，故编次于中下，而为后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为一书，在阖闾时已然，而《汉志》仅记八十二篇之总数，此所以益滋后人之惑矣。”[197]
关于《孙子》，余嘉锡赞同毕以珣的说法。《史记·孙武传》曰：“（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198]毕以珣对此加按语云：“《史记》惟言以兵法见阖闾，不言十三篇作于何时。考魏武序云为吴王阖闾作兵法十三篇，试以妇人，卒以为将，则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阖闾者也。”[199]余嘉锡认为毕以珣的说法比章学诚的更为详确，并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引毕氏此说作为《孙子》之定论。又《吴越春秋》曰：“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毕以珣对此加按语云：“十三篇之外，又有问答之辞，见于诸书征引者，盖武未见阖闾，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见阖闾，相与问答。武又定著为若干篇，皆在《汉志》八十二篇之内。”[200]对毕以珣的这种说法，余嘉锡说：“嘉锡以为吴王与孙武问答，未必武所自记。古人之学，大抵口耳相传，至后世乃著竹帛，此盖战国时人所追叙耳，至其后乃合而编之，或即刘向校书时所定著，未可知也。”[201]可以看出，余嘉锡在此与毕以珣的看法有所出入，余嘉锡以十三篇之外的问答之语为“未必武所自记”，可能是至后世才著于竹帛。但余嘉锡还是相信十三篇是孙武所作并献给阖闾的。但孙武以一人一时而成《孙子》十三篇，这与余嘉锡对先秦古书的论述似乎也有所矛盾，如在《古书通例》中，余嘉锡说：“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他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202]既然在秦汉之际也只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为有统系的著作，何以在春秋时期的孙武便可以一时一人而速成十三篇？另外，余嘉锡还说：“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203]因此，《孙子》何以却与此不同，余嘉锡并没有对此作出过于合理的解释。
个人认为，余嘉锡关于《孙子》的判断，也未免有信古的取向，这与他在《古书通例》中对古书流传的认识，有一定的矛盾。关于《孙子》十三篇的具体成书年代，笔者还是赞成李零先生的一些看法。
李零列举了五大证据，批驳了孙武其人撰著《孙子兵法》之说，指出《孙子兵法》（包括银雀山出土版本）在战争规模的描述、在其文字和整体内容上都显示为战国时期的特征，不可能是春秋时的作品；其军事思想，也属战国时期水平；全书分篇立题、组成体系这种著述方式，体现的是战国中期之后的文化状况。因此，“有理由否定《孙子》是由春秋末孙武亲著的说法。它的成书时间很可能是在战国中期”[204]。但即使战国时期，也未必有单独流行的“吴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流行的诸多兵法文篇，应当是到西汉恢复先秦文化遗产时期，才逐步被划分为不同作者名下。到汉成帝时刘向、任宏等人整理国家图书，排纂定名，遂成为后来《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根据。而在汉初，正如李零先生所说：“我们怀疑，《吴孙子》十三篇、《吴孙子》杂篇、《齐孙子》最初很可能是以笼统的‘孙子’之名一齐流传。”[205]
2.“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的运用失当。
在《古书通例》中，余嘉锡专设“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一节，云：“就史志以考古书之真伪完阙，虽为不易之法，然得之者固十之七八，失之者亦不免二三。”[206]在讨论《新唐书·艺文志》时又说：“然则考古书者，第见史志不著录，便谓当时已佚，岂通论哉？”[207]但在《四库提要辨证》中，余嘉锡的论断未免与上所言矛盾。如《四库全书总目》之《葬书》提要云：“旧本题晋郭璞撰，……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书中词意简质，犹术士通文义者所作。必以为出自璞手，则无可征信。”[208]余嘉锡则云：“（《晋书》郭璞本传）载璞之著述，可谓详矣，独不言有此书。隋唐志又不著于录，其非璞所作，固不待言。”[209]既然余嘉锡认为“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并认为以此断定古书之真伪失之者不免二三，因此他根据隋志、两唐志皆不著录而断定书非郭璞所作，无论结果正确与否，其所用之方法都存在可以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