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樵删削《崇文总目》

郑樵在《通志·校雠略·泛释无义论》中，认为《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其中有些“强为之说，使人意怠”[140]。今所流传的《崇文总目》被删去了原书中所有的叙释（叙指大小序，释指解题）。关于《崇文总目》为何删去叙释，后人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郑樵《泛释无义论》的影响而删掉了叙释，因此深讥郑樵。如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崇文总目跋》云（见卷四十四）：“《崇文总目》当时撰定诸儒，皆有论说……乐平马氏《经籍考》，述郑渔仲之言以排叱诸儒，每书之下必出新意著说，嫌其文繁无用。然则是书因渔仲之言，绍兴中从而去其序释也。”[141] 《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朱彝尊的说法，卷八十五《崇文总目提要》云：“原本于每条之下具有论说。逮南宋时，郑樵作《通志》，始谓其文繁无用，绍兴中遂从而去其序释。”[142]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宗刘》则说：“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乌乎可哉！[143]”在此，章学诚认为，目录中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体现出“辨章流别之义”，而“辨章流别”是必须依靠大小序才能得以实现的，因此，郑樵删去《崇文总目》的叙录，会造成读者无法理解“其讨论流别之义”，出现如阅甲乙簿注的局面。

显然，章学诚赞同目录学著作当有大小序并因此指责郑樵删去了《崇文总目》的叙录。但章学诚对郑樵的指责，实为朱彝尊所误导。余嘉锡与朱彝尊、章学诚等人的观点相反。余嘉锡认为并非郑樵删削了《崇文总目》，他说：“宋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每类有序，每书有释，盖祖向、歆之成规。郑樵作《通志·校雠略》，乃极不满之，谓其文繁无用。清初朱彝尊得《总目》钞本于天一阁，已无序释，因为之跋，归狱于樵。修《四库全书》时，即用其本著录。《提要》信朱氏之说，所以罪樵者尤至。”[144]余嘉锡引证杭世骏与钱大昕等学者的说法，认为：“《崇文总目》之无序释，与郑樵初无关系。杭世骏《道古堂集》卷二十五已驳朱氏之说，钱大昕《养新录》卷十四考之尤详。”[145]另外，郑樵讥讽《崇文总目》之序为泛释无义，主张“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强调类例的作用，但对于只记录书名，无大小序又无解题的目录学著作，早在郑樵之前，已为《隋志》所讥。余嘉锡对诸如《隋志》与章学诚等的说法又进行辩驳说：“然苟出自通人之手，则其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郑樵所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不可忽也。”[146] “郑樵著《通志》，既作《艺文略》，又自论其叙次之意，为《校雠》一略以发明之。樵即主张编书必究本末，使上有源流，下有沿袭，以存专门之学；则刘向每校一书，必撰一录，足以考见学术之源流，实千古编目之良法。而樵独注意于类例，谓‘类例自分，学术自明’，遂讥《崇文总目》之序说为泛释无义，宜为朱彝尊及《四库提要》之所讥。然考樵之《艺文略》，虽不免抵牾讹谬，而其每类之中，所分子目，剖析流别，至为纤悉，实秩然有条理。盖真能适用类例以存专门之学者也。……则其自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者，亦非过誉。”[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