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胡适与余嘉锡辨伪观念上的差异比较
（一）进化论观念对梁、胡的影响
晚清以来，西方理论不断传入中国，逐渐更新了学者的思想观念。严复首次将西方的进化论学说介绍到了国内，他翻译的《天演论》在晚清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已经受到严复“物竞天择”思想的影响。亡命日本之后，梁启超开始通过日文接触西学经典，接受历史进化的观念，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了线性历史观[78]。此时的梁启超坚信历史的进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学应当指出人类的进化规律。如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79]在进化论思想的支撑下，梁启超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后胜于前。历史进化的必然逻辑是承认因果律，讲求因果关系。在梁启超的辨伪思想中，明显体现出了进化论和因果律的观念。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认为：“伪书者，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诸古人也。例如现存之《本草》，号称神农作，《素问内经》号称黄帝作，《周礼》号称周公作，《六韬》《阴符》号称太公作，《管子》号称管仲作。……假使此诸书而悉真者，则吾国历史便成一怪物，盖社会进化说全不适用，而原因结果之理法亦将破坏。文字未兴时代之神农，已能作《本草》，是谓无因；《本草》出现后若干千年，而医学药学上更无他表见，是谓无果。无因无果，是无进化。如是，则吾侪治史学为徒劳。是故苟无鉴别伪书之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涂径，大起混乱也。”[80]梁启超用进化论的观念来讨论中国古史进而讨论古书，以历史进化的观念来判别古书的真伪，故在古书辨伪中往往会将一些古书的时代向后拉。梁启超辨伪十二条公例最后一条即说：“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81]并举今本《管子》之书有“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等语，梁启超论道：“此明是墨翟、宋钘以后之思想；当管仲时，并寝兵、兼爱等学说尚未有，何所用其批评反对者？《灵素》《素问》中言阴阳五行，明是邹衍以后之思想；黄帝时安得有此耶？”[82]
胡适也是信奉进化论的。1918年以后，胡适曾写有多篇文章介绍进化论。如他说：“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83]受到胡适的影响，顾颉刚也在1919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说：“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84]胡适以历史进化的眼光看待中国古史，在他关于诸子学的研究内容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对汉代以来流行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胡适提出批评，认为此“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而后之学者乃奉为师法，以为九流果皆出于王官”[85]。并从四个方面论述此说之谬：
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也。
甲、《庄子·天下篇》，乙、《荀子·非十二子篇》，丙、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丁、《淮南子·要略》。古之论诸子学说者，莫备于此四书。而此四书皆无出于王官之说。……
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
第三，《艺文志》所分九流，乃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也。古无九流之目。《艺文志》强为之分别，其说多支离无据。……
第四，章太炎先生之说，亦不能成立。[86]
胡适说：“哲学家的时代，既不分明，如何能知道他们思想的传授沿革？最荒谬的是汉朝的刘歆、班固说诸子的学说都出于王官；又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诸子既都出于王官与六经，还有什么别的渊源传授可说？”[87]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之说由胡适倡导之后，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此说是针对班固《汉书·艺文志》之说而作，《汉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以上“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88] “九流出于王官”的说法将诸子学的源头皆归于周代的官守，表现出了尊“官学”、轻“私学”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对古代社会制度的理想化，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的说法，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尊经抑子的思想观念。[89]
而胡适对“九流出于王官说”的打破，则是一种经学、子学并驾甚至将诸子学地位凌驾于经学之上的观念，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化古代”的否定的进化论观念。如刘巍认为，“胡适取尊经崇古、重官学轻私学的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90]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的学说，体现出了一种疑汉疑古的思想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进化论的眼光看待诸子之学的形成。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考诸子，强调并运用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与“系统的整理”的方法。对诸子之书，胡适也强调要运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91]。胡适认为：“我们生在今日，去古已远，岂可一味迷信古书，甘心受古代作伪之人的欺骗？哲学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92]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强调：“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93]，并认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因此，要对古代的学术思想，“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94]。
（二）梁、胡对汉代学术的怀疑
今文经学在西汉时期被立为官学，西汉末期，随着古文经学的崛起并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后，今文经学则逐渐湮没无闻，不为人所重视。清代乾嘉时期，以宗古文经学为中心的考据学如日中天，推崇“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遍考儒学经典，旁及音韵、训诂、史地、典章、天文历算、金石、辑佚等诸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但道咸以后，考据学本身弊端开始显现，信古、琐碎、拘于家法、不注重“义理”等弊端逐渐显现。当以古文经为中心的考据学陷入困境之时，今文经学成为学术发展中反思与调整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晚清时期的思想与学术舞台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诚如梁启超所说：“入清代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伸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下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95]今文经学从常州庄存与、宋翔凤、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的发扬，已经渐成气候。因为笃信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家因此遍疑古文经，并大肆宣扬刘歆伪造古文之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道：
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其言博辩，比之于阎氏之《书疏证》，且亦时有新理解。其论《诗》不为美刺而作……又论诗乐合一……皆能自创新见，使古书顿带活气。源又著《书古微》，谓不惟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为伪也，东汉马、郑之古文说，亦非孔安国之旧。同时邵懿辰亦著《礼经通论》，谓《仪礼》十七篇为足本，所谓古文《逸礼》三十九篇者，出刘歆伪造。而刘逢禄故有《左氏春秋考证》，谓此书本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同性质，乃记事之书，非解经之书；其解经者，皆刘歆所窜入，《左氏传》之名，亦刘歆所伪创。
盖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书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若《周礼》真伪，则自宋以来成问题久矣。初时诸家不过各取一书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寻其系统，则此诸书者，同为西汉末出现，其传授端绪，具不可深考，同为刘歆所主持争立。质言之，则所谓古文诸经传者，皆有连带关系，真则俱真，伪则俱伪。于是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则康有为其人也。[96]
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对古文经学的全面质疑和否定，深刻影响了梁启超的学术观点。梁启超早年治学紧随康有为，协助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论学“有所受，无问难”，尚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尽管后来梁启超已“不慊于其师之武断”[97]，但不可否认，梁启超的思想与学术留下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烙印。尤其是在古书辨伪方面，梁启超深受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相信刘歆窜伪古书，他说：“考汉代对于《左传》传习经过之事实，则不能无疑。盖西汉一代经师似未尝以此书为与《春秋》经有何等关系，起而张之者实自刘歆始。”[98] “凡今本《左传》释经之文，皆非原书所有，皆刘歆‘引经释传’之结果，内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99]又说：“大抵战国秦汉之交有一大批伪书出现，《汉书·艺文志》所载三代以前书，伪者殆不少。新莽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周礼》及其他古文经皆是。晋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晚出《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其他各时代零碎伪品亦尚不少，且有伪中出伪者，如今本《鬼谷子》《鹖冠子》等。莽、晋两朝，刘歆、王肃作伪老手，其作伪之动机及所作伪品，前清学者多已言之，今不赘引。”[100]梁启超相信从战国至汉代一直存在着大规模的造伪运动，并解释此一时期产生大规模伪书的原因，他说：“战国秦汉间所以多伪书者：（1）因当时学者，本有好‘托古’的风气；己所主张，恒引古人以自重。本非有意捏造一书，指为古人所作；而后人读之，则几与伪托无异。（2）因当时著述家，本未尝标立一定之书名；且亦少泐成定本。展转传钞，或合数种而漫题一名；或因书中多涉及某人，即指为某人所作。（3）因经秦焚以后，汉初朝野人士，皆汲汲以求遗书为务。献书者往往剿钞旧籍，托为古代某名人所作以售炫。前两项为战国末多伪书之原因，后一项为汉初多伪书之原因。”[101]在梁启超的观念中，存着一种“书愈古者，伪品愈多”的偏见。[102]
胡适提出的古书作伪的种种理由，皆涉及汉代学术，并进而怀疑汉代学者作伪的可能性。他说：“读古书的人，须知古书有种种作伪的理由。第一，有一种人实有一种主张，却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轻，不见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庄子》所说的‘重言’即是这一种借重古人的主张。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极有道理。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的时代。即如《黄帝内经》假托黄帝，《周髀算经》假托周公，都是这个道理。……正为古人死无对证，故人多可随意托古改制。这是作伪书的第一类。第二，有一种人为了钱财，有意伪作古书。试看汉代求遗书的令和诸王贵族求遗书的竞争心，便知作假书在当时定可发财。这一类造假书的，与造假古董的同一样心理。他们为的是钱，故东拉西扯，篇幅越多，越可多卖钱。故《管子》《晏子春秋》诸书，篇幅都极长。有时得了真本古书，因为篇幅太短，不能多得钱，故又东拉西扯，增多许多卷数，……这是第二类的伪书。大概这两类之中，第一类‘托古改制’的书，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内，……如《周礼》一书，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国家组织法。我们虽可断定他不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却不容易定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假造的。至于《管子》一类的书，说了作者死后的许多史事，便容易断定了。”[103]胡适不盲目相信汉儒的说法，对汉代学者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如胡适在评价清代学者治学的局限时，很关键的一点即是清儒摆脱不了“迷信汉人”的局限。胡适说：“他们（清儒）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越古越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104]深受胡适影响的顾颉刚也说：“现存的古书莫非汉人所编定，现存的古事莫不经汉人的排比，而汉代是一个‘通经致用’的时代，为谋他们应用的方便，常常不惜牺牲古书古事来迁就他们自己，所以汉学是搅乱史迹的大本营。同时，汉代是迷信阴阳五行学说的时代，什么事都要受这学说的支配，所以不少的古代史迹已被迫领受了这个洗礼。其后隋代禁谶纬，宋代作新注，汉学早已销沉。不料清代学者信而好古，他们在‘汉人近古，其说必有所据’的前提之下工作，于是汉学复兴而疑古之风为之减杀，宋人精神几于断绝。”[105]
（三）余嘉锡的学术思想倾向：信汉与崇古
如第二章中所言，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中存在着强烈的“宗刘”的倾向，认为后世之目录学能继轨刘向父子以及班固者，鲜有人矣。在对古书体例的研究中，余嘉锡同样充斥着对汉代学术的认同，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学者普遍怀疑汉代学者作伪尤其是怀疑刘歆相反的是，余嘉锡则坚定地相信汉代学风朴实，不至于造伪，刘氏父子整理图书更是居功至伟。
对汉代学术的推崇，清儒最为典型。如钱大昕就说：“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训诂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106]信汉隐含着更深的意蕴则是信古，因此钱氏又曾说：“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107]清代学者信汉乃至“将‘信古’上升为治学原则，认为越古越好，则是乾嘉考据学的一个弊端”[108]。余嘉锡治学方法继承乾嘉历史考据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对于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雠工作，余嘉锡持肯定态度。余嘉锡更是坚信刘氏父子在整理图书之时是秉承了客观公正的原则，没有窜改古书，他说：“刘向未校书之前，除古文经之外，其余诸子传记，非残缺即重复。今日所传之本，大抵为刘向之所编次，使后人得见周秦诸子学说之全者，向之力也。”[109] “故今人得见秦、汉古书者，刘向之功也。然犹有书名卷数与《汉志》不同，莫能知其真伪者（如《素问》《本草》《六韬》《鬼谷子》之类），书不传布之过也。”[110]并批评“学者之读古书……毋徒取其一字一言，执意必之见，过信过疑，则庶几可与稽古”[111]。余氏又说：“刘向、刘歆校今古文之异同，然今文别自名家，传习已久，向必不能以中古文校改，使之归于划一，盖惟各存其本文，而别著校勘之语。”[112]余嘉锡认为今文经学别自名家，刘氏父子必不能以古文校改，明显是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肯定刘氏父子没有作伪，这与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学术立场泾渭有别，一目了然。
对于疑古派学者普遍怀疑刘歆伪作古文经书，余嘉锡则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汉书·王莽传》载公孙禄言，国师公颠倒《五经》，后儒疑《周礼》者，因歆实始为《周礼》之学，且藉歆之力乃得立学官，遂援禄语为口实，以为歆所伪撰。甚至谓古文五经皆歆一手所成，则乾、嘉诸儒坚持门户之过也……余谓以《周礼》为歆所伪撰，此乃意必之辞，羌无故实。或者歆实说经时，不免傅会，强经就我，如其论小学，故意割截经文，断章取义，其斯之谓颠倒五经也乎！”[113]余嘉锡不仅仅限于推崇刘氏父子，更是相信汉代学者去上古未远，其言必有可据。《四库提要辨证》中这样的话语时常可见，如他说：“惟汉人多见古书，知其授受源流，或能加以别白，犹不能必其无误。至于后世，去古已远，有必不可得而详者矣。”[114]又说：“读先秦之书，但当问其是否依托，而不必问其为何人所著。然而依托与否，亦正难言。惟汉人多见古书，知其授受源流，或能加以别白，犹不能必其无误。至于后世，去古已远，有必不可得而详者矣。”[115]在论证《黄帝素问》时，说：“使《内经》本不名《素问》，而张机忽为之杜撰此名，汉人笃实之风，恐不如此。”[116]又如在论述《灵枢经》真伪时，余嘉锡论道：“夫皇甫谧以《针经》《素问》为《内经》，王冰以《素问》《灵枢》为《内经》，《针经》《灵枢》，卷数相合，盖一书而二名耳。谧去古未远，其言当有所受之。冰邃于医学，唐时《针经》具在，必不舍流传有绪之古书，而别指一书以当《内经》，断可识矣……考定古书真伪，要当视其书何若，旁征博引，以证明之，不当为此鲁莽灭裂之语，以厚诬古人也。”[117]
同时，余嘉锡的学术思想中还掺杂着一些历史退化的观念，认为后不胜前。对于尧舜传说以及三代盛世，余嘉锡抱有一种采信的态度，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信古倾向，如他说：“尧、舜、禹之相传，汤之罪己，周之政事，而继之以子张问从政，孔子答以尊五美，屏四恶，所以明孔子之道，承二帝三王之后，使圣人得位，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虽复唐、虞三代之盛不难也。《中庸》所谓‘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所谓‘孔子闻而知之者’，其道端在乎此。《韩子》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谓传仁义之道也。治国平天下，仁义之大者也。”[118]余嘉锡以三代以上社会为一种仁义之道的理想社会，并认为复唐虞三代之事为不难也，这是一种明显的具有崇古倾向的历史退化观念，在学术史研究中，余嘉锡也体现了同样的态度。胡适相信“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119]。这种后胜过前的眼光，暗含的是一种历史进化论的观念。但余嘉锡则推崇汉代学术过甚，他将刘向之学抬高的极高的学术地位，并贬低后来学者的学品与人品。他说：“盖学者之弊，患在不能平其心，故荀子于此三致意焉。刘向之学，粹然儒者，而于九流百家，皆指陈利弊，不没所长，于道法二家皆言其所以然，以为合于《六经》，可谓能平其心者矣。后之君子，微论才与学不足办此，才高而学博矣，而或不胜其门户之见，畛域之私，则高下在心，爱憎任意，举之欲使上天，按之欲使入地，是丹非素，出主入奴，黑白可以变色，而东西可以易位。”[120]这实际是一种后世不如前人的观念，暗含着一种崇古与历史退化的思想。另外，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组印本《目录学发微》中，余嘉锡说过这样的话：“后世人人习读，尚不能通其意。则知古人见闻较富，故能陈义高深。”[121] “高才博学如刘向者，能有几人。”[122]但这些语句在后来所整理的正式版本中都被做了删掉处理，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写作《古书通例》之时，《目录学发微》也刚刚成书不过几年，两书所表现出来的崇尚汉人学术的观念，是相通的，而这种对汉代学术的推崇中，又隐藏着一种后不如前的历史退化论的观念，这导致余嘉锡在评判古书之时，习惯于将古书的年代向前时代拉。
正是疑古派学者多主张以进化的观念来看待历史发展，同时受今文经学的影响，怀疑战国至汉代存在着普遍造伪的活动，因此，在判定古书时代以及真伪时，此类学者则不免习惯性地将古书的成书年代向后拉。而余嘉锡在崇汉乃至崇古的心态之下，与疑古派学者适成相反，将疑古派学者判定为汉代以后的伪造之书，断为战国之时的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的学派著作。疑古派学者立足于疑汉，而余嘉锡则立足于信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