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派辨伪分歧举例
余嘉锡以先秦子部之书多是一个学派的著作，并非由一人完成于一时，即使在书中出现题名作者后世的文字，并不能依此就判定书为伪书。况且先秦诸子著书，往往随作随行，不书篇名，甚至也不题作者，至后世才由门人弟子编定成书。诸子之书并非出自诸子手订，因此杂入后学的言论甚至有所增删与附益，也是在所难免，但这与作伪并不能等量齐观，完全是两回事。在《四库提要辨证》之《管子》辨证中，余嘉锡的说法非常明确：“所谓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六艺诸子皆同，故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则自名为一家之学，……其间有成家者，有不能成家者。学不足以名家，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虽笔之于书，仍为先师之说，而已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况周、秦、西汉之书，其先多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竹帛……故有名为某家之学，而其书并非某人自著者。惟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123]
与余嘉锡此种观念相反者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则大量怀疑先秦时期的古书，认为真者不过十之一二。他说：“到了古代哲学史，这个史料问题更困难了。表面上看来，古代哲学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庄、孟、荀、韩非的书，都还存在。仔细研究起来，这些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大概《老子》里假的最少。《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宋人疑《孟子》者甚多）。依我看来，大约是真的。称‘子曰’或‘孔子曰’的书极多，但是真可靠的实在不多。《墨子》《荀子》两部书里，很多后人杂凑伪造的文字。《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韩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此外如《管子》《列子》《晏子春秋》诸书，是后人杂凑成的。《关尹子》《鹖冠子》《商君书》，是后人伪造的。《邓析子》也是假书。《尹文子》似乎是真书，但不无后人加入的材料。《公孙龙子》有真有假，又多错误。这是我们所有的原料。……更想到孔门一脉的儒家，所著书籍，何止大小戴《礼记》里所采的几篇？如此一想，可知中国古代哲学的史料于今所存不过十分之一二。”[124]
余嘉锡则对梁启超、胡适等人的辨伪方法和思想提出了异议，对以这样观念考辨古书的学者加以批评，他说：“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又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125]
同时，余嘉锡也对《四库全书总目》作者不能通知古今著述之体例，以后世之见议论古人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说：“余（余嘉锡）谓《提要》之言，苦心分别，未为大失。惜乎其于古书之体，未达一间耳。若夫严氏之论《鬻子》，孙星衍之论《晏子》《燕丹子》，孙诒让之论《墨子》，皆谓古书不必自著，是皆好学深思，通知古今著作体例者，其言可以互考也。《提要》之于周秦诸子，往往好以后世之见议论古人，其言似是而实非，今亦不欲以空言多所争辩，故发其凡于此。”[126]余嘉锡此言虽针对《四库全书总目》，又何尝不是针对当时疑古辨伪的学者而发。
（一）关于古书真伪争论举例
1.关于《管子》。
对《管子》作者以及成书年代的怀疑，古已有之。举几例如下。
叶适根据《管子》书中出现管仲以后的人与事，从而推断该书绝不是管仲的作品，也非一人一时之作。叶适指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为人客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认为该书“当是春秋末年，山林处士妄意窥测，借以自名，而后世信之，为申、韩之先驱”[127]。宋濂辨《管子》，认为“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128]。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云：“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129]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云：“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130] 《四库全书总目》云：“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131]
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思潮的影响之下，学者们对《管子》的讨论更加热烈，且立场分明，争执不下。
关于《管子》一书的成书年代，梁启超在《管子传》中继承了前代学者的看法。他说：“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132]而在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则认为《管子》书“以思想系统论，其大部分必为战国末叶作品无疑”[133]。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则认为“其中一小部分当为春秋末年传说，其大部分则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一种无系统之类书而已”[134]。到写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时，梁启超则直斥《管子》“为无名氏的从钞”，“为战国末年著作”。[135]其观点与《管子传》中相比较，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梁启超《管子》辨伪研究中的这种转变，张固也认为，梁启超“显然是接受了胡适先生的主张”[136]。
胡适考辨《管子》，与传统学者的观点有所区别，采用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如胡适论：“《管子》一书既不是真书，若用作管仲时代的哲学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说的三弊：（一）管仲本无这些学说，今说他有，便是张冠李戴，便是无中生有。（二）老子之前，忽然有《心术》《白心》诸篇那样详细的道家学说；孟子、荀子之前数百年，忽然有《内业》那样深密的儒家心理学；法家之前数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诸篇那样发达的法治主义。若果然如此，哲学史便无学说先后演进的次序，竟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三）管仲生当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样规模广大的哲学，这与老子以后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完全不合。故认《管子》为真书，便把诸子学直接间接的渊源系统一齐推翻。”[137]
与梁启超、胡适成相反，余嘉锡论《管子》则说：
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合若干家之书，而为某家者流，明乎其所谓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父传之子，师传之弟，则谓之家法。六艺诸子皆同，故学有家法，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如《公》《谷》传中，有后师之说是也。其学虽出于前人，而更张义例别有发明者，则自名为一家之学。如《儒林传》中某以某经授某，某又授某，繇是有某某之学是也。其间有成家者，有不能成家者。学不足以名家，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虽笔之于书，仍为先师之说，而已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况周、秦、西汉之书，其先多口耳相传，至后世始著竹帛，如公羊谷梁之《春秋传》、伏生之《尚书大传》。故有名为某家之学，而其书并非某人自著者。惟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如《艺文志》《文子》九篇，注为依托，以其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时代不合，必不出于文子也。《杂黄帝》五十八篇，明知为六国时贤者所作，而不注为依托，以后人可以称述前人之说也。使《管子》而称齐太公问，疑之可也。《管子》而称毛嫱、西施、吴王、齐桓公，此明是为管氏学者之言，何足疑乎？若谓《管子》不当记仲之死，则《论语》不当记曾子之死乎？故读先秦之书，但当问其是否依托，而不必问其为何人所著。然而依托与否，亦正难言。惟汉人多见古书，知其授受源流，或能加以别白，犹不能必其无误。至于后世，去古已远，有必不可得而详者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诸子之学浸失其传，学者自以其意著书，无所授受。于是书必出于手著，而无追纪竹帛之事……然谓手撰、记述，当时必有分别，后人混而一之，不知古人本不甚分别也。[138]
余嘉锡认为考辨《管子》书是否管仲自撰乃“辨乎其所不必辨者”[139]。
依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虽然疑古派学者往往犯了将题名作者认定为书籍作者的误区，未能通知先秦古书流传情况，乃至好以后世之见评论古人与古书。但是，如余嘉锡所认为的先秦子书皆是一家之言的说法也未必尽合情理。如《管子》一书，内夹杂着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等诸家学说，强认为是管子学派一家之言，也实为牵强。另外，余嘉锡所谓“但当问其是否依托，而不必问其为何人所著”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不弄清胡适所指出的问题，连篇章的具体成文年代都无法准确确定，思想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该如何着手呢？
在这个问题上，个人认为，顾颉刚的说法更具备一定的合理性。顾颉刚说：
在先秦诸子中，《管子》是一部极庞杂难读的书。内《法法》《明法》《禁藏》这几篇有极明确的法治观念。《心术》《白心》诸篇是很细密的道家学说，《内业篇》分析心理，是儒家的思想。《封禅篇》又是邹衍一派的阴阳家的顽意。至于《小称篇》叙事及桓公死后，《立政篇》提到后起的“兼爱”“非攻”学说，都是此书成于战国以后的铁证。朱熹说它“只是战国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这是一个极中肯的推断。虽然此书原来并没有标明管仲自著，“齐相管夷吾撰”这一题识是后人所加（刘向《别录》只说管子，颍上人，名夷吾，号仲父。题“齐相管夷吾撰”者，始于《隋书·经籍志》），虽然先秦诸子书皆其门弟子或宾客子孙所撰定，不必手著（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管子跋》），可是《管子》书中的学说思想非春秋时代所应有，和管子没有什么关系。与其说是“为管子之学者为之”，毋宁说是战国时代法、儒、道、阴阳诸家学说的混血儿，来的妥当。
如果我们认清了这一分野，再拿史料的眼光去审定它，那末，这部书却有相当的价值。第一，战国诸子的学说流传到现在的并不多，《管子》书中容纳的各家学说可以与现在诸子相发明，在哲学史上说，是可贵的环宝。第二，此书虽然是后人杂凑成功的，可是书中所叙的事实并不是全无所本。如《小匡篇》叙事即和《齐语》相同，可以推知其他各篇也许各有它的渊源，不尽出于凭空杜撰。我们不能因为书出依托，便一笔抹杀了。[140]
2.关于《神农本草经》。
余嘉锡论《神农本草经》真伪，“《本草经》亦不类周以前文字。……《本草》之题神农耳，不足信也。……余敢据此以断《神农本草经》为周末时子仪所作，……要是秦汉以前有此相传之说，医术之兴，固当远在邃古之时，至春秋时，和缓之流已著名于世。药性所主，识识相因，传之既久，自必有人著之竹帛。桐君、雷公之说既不足信，则其书必出于周末，凡《汉志》著录三代以前之书，多六国时人所作，班固自注，言之甚明……《本草》《汉志》既不著录，而《中经簿》有《子义本草经》，足证为子仪所作。贾公彦谓《中经簿》并不说神农，可见《神农本草》之名，乃后人所题。盖推其学之所自出以题其书，久之，遂不知为子义所作矣。……或曰《本草》既周末人所著，则刘歆、李柱国皆当见之，何为不著于《汉书·艺文志》乎？应之曰古书有单篇别行之例，如《夏小正》《弟子职》之类是也。有自一书之内析出数篇别行之例，如《太公》书之外有《六韬》，《陆贾》书之外有《新语》之类是也。凡书真出于周秦人之手，而不见于《汉志》者，当以此求之。”[141]
梁启超论《神农本草》则云：“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142]
余嘉锡以《神农本草》为周朝末年子仪所作，而梁启超则以《神农本草》殆经千年间多人心力所集成。
（二）诸子之书是否是有意造伪
余嘉锡认为诸子百家之书，以立意为主，志在阐发一家之言，故往往因文见意，设喻说理，托古言志，“譬如童子成谣，诗人咏物，兴之所至，称心而谈”[143]。若一定为诸子之书进行训诂考据，以历史家据事直书的原则，来考辨诸子之书所记之事是否真伪，“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蜡矣。夫引古不必皆虚，而设喻自难尽实，彼原假此为波澜，何须加之以考据”[144]。诸子之书多造作故事，余嘉锡总结道：“夫以庄周寓言，尚难尽弃，况诸子所记，多出古书，虽有托词，不尽伪作。”[145]余嘉锡认为诸子之书以立意为主，志在阐明一家之学，故往往造作古事，但诸子之书本身却不能以伪书来看待。
与此对应的可以看顾颉刚的说法，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文中，顾颉刚指出，战国秦汉之间，“只凭了个人的脑子去想，而且用了貌似古人的文体写出，拿来欺骗后人……他们既已为了没有历史观念，失去许多好史料，又为了没有历史观念，喜欢用古文字来作文，引出许多伪书。在这双重的捣乱之下，弄得中国的古书和古史处处成了问题”[146]。顾颉刚进而又以诸子之学说为例分析伪史造成的原因，他说：“当时人最没有时代的自觉，他们不肯说‘现在的社会这样，所以我们要这样’；只肯说‘古时的社会本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恢复古代的原样’。然而，战国的时势是从古未有的创局，如何在古代找出相同的事例来呢？这在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看来，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事。但他们有小说家创作的手腕，有外交家说谎的天才，所以容易得很。”[147]最后，顾颉刚得出结论，“战国大都是有意的作伪，而汉代则多半是无意的成伪。”[148]顾颉刚的说法很值得重视，战国时期诸子说古史，都是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往往造作古史也是故意而为。
从古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古书中有可疑者即可以举出，既然诸子说起古史往往“托词”、往往是“寓言”，则没有确证者都不能相信，都有可以怀疑的必要。
（三）对姚际恒评价上的严重分歧
姚际恒（1647—1715），字立方，一字善夫，号首源，安徽休宁人，清代经学家。所著《古今伪书考》是一部考辨经、史、子群书的著作。姚氏的著述，在乾嘉时期并不为时人所关注。民国时期，姚际恒的著述受到了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的推重。如梁启超认为：“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疑《古文尚书》，疑《周礼》，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其所著‘诸经通论’未之见，但其《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中固多精凿之论也。”[149]胡适大胆表彰姚际恒，认为“姚氏疑古最勇，他的《九经通论》现已不传，只有《诗经通论》还在人间，此外只有《礼记通论》被杭氏（杭世骏）抄在《续集说》里，《续集说》之可贵在此。姚氏对于《大学》《中庸》《礼运》诸篇，排斥最力。我想叫人把姚氏的话逐条辑出来，作为一种《〈礼记通论〉钩沉》”[150]。并曾说：“姚立方的遗著的发现，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不单是因为姚氏的主张有自身的价值，并且这事可以表示近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倾向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151]胡适、梁启超等对姚际恒推崇备至，而余嘉锡却对姚际恒的辨伪成绩评价并不高。如《四库提要辨证》曾云：“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引《余论》（黄伯思《东观余论》）之说……断章取义……殆几于不通文义……际恒《伪书考》负盛名，而其学实浅陋，大抵如此。”[152]余嘉锡认为孙星衍、严可均诸人能多读古书，深明著作体例，皆为通儒，他们对于古书体例的认识，“胜于姚际恒辈远矣”[153]。余嘉锡在致胡适的信中批评姚际恒之《古今伪书考》“为其聚敛无数之空言，毫无实据也”。在此，可以看出胡适与余嘉锡在姚际恒评价上的分歧，胡适重视姚际恒学说在思想上的冲击，对姚际恒加以肯定；余嘉锡则是摘出姚际恒考辨中的具体疏误而对姚际恒加以否定，甚至认为姚氏“聚敛无数之空言”，由此可见余嘉锡确存在着一定的保守倾向。
同时，余嘉锡也批评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作补证的黄云眉之《〈伪书考〉补证》。余嘉锡致胡适信中云：
《〈伪书考〉补证》亦阅之终卷，驳杂之处、穿凿之说所不能免，而其大弊在不通考证之方法。夫姚氏书之不满人意者，为其聚敛无数之空言，毫无实据也。今为之作补证，又引钱谦益、方苞、姚鼐、汪绂、王昶、杨椿、吴敏树、吴汝纶之说，以附益之。此辈原不懂考证，充其技亦只能使之乎者也位置妥帖耳。其是非亦何足深论，而以取充篇幅乎！又好取古书相比较，摘其某字某句见于某书，即为剽窃之证，不知其据何科条，有何限断？此盖近人流行之通病，日昨尊论已畅言之矣。以此观之，黄氏之书虽考索甚勤，要不过三四等文字耳。[154]
黄云眉（1898—1977），浙江余姚人。1929年任职于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32年出版《〈古今伪书考〉补正》一书，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作辨伪、考订和补正工作。黄云眉在《〈古今伪书考〉补正》“刘子新论”条下，对余嘉锡曾有所批评，黄氏原文如下：“又有谓‘六朝时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本传谓昼不学属文，盖指词赋而言，然不善属文者，未必不长于笔’（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四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此亦穿凿，六朝固有文笔之分，要亦施于评文对举之时，史家叙事，奚必舍通名而强分朱碧，转滋淆惑耶！”[155]对于黄云眉的指责，余嘉锡则于此信中质之于胡适，认为：“其‘刘子新论’条下，于鄙说不引其前后考证，而独断章取义，摘出数语以驳之，究之同属空言。鄙说未必非，黄说亦未必是也。”而对于黄云眉所作的《〈古今伪书考〉补正》，余嘉锡更是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批评黄氏之书“驳杂之处、穿凿之说所不能免，而其大弊在不通考证之方法”，“虽考索甚勤，要不过三四等文字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