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文献的利用

晚清民国以来，甲骨、敦煌文书、清内阁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不仅为新的学术领域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传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余嘉锡虽然主张多“读已见书”，并对当时一些专以寻找新材料为治学方法的学者不以为然，认为专以读奇书相夸耀，而对普通常见书却不读不知，是“舍本逐末，无根之学”[36]。但余嘉锡在熟读常见书的基础上，也广泛吸收新材料。如新发现的金石器物、敦煌文书、清内阁档案等材料，在余嘉锡考辨《四库全书总目》时，都曾有所运用。如在考辨《总目》之《编珠》条时，余嘉锡曾使用《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并自注云：“此目凡二十种，皆清代内阁典籍厅收掌之档案，近始自内阁大库检得之，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次印行。”[37]如考辨《刘子》条时，曾引用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断定《刘子》版本年代。余嘉锡云：“上虞罗氏校录之《敦煌石室碎金》中有《刘子》残卷，起《去情》第三怒向之评者，讫《思顺》第九水必归海，中间世字或避或不避，当亦唐人写本。”[38]考证《太公家教》书真伪时，又引用罗振玉《鸣沙石室古佚书》等[39]。考证崔豹生平时，则引用出土不久的洛阳晋辟雍行礼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