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对于古书体例有过于泛用之嫌，或将不是“非一时一人”之书，而判为“非一时一人”之书
如《越绝书》的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就长期存在争议，莫衷一是。《越绝书》是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一部重要典籍，该书主要记载了春秋以至战国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过程，并记载了一些说客与君主所论有关富国强兵的策略。但自唐以来的千余年，有关《越绝书》的作者、成书时代以及经传内外篇的认识等问题，历代学者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至今依然存在多种不同的看法。关于《越绝书》的作者，今择几种重要的观点条列如下：
1.子贡或者伍子胥所作。“子贡作”或者“子胥作”的说法，当源自《越绝书·外传本事》所言“或以为子贡所作”及“一说盖是子胥所作”。[180]目前所知各种书录中，最早著录《越绝书》的是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可惜其书已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张守节《正义》说：“《七录》云《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181]
2.袁康、吴平所作。明代杨慎首倡此论，他通过对篇末《越绝篇叙外传记第十九》中的一段隐语进行研究，断定《越绝书》的作者为东汉时期的会稽人袁康、吴平。杨慎在《升庵集》卷十《跋越绝》中通过对这段隐语加以分析，得出了袁康、吴平作《越绝书》的结论。[182]杨慎的说法提出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了杨慎的说法，肯定《越绝书》的作者为袁康、吴平。
3.认定吴君高即为吴平。清代卢文弨倡导此说，认为王充《论衡》中吴君高即为吴平，《越纽录》即是《越绝书》。
4.战国时人所作而汉人附益。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对子贡作《越绝书》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对《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及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汉人附益说”。陈振孙说：“《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183]余嘉锡赞同陈振孙的说法，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到：“自来以《越绝》为子贡或子胥作者，固非其实，而如《提要》及徐氏（徐时栋）说，以为纯出于袁康、吴平之手者，亦非也。余以为战国时人所作之《越绝》，原系兵家之书，特其姓名不可考，于《汉志》不知属何家耳。要之，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书录解题》卷五云：‘《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斯言得之矣。”[184]
对于《越绝书》的成书年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考虑：
第一，《汉书·艺文志》没有《越绝书》的著录。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是今人研究先秦秦汉学术史的重要参考。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在刘向主持下校订宫廷内藏书，每一书已，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即对每一书皆撰写说明该书篇目、内容、源流以及整理经过的书录上奏朝廷。刘向卒后，其子刘歆奉旨接续工作，刘歆在其父基础之上，完成图书分类性的解题目录学著作《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则是直接继承了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的成果，“取其要，以备篇籍”，对《七略》进行删繁取要，著录了先秦、西汉时期所知的典籍。无论是《越绝书》，还是所谓《越绝》，《汉书·艺文志》都没有著录，若《越绝》或《越绝书》成书于战国或西汉时期，为何东汉以前的任何古籍均未有所记载？即使其他史籍不作记载，《汉书·艺文志》为何也不作著录？
第二，书分内外篇是西汉以后形成的传统。
《越绝书》在著述体例上分内外篇，这种内外篇的分法显示了这部书明显的时代特征，书分内外篇是西汉以后渐渐形成的传统，战国以前之书则不分内外篇形式。试举例论述。
先秦诸子著书，往往随作随传。除《吕氏春秋》等为一时集众之作外，其他子书最初多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作者随写随传，最初没有一个统一的定本，更无专著可言。各篇在流传过程中，则由其弟子或后人收拾编定成书，因此篇与篇之间往往分合不定，更没有明确的内篇、外篇的分别。
《吴越春秋》这种内外篇名的分法，出于战国之后，为汉代以后人所为。这种内外篇的编纂形式显现了《越绝书》的时代特征。
第三，《越绝书》当后于《吴越春秋》。
研究《越绝书》，当提及《吴越春秋》。《吴越春秋》作者为汉明帝至汉章帝时的会稽山阴人赵晔，赵晔曾做过县吏，但以身任差役为耻，弃职而逃，求学于《诗》学家杜抚，“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185]。杜抚死后，赵晔才还乡居住。《吴越春秋》记述春秋时吴、越史事，原书十二卷，隋以后亡佚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卷。该书久已残缺，难窥全豹，从现存内容和历代评介来看，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史籍，所载战国时期吴、越史事，多有详于《史记》之处，且文笔生动，但记述也存在错误和失实的内容。
对于《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之间的关系，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不同意见。如宋代黄震认为《越绝书》“大抵祖袭《吴越春秋》”[186]；与黄震的认识相反，明代陈垲在翻刻《越绝书》所附跋文中则认为：“赵晔《吴越春秋》，又因是书（《越绝书》）而为之。黄东发《日抄》以为《越绝》之出于《春秋》也，殆不然矣。”[187]钱培名也认为“赵晔《吴越春秋》之文，往往依傍《越绝》，可以互证”[188]。
而对于两书内容的优劣高下，古代学者也加以评判，一般都认为《吴越春秋》水准不及《越绝书》。如万历《绍兴府志·序志》认为，《吴越春秋》“文气卑弱，语多俳，又杂以谶纬怪诞之说，不及《越绝》远甚”。周中孚也认为《越绝书》“其文纵横曼衍，颇类《吴越春秋》，而博奥伟丽，赵长君所弗及也”[189]。
可以看出在两书的比较中，古代许多学者不仅倾向认为《吴越春秋》在文字与内容方面不及《越绝书》，甚至认为《吴越春秋》为依傍《越绝书》而作，但两书关系的实际情况，似乎并不如此。
对于两书体例的高下，似不妨作一简单比较。《吴越春秋》体例统一，结构谨严，其编纂方式以及作者的立场、思想，早被历代学者注意，即“内吴外越”[190]。现存十卷中，卷一至卷五为记载吴国之篇，用“内传”为题，卷六至卷十记述越国史事，则使用“外传”为题，如《勾践阴谋外传》，题目即含贬斥。记述越王勾践，行文中颇有揭露和讥刺，尊重吴国、贬抑越国的思想十分显然，这是本书作者个人的历史独见。
而《越绝书》内外经传的体例标准问题，则相对复杂得多。《越绝书·外传本事》云：“问曰：或经或传，或内或外，何谓？曰，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讬意。说之者见夫子删《诗》《书》，就经《易》亦知小艺之复重；又各辩士所述，不可断绝，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说着不专，故删定复重，以为中外篇。”[191]对于《越绝书》“经”“传”及“内”“外”之分别，据张宗祥考证：“以《吴越春秋》例之，阖闾、夫差并称《内传》，无余、勾践皆称《外传》，是内吴外越。以国分内外，义至明白。今此书如内越外诸国，则《荆平王内传》《吴内传》《内传陈成恒》不应有此称谓，如以为外传非一人所作，证以《外传记吴地传》《外传记地传》二篇，此例甚明。然其他《记范伯》《记吴王占梦》《记宝剑》等篇，即以为出一人之手，亦无不可。故此书‘经传内外’之称，实非确定之辞。”[192]恰如张宗祥所言，《越绝书》的内外经传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内容比较芜杂，编纂混乱，既袭用“内传”与“外传”的名目，却不解其意，吴、越两国都分别有内外，实属拙劣。
《吴越春秋》的作者是站在吴国立场上将书分内外篇，吴国为内，越国为外。《越绝书》则贬吴扬越，明显站在越国立场上，两书作者对吴越的感情倾向显然不同，《越绝书》的作者当是不满意于《吴越春秋》站在吴国的立场贬低越国，故作《越绝书》。《越绝书》的成书，当略晚于《吴越春秋》，作者必因不满于赵晔以越地之人而偏袒吴国，故撰写“欲以贬大吴，显弱越之功”[193]的《越绝书》。而该书内外混乱，给各篇胡乱加名目，显然不是出于后来的有计划有水准的整编，该书当是越地乡间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所编纂，不能与赵晔的学识相比拟。
在《越绝书》成书问题上，当属乔治忠先生的论述最为有力，乔先生通过对《篇叙外传记》隐语的解读，断定该书作者是袁康、吴平相继牵头的一个群体。乔先生说：“确切解读《越绝书·篇叙外传记》的隐语和文义，可辨明作者是袁康、吴平相继牵头的一个群体，成员为会稽当地怀有乡土情结的人士。吴平‘年加申酉，怀道而终’，透露出他乃卧病、逝世于汉安帝庚申、辛酉两年，此间编纂工作大体完成。其弟子继而于一二年间，撰成《篇叙外传记》，全书告竣。至此相关疑问皆可化解，其他不同说法不能成立。”[194]
因此，余嘉锡关于《越绝书》为战国时人所作，而汉人有所附益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