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史书体例

刘知几《史通·序例》篇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190]对于史例的研究和探讨，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围绕史书的体例问题，余嘉锡于史部诸多条辨证中，表达了自己看法。

（一）主张史体变通

余嘉锡强调不同性质史书，可采用不同史体。《平寇志》为彭孙贻所著，叙述明末清初镇压农民起义的经过。作者于崇祯驾崩之下，附载自己所作大行挽词八首。总目认为《平寇志》“体例未免芜杂，叙事亦不无重复参错。……又于帝崩之下，附所作大行挽词八首，殊非史例”[191]。对此，余嘉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要所指此书误处，大抵皆是也。惟谓其于帝崩之下附所作大行挽词为非史例，则尚有可商者。……夫此私史非国史，且杂史非正史也，固与新朝之臣奉命修史者不同。苟非节外生枝，无故阑入其所作，以露才扬己，则借韵语以代论赞，有何不可，恶得尽以史例绳之乎？”[192] 《总目》论史主张体例纯正，反对为例不纯，对于别史、杂史中与正常体例相乖迕的现象加以抨击。[193]余嘉锡与《总目》的认识恰好相反，余氏认为私史非国史，杂史非正史，与新朝奉命修史不同，借韵语代论赞，有何不可？恶得尽以史例绳之乎？文章之体，与时俱变，安有一成不易之例也？

即使是正史著述，余嘉锡也强调不能以同一体例标准来评判高下。李延寿《南史》《北史》为世家大族作家世类传，而不以朝代为限断，《总目》批评李延寿《北史》说：“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于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194]对于《北史》这种编纂特点，余嘉锡承认有其不足：“开卷方睹晋年，终幅忽逢隋代。苟不悉其世家，无由得其篇第。故论其检阅之不便，《提要》之说，吾无间然。”但从史法角度来看，余嘉锡则不同意《总目》的看法。刘知几论史，以李延寿《南史》《北史》归属于《史记》家。《史记》家以上下通达为体，则同在一书之中，自可随意分合，本无限断可言。余嘉锡也论道：“《史记》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者为‘世家’。……六朝之俗，以阀阅相高，一门之中，往往人人有传。国有废兴，而家无衰替，九世之卿族，何异嗣封之公侯。……（延寿）为一二高门作家传，使读之者于当时国家之兴亡，谱牒之世系，与夫文章、学术之渊源，士大夫、寒门之争竞，开卷可睹，一览无遗。拟之史迁，可谓貌异心同。夫法有因创，例有正变，王、谢、崔、卢既与南北朝相终始，则因事起例，以家传入国史，奚为而不可哉。”[195]对《南史》《北史》体例的评价，可谓议论纷纭。李延寿于高门大族采取了家族连续纪事的家传体例，后世史家多以《汉书》断代为史作典范，批评李延寿书失于限断，不合史例。不仅《总目》批评李延寿“乃独于一二高门，自乱其例……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王鸣盛也诋毁《南史》《北史》“不以各代为限断，而以各家为限断”，无异家乘[196]。赵翼《廿二史札记》也称：“南北史（《南史》《北史》）子孙附传之例，传一人而其子孙皆附传内，此《史记》世家例也。至列传则各因其人可传而传之，自不必及其后裔。……《南北史》则并其子孙之仕于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后。遂使一传之中，南朝则有仕于宋者，又有仕于齐、梁及陈者；北朝则有仕于魏者，又有仕于齐、周、隋者。”[197]与此相反，钱大昕则赞扬李延寿书列传按家世类叙，不以朝代为限断，“甚得《史记》合传之意，未可轻议其失”[198]。孙志祖也言：“史家列传之体与谱牒不同，其子孙功名不甚显著者，本可不载。或入士异代，尤不当附传，致乖限断之例。惟李延寿南北史（《南史》《北史》）本合数代为一史，故可牵连附传，使读者便于寻检，此又史例之变也。”[199]余嘉锡承刘知几、钱大昕、孙志祖等人之说，抓住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仍，世家大族繁盛的历史时代特点，将《南史》《北史》归之于《史记》家，以上下通达为体，摆脱史例断限的制约，赞扬李延寿为高门作家传，与司马迁可谓貌异心同。

（二）主张体例得当、完备

虽然余嘉锡强调不同性质史书，可采用不同史体，讲求史体变通，但不等于说任何内容都可以写进史书之中，余嘉锡讲求史体变通的同时，也要追求史例的得当。《总目》极力赞扬明代康海的《武功县志》：“王士祯谓其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石邦教称其义昭劝鉴，尤严而公，乡国之史，莫良于此；非溢美也。”[200]余嘉锡却引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证康海书体例之谬：“试思善骂无威仪，有何关系，而屑屑垂之书策，又不过寥寥数语耶。典史官卑，非大善恶，本不必载……叙事既类小说，且亦太欠明净……大抵明人多不知而作，有意新奇，破坏古法。”[201]余嘉锡主张体例得当，史书叙事当有所取舍，叙事既类小说，不当载之于史，不能“有意新奇，破坏古法”。

体例得当的另一层含义是体例须完备。对于一人同载《南史》《北史》者，《总目》谓李延寿“殆专意《北史》，无暇追删《南史》，以致有此误乎？”[202]余嘉锡论道：“《史记》于子贡，既列传于《仲尼弟子》中，又列其目于《货殖传》。《汉书》既有《夏侯胜传》，又列其目于《儒林传》。如仅据目录言之，是亦一人两传矣。若用《提要》之说，删并为一，使子贡不见于《仲尼弟子传》，夏侯胜不见于《儒林传》，可乎？延寿于刘昶等，既列传于《北史》，又附见于《南史》中，亦犹是《史》《汉》之旧法耳。读书当明体例，不可执一而论也。”[203]余嘉锡举《史记》子贡、《汉书》夏侯胜例，证刘昶、萧宝夤等当分立《南史》《北史》的合理性。《提要》谓当删并《南史》《北史》为一，则不知将于《南史》诸帝子传中没其姓名，抑并载其在北朝之事迹于《南史》之传中？按照《总目》的意见，若将一人同载《南史》《北史》者删并入《北史》，则《北史》记了不该记之事，是为体例失当；《南史》则该记之事没有记，是为体例不完备。

追求体例的完备，还要追求史书内部合理的组织结构，结构内部的各部分应各有所职，内容亦应该完整，不能有所缺略。《总目》评《新唐书》不载诏令云：“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纪，天下有是史体乎？”[204]余嘉锡反驳道：“本纪不载诏令，则爰自《史》《汉》以迄八书，从无此体。……礼乐征伐，赏罚号令，皆国之大事，必宣之以诏令，书之于简策。……《提要》谓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至一百三十卷，以太多不能尽登，故不如一例刊除，此又不明体例之言也。”[205] 《总目》言《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无法尽登本纪，余嘉锡则认为自《史记》《汉书》以来，从无本纪不载诏令之体，因此余嘉锡认为《新唐书》“本纪疏漏率略，斯为最下”，批评《总目》不明体例。如果史家修史不讲究史法，体例不完备，必影响到史书的内容和质量。

（三）体例当寓褒贬劝诫

对于姚思廉《陈书》载有姚察之传，《总目》认为：“察（姚察）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稽首新朝，历践华秩，而仍列传于《陈书》，揆以史例，失限断矣。”[206]余嘉锡认为南北八代唯魏与宋、梁享国稍久，其他皆国祚短促，为人臣者莫不身仕数朝。按当时习俗，“惟以其在某朝位望稍高、事功较著者，举以称其人。……唐修五史，限断之间，亦同斯意。诚以君若弈棋，人无定主，若必身卒某朝，方入某史，是必乘时佐命，功类萧、曹，变节求荣，迹符歆、朗，编诸列传，乃得其宜。……姓名虽编于新史，事迹并涉乎前朝。……而其当代之人物，又必依例以下移，将见《关东风俗》尽入《周书》，江左衣冠半归《隋史》，劝惩胥缺，文献无征。欲考胜国之兴亡，须检新朝之纪载。”[207]余嘉锡讥议《总目》之说不免以后世之见轻议古人。史学当具劝惩功能，而劝惩功能的有效实现，则须恰当的体例相配合。体例失当，则无法表达史学的劝诫功能。余嘉锡主张人臣在某朝位望稍高、事功较著，当入某朝之史，如若身卒某朝，方入某史，则是必将变节求荣之徒编诸新史列传。“劝惩胥缺，文献无征。欲考胜国之兴亡，须检新朝之纪载。”在余嘉锡看来，史例失当则劝惩无征，良好的史例不仅是历史编纂学要求，更是要通过适当的史例来实现史学的褒贬劝诫功能，以资后来借鉴。史书体例不仅仅是史书编纂的形式问题，也反映出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史书撰述目的。

（四）不同性质史书当内容互补

余嘉锡将史书流别大致分为三种，即国史、地方史、家史。“纪传编年，国史也。耆旧先贤传记，《隋志》所谓郡国书者，地方史也。家传世谱，家史也。”对于国史、地方史、家史的衍变，余嘉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东汉自明帝以后，官方组织本朝纪传体国史的纂修，章帝之后，著作之事则归于东观。官方所修正史，多着重于有关一朝兴衰治乱之大者，“其余非所急也，故官高者必见录，名微者不得书”。而郡国之书专述地方，恰恰可以补正史所不及，南北朝时期以门户用人，故而家传又盛行。隋唐之后世族陵替，家传亦衰，于是诸郡皆修图经，“合地理与郡国书而一之，所以上辅国史，下包家传者也”[208]。在此，余嘉锡分别阐述了国史、地方史与家史三类史书的不同功用，并强调不同性质史书之间的互补功用，以使历史记载更加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