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对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批评
民国以来，梁启超、胡适等推崇章学诚的史学与目录学，受此影响，牟润孙曾向柯劭忞请教“讲史学，是不是应当以章实斋之说为准绳”。柯劭忞却不以为然，认为章学诚很多地方都讲错了。[91]柯氏对章学诚的评价，尚属较为客气。更有学者对章学诚加以极为严厉乃至苛刻的批评，如牟润孙援引陈垣的说法，并论述道：
先师（陈垣）很少批评人，时常诵“不薄今人爱古人”这句诗。五四以后，梁任公、胡适都大捧章实斋，我曾问过先师“章实斋学问如何？”先生笑说“乡曲之士”！我当初不明白为什么说他是乡下人？后来看到章氏著《史籍考》，自称仿效朱彝尊著的《经义考》，却不知朱氏之书是仿自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所见不广，岂不是乡下人？先师时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我读了钱钟书的《谈艺录》，才知道六经皆史之说除袁枚持论与章氏类似之外，认为经即是史的，早于章实斋者，有七人之多，在钱钟书所举之外，我更找到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其中也有“史之与经，上古原无所分”的话。先师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其意或指章实斋。[92]
章太炎也批评章学诚道：“凡说古艺文者，不观会通，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为章学诚，下者为姚际恒，疑误后生多矣。”[93]柴德赓论及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也说：“说《旧唐志》无李杜韩柳诸家集并不错，以为这不是原书遗漏，一定是志有残缺，这是凭主观想象的。《旧唐志》抄自毋煚《古今书录》，《古今书录》止于开元，自然不会有李杜韩柳集，志序中本来说明白的了，他自己不注意看。他说校雠家应为《旧唐志》补艺文，这话也怪，《新唐书艺文志》不正是补作了这件工作了吗？”[94]与以上学者类似，余嘉锡对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也毫不客气的予以批评。
历来论者多认为余嘉锡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如黄震伟说：“（《目录学发微》）发挥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强调揭示学术源流为目录学的主要任务。书中各章节均按叙述要点分列数则，类旧时学术札记。每则先述己见，后举前贤论语加以佐证，史料丰富。”[95]廖璠《余嘉锡与章学诚目录学思想之比较研究》从六个方面着手，比较余嘉锡与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一致和差异，认为“余嘉锡不仅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章学诚的思想、观点，并创立了许多新的论点，丰富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96]。对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余嘉锡在某些方面确有所继承，如本章第一节中所提到的，两人皆主张类例划分当兼顾“部次甲乙”，又都主张目录类例的划分当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关于余嘉锡对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继承，除此之外，再举两例加以说明：
1.关于《汉书·艺文志》对《史记》的继承。
余嘉锡说：“叙录之体，源于书叙，刘向所作书录，体制略如列传，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抵相同。其先淮南王安作《离骚传叙》，已用此体矣。……吾人读书，未有不欲知其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之时代若何，所学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也。”[97]这显然是继承了章学诚的看法，如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六艺篇》中说：“读《六艺略》者，必参观于《儒林列传》，犹之读《诸子略》，必参观于《孟荀》《管晏》《申韩列传》也。……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艺文》虽始于班固，而司马迁之列传，实讨论之。观其叙述战国、秦、汉之间著述诸人之列传，未尝不于学术渊源，文词流别，反复而论次焉。刘向、刘歆盖知其意矣。故其校书诸叙论，既审定其篇次，又推论其生平，以书而言，谓之叙录可也。以人而言，谓之列传可也。史家存其部目于艺文，载其行事于列传，所以为详略互见之例也。”[98]
2.关于刘向校书之分职的认识。
章学诚《校雠通义·校雠条理篇》说：“《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于《诸子》之外。至四部而皆列子部。然列其书于子部可也，校书之人则不可与诸子同业也。必取专门名家，亦如太史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之例，乃可无弊。否则文学之士但求之于文字语言，而术业之误或有因而受其累者矣。”[99]余嘉锡也认为：“向、歆类例，分为六略，盖有二义：一则因校书之分职，一则酌篇卷之多寡也。所谓因校书之分职者，《七略》著录之书，虽只一万三千余卷，然一书有数本，则篇卷增多，如《荀子》仅三十二篇，而中书乃三百二十二篇，其多乃至十倍，则合各书复重之本，少亦当有四五万卷。一一为之删除定著，又须字字刊其讹谬，然后作为书录，自非一人之精力所能办，故向歆相继领校秘书，又谓之领主省。其下所置官署，谓之校秘书，又谓之校治。以后世之制明之，领校者，盖全书之总裁而兼总纂，而校治则分校官也。领校之下，又有任宏等三人分任一门，以为之辅，其职颇似后世之总校，皆各用其所长。任宏为步兵校尉，故校兵书；尹咸为太史令，故校数术；李柱国为侍医，故校方技。以向本儒者，此类或非其所长，而技术之书，非深通其学者不能校也。”[100]
但实际上，余嘉锡对章学诚的史学以及目录学，都极尽批评之能事。余嘉锡对章学诚讲史学颇不满，并“鄙薄郑樵、章学诚考证粗疏，甚轻易之”[101]。其《书章实斋遗书后》中说：“章实斋《文史通义》深思卓识，固有过人之处，所惜读书未博，故立言不能无失。”[102]又说，“然性既健忘，又自视太高，除创通大义数十条外，他皆非所措意，征文考献，辄所谬误。《文史通义》内篇，是其平生精力所注，又每一篇成，辄就正通人，相与商榷改定，故引证尚无大失。然考核不免粗疏，持论时近偏僻。外篇及文集，气矜弥甚，其失弥多，持较内篇，抑又不逮。”[103]又，章学诚认为唐仲友与朱子不和，因此元人修《宋史》不为仲友立传，章氏进而批评宋濂修《元史》不为仲友做补传。余嘉锡认为，章学诚“为仲友于元史中补传，其说至不可通，与儿童之见无以异”[104]，进而认为“章氏所论史法，虽或乖僻不情，然尚言之成理，未有如此节荒谬之甚者！真苏东坡所谓‘村学究饮白酒，吃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也。’如此而讲史法，不如不讲之为愈矣”[105]。余嘉锡不仅对章学诚讲史学有所批评，对其考证更深为讥讽：“实斋自命甚高，欲为方志开山之祖，史家不祧之宗，班、范而下，皆遭指摘，自谓‘卑论仲任，俯视子玄。’而乃不知李延寿为何人之子，唐明宗为何朝之帝，以演义为三国志，以长编为宋末书，荒疏至此，殊非意料所及者矣。其他纰缪之处，尚不可胜数。然或事理必待考证而后明，典故必须检寻而后得者，既非实斋之所长，吾固不欲苛责之矣。”[106]
不仅仅是史学，通览《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及《书章实斋遗书后》等可以发现，余嘉锡对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虽多有继承，但实际上也是批评多于褒扬。今依余氏著作，参以章学诚之《校雠通义》，试比较章学诚、余嘉锡二者目录学思想之异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