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历史考据的取信准则
（一）同时代人之著述，相对可信
如《东林点将录》作者为王绍徽，但有人云为阮大铖所作。余嘉锡见该书四种版本，皆明末人所传抄。“假使是录果出大铖之手，岂肯听其张冠李戴，不为揭发之理。”又通过大量引证证明该书为王绍徽所作，余氏云：“至于作者，凡有数说，而要以谓为王绍徽撰者为最多，大抵出自明末启祯间人之口，深可保信。”[32]又“桓谭、王充均谓向（刘向）好《左氏》，至妇女皆读诵呻吟之。桓谭既与向为同时人，记其所亲见，王充亦去向时代未远，其说皆最可据依”[33]。
（二）时代相近，去古未远，相对可信
如对于先秦书籍之真伪，余嘉锡认为：“惟汉人多见古书，知其授受源流，或能加以别白，犹不能必其无误。至于后世，去古已远，有必不可得而详者矣。”[34]又《灵枢经》提要，引李濂《医史》所载吕复《群经古方论》曰：“或谓王冰以《九灵》更名为《灵枢》，又谓《九灵》尤详于针，故皇甫谧名之为《针经》。苟一经而二名，不应《唐志》别出《针经》十二卷。”余嘉锡认为：“夫皇甫谧以《针经》《素问》为《内经》，王冰以《素问》《灵枢》为《内经》，《针经》《灵枢》，卷数相合，盖一书而二名耳。谧去古未远，其言当有所受之。”[35]又《刘子》一书，陈振孙《书录解题》、晁公武《读书志》俱作北齐刘昼撰，《宋史·艺文志》亦作刘昼，而《总目》则认为该书应是贞观以后人所作。唐张
《朝野佥载》云：“《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所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窃取其名，人莫知也。”余嘉锡认为：“《朝野佥载》为唐张
所著，
高宗调露时进士，博学有才，且去北齐未远，其言必有所本，自足取信。”[36]
（三）后出者相对不可信
如刘知几《史通》批评官修《晋书》不为刘遗民立传。余嘉锡征引《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高僧传》《广弘明集》诸书证刘遗民之生平始末，尚可考见。余氏以上所引，皆唐代以前之书，“知其人名遗民，字遗民，别无其他名字”。但宋代陈舜俞《庐山记》卷三有《十八贤传》，其《刘遗民传》乃云：“刘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义熙间公卿复辟之，皆不应。后易名遗民。”又有《莲社高贤传》，乃宋沙门怀悟就陈舜俞本所重修，其《刘程之传》云：“刘裕以其不屈，乃旌其号曰遗民。”但陈舜俞的说法却不著所出。余嘉锡认为：“使遗民果本名程之，不容檀道鸾、释慧皎，以至陆德明、释道宜皆不之知，直待北宋之人始知之。明为后来僧徒所傅会，绝不可信。”[37]
（四）不得据后人之本轻议前人之说
后出者相对不可信，断不可据后人之本轻议前人之说。
如《旧唐书》《新唐书》皆言唐高宗年间始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钱大昕承此说，认为李百药于贞观初修《北齐书》之时，“世”字并不回避，同样《梁》《陈》《周书》皆不回避“世祖”“世宗”字。然余嘉锡引刘知几《史通》云：“北齐国史，皆称诸帝庙号。及李氏撰《齐书》，其庙号有犯时讳者（自注云：谓有‘世’字，犯太宗文皇帝讳也。），即称谥焉。”又引阎若璩《潜邱札记》云：“吾邑晋祠有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御制碑，碑阴载当日从行诸臣姓名，已去却‘世’字，单称
。是唐太宗在日已如此，不待永徽初也。”依照刘知几《史通》及阎若璩所引之贞观御制碑，贞观年间已避讳“世”字，故新旧《唐书》未可全据，钱大昕之言亦非。“即如百药原书十八篇，仍称世宗、世祖，不作文襄、成武，与《史通》之言不合，此明是后来所改，不得据今日传刻之本以疑知几所见之原稿也。”[38]又关于姚思廉《陈书》的成书，《史通》谓“贞观初，思廉奉诏，撰成二史。弥历九载，方始毕功”。曾巩则认为“武德五年，思廉受诏为《陈书》。贞观三年，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总目》则据曾巩之言，认为姚思廉编辑之功固不止九载。余嘉锡对《总目》这种据曾巩之说驳刘知几的做法提出批评，余氏认为：“巩序既不注出典，《提要》又不引《唐会要》，则据宋人之言，恶可以驳《史通》哉。”[39]又《帝王经世图谱》提要云唐仲友守台州时，与朱熹相忤，为朱熹所论罢。《总目》引周密《齐东野语》所载《唐朱交奏始末》一条，极力为唐仲友平反，谓朱熹之劾仲友，乃为陈亮所诬构也。然宋吴子良《林下偶谈》关于此事之记载，所记与周密颇不同。余嘉锡认为：“子良所记，既与周密传闻异辞，密后于子良数十年，《提要》果何所据而信其所言皆实录乎？”《总目》亦引朱右《白云稿》有题宋濂所作仲友补传，证唐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与朱子相轧，盖以陈亮之诬构。余嘉锡引朱熹《晦菴文集》卷十八十九按唐仲友六状之第一、第四状，又引陆九渊《象山文集》卷七《与陈倅书》，证唐仲友同时为朱、陆所痛恶。陆九渊虽与朱熹讲学不协，而其论朱、唐之事，则是出于人心是非之公。“《提要》乃据朱右一人之单词，称其立身自有本末，夫朱、陆两大儒之不信，而信朱右乎？同时之人之不信，而信数百年以后之人乎？”[40]
（五）传闻之言，未可轻信
刘知几曾言：“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41]对于传闻之言，不能轻易信之，否则会“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姚士粦《见只编》曰：“王沂阳先生家多藏书，所萃《丘陵学山》中，有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云皆出其手也。”余嘉锡认为：“‘云’之为言，谓得之传闻云耳，未可便信为事实。”[42]又《礼书》提要考作者陈祥道之事迹，引李廌《师友谈记》。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陈祥道仕履与李廌所叙颇多不合。余嘉锡认为，“祥道之仕履，《长编》载之颇详，李廌著书，得自传闻，年月事迹，无不舛误，《提要》亦未能博考也。”[43]
（六）臆断之言，不可深信
“以意推之，无确证也。”[44]与《总目》观点相同，余嘉锡也认为臆断之说不可用于考据。章学诚《校雠通义》云《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其中十三篇为经，其余当是法度名数，不尽通于议论文辞，故编次于中下，而后世亡逸。余嘉锡批评章学诚：“谓中下二卷为法度名数，不尽通于议论，则仍失之臆断而未详考也。……盖臆断之说，其实不然。”[45]
虽然《总目》也批评臆造之说与臆断之词，但馆臣在论证中也常常流于臆断。如《总目》认为郑樵作《通志》时谓《崇文总目》文繁无用，遂于绍兴中从而去《崇文总目》之序释。《总目》此说，本自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崇文总目跋》。“然此特朱氏意度之词，《提要》纵信其不谬，亦当引朱氏之文，以明其说之所由来，乃遽矜为创获，言之凿凿，竟归其狱于郑樵，而不知其说之未可遽信也。”[46]
（七）诬造之词，不足征信
梁启超云：“其普通公认之史料又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47]诬造之词，不可以作为考据的取证，实无异议。如《传灯录》载杨衒之与达摩语，自称弟子，归心三宝有年，智慧昏蒙，尚迷真理云云。对于《传灯录》的记载，余嘉锡认为“此盖僧徒造作诬词，以复其非毁佛法之雠，犹之谓韩文公屡参大颠耳，不足信也。”[48]
（八）存疑之说，不可据以立论
在考据学家看来，遇到没有证据材料加以证明的问题时，当以“存疑”的方式处理，如果以存疑之说作为立论的基础，则得出的结论“未必然也”。《总目》据宋代范处义、王应麟等之说谓刘向“本学《鲁诗》”，余嘉锡云：“然范、王两氏均谓向说盖本《鲁诗》。盖者，疑之之词，未可便据为定论，故先儒从之者固多，疑之者亦不乏。”又云：“乃欲于数千载之后举史传所不载、昔人所未言，用揣测之词，想当然之说，谓其祖学《鲁诗》，其后世子孙亦必学《鲁诗》，恐非所谓实事求是者也。故曰谓向为学《鲁诗》者，未必然也。”[49]
（九）伪作之书不足据
在传统考据学讲究征实的学术规范下，伪作之书不可引以为据。如《邓析子》提要引《列子·力命篇》之说，余嘉锡认为，“《列子》乃晋人伪作，非古书，其说恐不足据也。”[50]又张揖《上广雅表》引《春秋元命包》之说，证周公著《尔雅》一篇。余嘉锡言：“至于《春秋元命包》者，本为谶纬之书，后汉张衡，已称其为成、哀之世虚伪之徒所作，以要世取资者，则其所记圣门弟子之言，又未必尽实也。稚让即据此以证《尔雅》远在孔子之前而为周公之书，亦不经之甚矣。及乎陆元朗，不考其实，附会其说，称周公所著者即《释诂》一篇，则尤为谬失。……今《提要》援引稚让、元朗之说，均不辨其是否，诚无以祛惑解疑，故特表而出之。”[51]
（十）孤证不立
孤证不立是考据学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乾嘉学派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总目》作者在考辨群书时，也谨慎恪守此一原则。[52]近人对此也多有论述，如梁启超云：“孤证不足以成说，非荟萃而比观不可。”[53]傅斯年也曾说：“史学家应该最忌孤证，因为某个孤证若是来源有问题，岂不是全套议论都入了东洋大海了吗？”[54]余嘉锡在考辨《四库群书总目》时，也秉承此论证规范。
关于《释名》作者东汉刘熙生平仕履，洪亮吉以为其曾任安南太守。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录》卷一云：“《释名》旧本题安南太守刘熙撰，考据家并云汉无安南郡。余考《晋书·循吏传》，鲁芝当魏时，行安南太守，又《吴志·薛综传》，避地交州，从刘熙学。安南郡正属交州，则《正义》所言不误。”余嘉锡认为：“洪氏之说，似为有据，然徧考诸书，如《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唐、宋类书之叙地理者，均不云后汉有安南郡。《晋书·循吏传》虽有鲁芝行安南太守之语，单文孤证，难可依据。”[55]又如，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篇》载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曰此为吴均语，宋代晁公武据段成式所载庾信事，亦言《西京杂记》为吴均依托。《总目》认为：“庾信指为吴均，别无他证。段成式所叙信语，亦未见于他书。流传既久，未可遽更。”余嘉锡引南朝梁殷芸《小说》，其中有引《西京杂记》者四条，而殷芸与吴均二人仕同朝，不应不相识。如果《西京杂记》果出于吴均之手，殷芸岂有不知之理？“何至遽信为古书，从而采入其著作中乎？是则段成式所叙庾信之语，固已不攻自破。”况且《酉阳杂俎·广动植篇》采《西京杂记》一条，仍称为葛稚川，是庾信之说，段成式已自不信，“奈何后人遽执此单文孤证，信以为实哉”[56]。
（十一）家人之言，不可尽信
刘知几云：“谱牒之书……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57]明代王世贞认为：“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58] 《总目》则认为子孙之词，未可据为征信。[59]梁启超也说：“私家之行状、家传、墓文等类，旧史家认为极重要之史料，吾侪亦未尝不识之。虽然，其价值不宜夸张太过。”[60]
对于家人之言或家人之史，余嘉锡认为不可深信。如考证《中说》作者王通生平，余嘉锡引王通之弟王绩《东皋子集》，言王通弟子相趋成市，门人常以百数，号称王孔子。余氏将王绩之言与其他书记载相互发明，认为“王绩之言亦属夸诞，未可深信；而王通之实有其人，则固可确然无疑也”[61]。
家史虽然往往流于自夸，但对于家史中的记载，如果能够确证其可靠性，则也完全可以作为引证的凭据。如余嘉锡考证《随隐漫录》作者陈世崇之生平，引用妻家《临川陈氏族谱》谱前元至大二年旴江周端礼所撰《故宫讲陈公随隐先生行状》，并将《行状》所叙陈世崇之事迹，与《随隐漫录》及《四库提要》所考相对照，知该《行状》确出于元人之笔，“非其子孙所附会”。[62]因此该《行状》可以作为考证陈世崇事迹的可靠证据。
尽管家史容易流于“溢真”，但与后世之议论相较，余嘉锡仍认为当时人之言相对更有可信度。“夫人自言其家庭之事，已非外人所能置喙，况生千余年后，据其所知，以疑所未知，而以彼所自言者为不足信，不亦大可笑乎！”[63]
（十二）亲近人所言，不可尽信
与“家人之言，不可尽信”同样，亲近人所言，往往虚美隐恶。如封演《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云：“河朔之州魏为大，魏之招提开元为大。宝应初岁，王师北伐，寺门夷荡，鞠为灰烬。洎相国田公之在魏也，勤四封之人而抚之，阅三军之实而补之。谂于僧曰，彼道场胜地，而缔构不备，岂吾心哉。”以年月官职考之，知封演此碑为田承嗣作也。余嘉锡云：“承嗣之为人，乱臣贼子也，而碑称其惠诚智慈，四者咸备，贡谀惟恐不至，盖演此时，已入承嗣幕府矣。”[64]田承嗣为人狡黠无常，割据魏博，深为余嘉锡所鄙，但此碑盛赞其“惠诚智慈”，实则封演此时已入田承嗣幕府，阿谀奉承之言，岂可相信。
（十三）标榜品题之言，不可尽据为事实
文人标榜，名士品题，不可尽据以考证。如余嘉锡批评《总目》引刘勰《文心雕龙》以资考证。《扬子云集》提要考据扬雄所撰诸箴云：“考《汉书·胡广传》，称雄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则汉世止二十八篇[65]；刘勰《文心雕龙》称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则又亡其三，不应其后复出。”《总目》引刘勰之文，认为梁代时扬雄之箴又亡其三，余嘉锡认为刘勰之说不可据信。“刘勰著书，意在评文，不甚留心考证，观其命笔遣辞，平铺直叙，意谓扬雄所作只《二十五官箴》，而忘其尚有《十二州箴》，非亡佚之余仅存此数也。此盖行文时惟凭记忆，未暇检书，失之不详审耳。文士之文，岂可尽据以考古。”[66]
又魏收《魏书》将崔绰立传首，卢斐则投诉认为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首云云。魏收则云崔绰虽无位，但道义可嘉，高允曾为其作赞，称有道德。《总目》承魏收之说，“绰以卑秩，见重于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余嘉锡则认为：“高允所赞者凡三十四人，固未尝人人有专传也。文人标榜，名士品题，虽为一时之美谈，岂便千秋之信史。……夫赋诗断章，引以为重，犹且不可，况仅据赞词，便立专传乎？”[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