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论
余嘉锡的学术研究，在民国时期的学术背景下，至少反映了如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考据学的继承发展
清代以来，湖南学术大抵以理学为主，以通经致用为要务，而疏于小学。“乾嘉之际，汉学之盛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道光间，邵阳魏氏治今文学，承其流者有湘潭、长沙二王氏，善化皮氏；皮氏尤为卓绝。然今文学家，不曾由小学入。”[1]清代汉学之盛，最初主要以江南地区为主，道咸以后，湖南学者如魏源、王闿运、皮锡瑞等人，所习又多在今文经学方面。故自清以来，湖南学风由宋学而今文经学，治朴学者甚少。到了王先谦、叶德辉之时，开始专注于考据校勘、版本目录、文字训诂之学，形成了晚清以来湖南考据学的新传统。余嘉锡、杨树达等学者走上以文字训诂、考据校勘为主的学术道路，当属这种湖南考据学风气的延续。余嘉锡最初问学的起点是家学，少小时期便在父亲教导下熟读五经、四史，做《孔子弟子年表》《吴越春秋注》，并以《四库全书总目》和《书目答问》等目录学书籍作为治学的门径。可以说，余嘉锡等学者的努力，代表了民国时期湖南考据学的最高成就。
余嘉锡治学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代学者多有佳评，如陈垣评价余嘉锡说：“（余嘉锡）博览群籍，为文则取精用宏，非清代目录学家之专治版本、校勘者所能及。”[2]黄侃则评价余嘉锡与杨树达说：“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杨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3] 1948年，余嘉锡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继承清代考据学传统并以此为治学根本，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公认。
余嘉锡治学，讲究学必立本，治之有序，择之有道。余嘉锡谈治学，认为“盖未有不致力乎本，而能成其学问者也”[4]。“不通小学不足以治经，不明制度不足以治史。根柢之中，又有根柢焉。学不穷根柢，而但求其枝叶。譬之未知叔重何所道，钱、段何所明，而读甲骨文；班、范之书，荀、袁之纪未能通晓，而考金石刻；其于学也，庸有当乎？[5]”余嘉锡治学，讲究穷原竟委，学有根柢，先因后创，继承发展了传统的乾嘉考据学。余氏治学亦主张博览贯通基础上的专而致精，其曾在演讲中要求辅仁大学学生要博览群书，“治学问贵博览，欲通一书，须通群书。无论研究何门学问，均应在本门之外备应有之常识。即看一部小说亦不易，倘若不知当时风俗制度，必不能完全了解其内容。清人为通经学而治小学，以碑版证历史。现在目的与前不同，余以为应利用小学通经学，以历史证碑版。总之，希望同学于专门书之外，多旁及他书”[6]。余嘉锡读书博览，自称“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7]。主张多“读已见书”，对时人专以读未见书相标榜者，深不以为然，认为专以读奇书相夸耀，而对普通常见书却不读不知，是“舍本逐末，无根之学”[8]。对于当时那些有本不依或学无根本者，都给予批评。
二、折中于汉宋的学术风气
嘉庆道光以后，考据学的弊端开始逐渐显现。晚清时期的陈澧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今时学术之弊：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求新义，与先儒异，且与近儒异；著书太繁，夸多斗靡；墨守，好诋宋儒，不读宋儒书；说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叠木架屋。”[9]因此，嘉庆道光朝以降，理学思想又逐渐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迹象，许多擅长考据的学者开始注重宋学，以宋学加强“身心伦理”方面的休养。如段玉裁说：“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因此段玉裁认为只治汉学而忽视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10]。汪喜孙也说：“汉、宋之学可不必分，通经与力行更不必别，安有学周公、孔子之道而行与言违，又安有读程子、朱子之书可束书不观者！”[11]及至民国，许多从传统学术熏陶下走出的学者，尽管仍以考据立足，但却不忽视宋学的研究。
最著名者莫过于陈寅恪，陈氏曾有精彩论断：“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12]王国维也推崇宋代学术，如其评价近代金石之说时便曾说：“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13]再如杨树达，杨氏著《周易古义》，于该书自序中云：“余自十七八始治《易》，颇不然汉儒象数之说，而独喜宋程子书，以为博大精深，切于人事，与孔子系《易》之义为近。私谓今所传汉儒之说，殆一家之学，非其全也。”[14]故杨树达《周易古义》也体现了融合汉学与宋学的特征。
余嘉锡也同样重视宋人的学术，如前文所述，余嘉锡对宋明理学多有回护，对《总目》以及民国学者对宋代理学的批评，多进行反击，并强调宋学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同时，史学也是宋代学术的重要领域，故余嘉锡对宋代的史家也不吝溢美之词。如余嘉锡曾说：“清儒经学小学自辟蹊径，远过唐、宋，其他一切考证，则无不开自宋人，特治之益精耳。至于史学，不逮宋人远甚。乾嘉诸儒，鄙夷宋学，窃不谓然。”[15] “宋人史学较胜清儒。”[16] “清儒考证虽精，然其史学，岂能驾温公而上之乎？”[17]可以看出，余嘉锡推崇宋人的史学研究，并认为清儒虽然考证精良，但史学却远不及司马光，清儒史学不如宋儒之处，当是清代学者没有写出类似司马光《资治通鉴》这种具有历史宏通眼光的巨著，而只是流于考证却缺少必要的综合。清代虽然经学、史学考据极盛，但其精神内涵却相对匮乏，不如宋儒之学术更具一种文化蕴意。
余嘉锡做学问能够发扬考据学的实证学风，而安身立命则采取宋学家的态度。余嘉锡虽然以考据学名家，却极力维护着传统的中国独特的宋明理学思想，走了一条折中于汉宋之间的学术道路。
三、传统学术近代化的努力
在余嘉锡学术研究，其《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等书中，多强调知人论世，强调不可以后世之见轻议古人。清末及至民国，西方目录学理论被引入中国后，使民国时期的目录学流派纷呈。在此学术背景下，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对中国传统目录学进行系统性、理论性的总结，借以维系传统目录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存在价值。余嘉锡的《古书通例》，是在地下文献没有大量出土之前，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对中国上古时期古书体例的一次系统性总结，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强烈肯定。
余嘉锡的治学重心在历史文献考据学而不是理学，但余氏却对宋明理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回护之心，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加速更新的历史环境之中，余嘉锡所认同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而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体系。余嘉锡对传统的回护，带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
中国传统学术讲求通经明道，但随着晚清民国以来经学体系的解体坍塌，经学失去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价值，显然“通经”已经无法再去“致用”。随着史学取代经学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中心，在余嘉锡的学术研究中，则通过“治史”以求“致用”。如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在涉及史事考辨，尤其是易代之际的人物考辨之时，余嘉锡通过贬奸佞、赞忠良的方式，在涉及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时，则通过对华夷之辨的论述，来阐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念。余嘉锡在追求史学求真的同时，在历史研究中则寄托着学者所能做的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体现出了在国家内忧外患尤其是在日伪的统治形势之下，学者通过学术研究体现出来的文化致用。但由于余嘉锡史学家而非经学家的身份，故其本人不必特意构建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也罕作更为宏观的文化分析。
余嘉锡治学从传统目录学着手，讲求治之有序，专而致精，博览基础上的约取。他的学术研究，立足于对传统历史考据学的继承，又吸收近代以来的新材料与新方法，与新旧学术皆有深刻牵连而又有所区别。另外，余嘉锡治学追求知人论世，要多有回护古人之心；讲求汉宋学术兼采，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在近代的继承。总而言之，余嘉锡的学术成果，无论《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抑或《四库提要辨证》等，都体现了他为使中国传统学术，能在近代学术体系中占得一席地位而作出的努力。
[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156页。
[2]陈垣：《余嘉锡文史论集·序》，《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2页。
[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4]余嘉锡：《积微居小学金石文字论丛序》，《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540页。
[5]余嘉锡：《积微居小学金石文字论丛序》，《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540页。
[6]《国文学系语言文字学会概况》，《辅仁生活》，第1期，1939年11月15日。转引自孙邦华《身等国宝 志存辅仁——陈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0—241页。
[7]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663页。
[8]陈垣：《余嘉锡文史论集·序》，第2页，《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
[9]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载《岭南学报》第2卷（2），1931年，第175页。
[10]陈寿祺：《左文海集》卷四，清道光年间刊本，第50页。
[11]汪喜孙：《与任阶平先生书》，见《从政录》卷一，江都汪氏丛书，上海：中国书店，1925年。
[12]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13]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14]杨树达：《周易古义自序》，《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5—266页。
[15]余嘉锡：《古书通例》，《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3—164页。
[16]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36页。
[17]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38页。